一篇辯駁現今大成拳門人的文章

januaryhunter

在由北體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意拳拳學》中的“王薌齋生平及大事記”裏，其編者王玉芳公然編造謊言，聲稱“1913年王薌齋聘師兄李奎元之弟子孫福全去陸軍武技教練所任該所教練。”又稱“1928年，在錢硯堂為王薌齋來上海舉辦的歡迎會上，師兄錢硯堂請孫、王表演拳術，王薌齋坐在一旁含笑不語，弟子趙道新站起來說道：‘我來陪孫師兄玩玩吧。’二人搭手瞬間，孫福全年老不支”。這兩條奇聞曾出現在1993年第四期的《精武》雜誌上，由王選傑的弟子胥榮東編寫的“王薌齋傳略”中（又據胥榮東稱，此說源自1986年於永年等編寫的王薌齋傳略，並刊載在1989年《站樁》一書中）對此，北京孫氏太極拳研究會早在1994年第三期的《中華武術》上就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對方至今拿不出任何證據。但是意拳（大成拳）的一些門人，本著謊話說上10遍，就可以以假充真的心理，在《意拳拳學》中再次重複這兩條謊言，其行徑實在是齷齪可鄙。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其謊言進行進一步的評析。

孫祿堂先生從來未去過陸軍武技教練所任教

證一：在1929年由江蘇省教育廳審定的《江蘇省國術館年刊》中有“本館現任職教員履歷一覽“，在孫福全先生的履歷檔案中有孫先生自前清府直至當時的所有履歷。其中根本就沒有去陸軍武技教練所任教的經歷。因此，所謂孫先生受王薌齋之聘去陸軍武技教練所任教練之說與孫先生當年的檔案資料不符，純屬無稽之談。

證二：在1935年2月17日由天津“道德武學社”出版的《國術週刊》創刊號中有龔劍堂（號勉學齋主，生於1894年，時任海京洋行機械工程師）撰寫的“拳家自述習武經過”一文，內中記載：“民四年（1915年）春，孫師在京第一班，既餘等開端，以前不教亦不收門人。余斯時得見郝恩光、尚雲祥、程海亭、靳振起于孫師家中。”因此，孫祿堂先生1915年春在北京才開始有教拳活動，並且是在家中施教。這份史料明確記載了孫先生在1915年以前在北京既不公開教拳，也不收門人。怎麼可能會有1913年到陸軍武技教練所去受聘教拳的事呢？由當年《國術週刊》上的這篇文述也證明了所謂孫先生受王薌齋之聘去陸軍武技教練所任教練之說與史實相悖，純屬無稽之談。

證三：孫先生的女兒，今年已經88周歲的孫劍雲女士也說：“先父從沒去過什麼陸軍武技教練所任過什麼教。先父那時也不認識王薌齋。先父知道王薌齋是1925年前後，那時我已經10多歲了，清楚的記得當時有人詢問先父‘是否認識王薌齋？並問及王薌齋是否是郭雲深先生的弟子？’先父說他不認識這個王薌齋，也沒聽說過郭先生有這麼個徒弟。以後，先父還曾專門囑咐過我們：‘有個王薌齋自稱是郭雲深先生的徒弟，我沒聽說過，老宋先生（宋世榮筆者注）也沒聽說過，我們不認。’所以，先父與王薌齋一直沒有來往”

綜上，無論是根據文獻史料，還是根據當事人的記述與回憶，都以確鑿的史實證明了所謂孫先生受王薌齋之聘去陸軍武技教練所任教練之說純屬無稽之談。

王薌齋當過陸軍武技教練所的教務長嗎？

20世紀80年代以來，意拳（大成拳）的一些門人不斷在其書中及刊物上稱王薌齋在1913年當過陸軍武技教練所的教務長。但是根據筆者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反復核查，第一，陸軍武技教練所並非成立於1913年。第二，在陸軍武技教練所的歷屆教職員名錄中根本就沒有王薌齋、王尼寶或王宇僧這些王薌齋曾用過的名字。請問意拳（大成拳）門人你們所稱王薌齋當過陸軍武技教練所的教務長的史料證據何在？如果你們沒有確鑿的證據，此說如何能夠成立？！

所謂1928年在上海趙道新當著錢硯堂等人的面使孫先生年邁不支之說純屬是王薌齋及其後人捏造的謊言。

證一：孫劍雲女士說：“1928年，先父與錢硯堂先生在上海根本就沒有見過面。其實，先父在南方初次與錢硯堂見面還是一件在當時上海武術界頗有影響的事，見面的時間是在民國19年（1930年）冬，當時上海武術界給先父過七十歲生日。地點是在上海四馬路會賓樓。由於先父來南方後一直未曾與錢硯堂聯繫過，更沒有與錢硯堂見過面。所以，先父過生日也沒有給錢硯堂發請貼。但是當祝壽開始時，門外忽然報錢硯堂先生到，先父於是帶著眾弟子迎接錢硯堂先生，見面既給錢硯堂施大禮。錢硯堂一邊還禮一邊說：‘早就得知您到南方，一直沒有機會登門拜訪。這麼多年沒見面，您還是那麼硬朗。我這回可是冒昧前來啊？’先父回過頭來對我們說：‘這位錢先生是郭雲深太老師的弟子，你們得叫師爺。’我們一看這錢師爺也就是40多歲，比先父的年紀小多了。當年上海武術界的老人每每提及此事都對先父尊重師道的行為讚賞不已。先父自南下以來直到1930年冬都不曾與錢硯堂見過面，因此又談何在1928年去上海參加錢硯堂召集的為王薌齋舉行的歡迎會呢？更何況先父一向鄙視王薌齋一些做法，根本不承認王薌齋是郭雲深先生的弟子，退一步講就算知道有這麼個歡迎會，也不會去參加的。所以，王薌齋的門人稱1928年在這個由錢硯堂邀請的歡迎會上趙道新使先父年邁不支就更是無稽之談了。”孫先生在南方時，孫劍雲女士亦在孫先生身邊，所以，孫劍雲女士可以說是直接的人證。此外，還有上海一些武術界老人的敍述，因其內容與孫劍雲女士的說法基本一致，故不贅述。

證二：據1934年8月“國術統一月刊”上“孫祿堂先生傳”記載：“先生道德極高，與人較藝未嘗負。”該傳的作者是晚清翰林，負責清史館篡修的陳微明。陳微明自1925年南下上海創辦“致柔拳社”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始終沒有離開上海。對上海武術界發生的事情頗為熟知。因此，無論陳微明從以往自身的功名上（晚清翰林、清史館篡修），還是從自己在上海武術界現實的影響上，陳微明都沒有必要更沒有可能為孫先生明目張膽的說假話。因此陳微明當年的記述是可信的。所以，根據當時文獻史料上的記載，當年孫祿堂先生是與人較藝未嘗負。而根本不存在什麼“年老不支”之說。

證三：再看看趙道新的同門師兄姜容樵是如何記述的！趙道新的同門師兄姜容樵在其1932年（此時孫先生已返回北方）寫成的《當代武俠奇人傳（又名近五十年國術家掌故）》的第七卷第11頁上記載：“孫祿堂不僅八卦掌入了化境，為同輩人所望塵莫及，就是五行十二形也是各盡其妙。……同輩師兄弟中就屬他年紀大，也就算他的能耐出類拔萃。所以無形中也就推他為斌字輩之魁首。他的技藝無一不精，刀槍劍戟都比別人來得高妙。所以當時南北馳名，差不多壓倒那些老前輩。人家就送他一個綽號，叫做萬能手，也真稱得起是蓋世英豪。”姜容樵1928年在上海創立尚武進德會，在當時的上海武術界頗有影響。而1928年時趙道新與王薌齋等來到上海，當時也在上海的姜容樵對他的師弟的活動不會不知道。然而按照姜容樵的記載，孫祿堂先生的功夫不僅是令同輩人望塵莫及的，而且當時被公認為是蓋世英豪。這同輩人中自然也包括趙道新。也就是說按照趙道新的同門師兄姜容樵的評價：孫先生當年的功夫是令趙道新等望塵莫及的。姜容樵看在他的老師張兆東的份上，無論如何也不會在書中抬孫貶趙。因此按照趙道新的師兄姜容樵的記載，同樣得出所謂趙道新使孫福全年老不支之說與史實真相相悖，純屬是一些人捏造的謊言。

證四：當年趙道新的技擊實力如何？可從他參賽的成績上得到最直接的體現。趙道新曾參加1929年底的浙省國術遊藝大會和上海國術大賽。這兩次國術大賽都是採取雙敗淘汰制。即第一次失敗後，並不馬上被淘汰，而是進入負者組中再進行比賽，若再次失敗，才被淘汰，因此這兩次比賽的成績還是比較能夠客觀的反映拳手的實力的。趙道新在浙省國術遊藝大會上經朱國祿看在張兆東的面子上不戰自退（見《申報》1929年11月26日“國術比試第四、五兩日“之報導），才使趙道新勉強最終獲得第十三名（見《申報》1929年11月29日”浙省國術大會閉幕“及1930年4月出版的《浙省國術遊藝大會集刊》）。至於趙道新在上海國術大賽的成績就更差，比賽只進行到一半時就遭淘汰（見《申報》1929年12月31日的報導），根本就沒有取得名次。而孫先生的弟子學生在這兩次比賽中的成績比趙道新突出得多。如浙省國術遊藝大會最優等前6名中，孫先生的入室弟子占了3位，學生則占了5位。如胡鳳山、曹宴海、馬承智等（見《申報》1929年11月29日及《浙省國術遊藝大會集刊》）。在上海國術大賽上，孫先生的學生弟子包攬了前三名，既曹宴海、馬承智、張熙堂，實力稍弱一點的袁偉也取得第8名的成績（見1930年1月7日《申報》）。因此，當年孫先生的許多弟子的技擊實力遠在趙道新之上。而按照當時武術界的公論，孫先生所有的學生弟子的技擊實力與孫先生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如山東國術館的教務長田振峰在其《求是》月刊“蓋棺論定”一文中就以孫先生的學生弟子們的功夫都遠不及孫先生，來抨擊孫先生的教學）。因此，根據當年的比賽戰績，也充分地反映出趙道新當年還不具備使孫先生年邁不支的實力。所以，當筆者就意拳（大成拳）捏造的這個“故事”，向當年曾生活在滬甯杭的一些老拳家諮詢的時候，老人們都覺得這個“故事”荒誕不經，不值一駁。

此外，意拳（大成拳）的一些人所以要捏造這個“故事”，無非是借此抬高王薌齋及其教學效果，可是1933年趙道新在給吳翼輝刻的圖章上表示，他5年來在拳術上一無所獲。也就是自1928年跟從王薌齋以來沒有什麼收穫。以致趙道新晚年根本不承認他是王薌齋的弟子。因此，你們花這麼大的力氣捏造這個“故事”又有什麼意思呢？

證五：自1993年這個“奇聞”在《精武》雜誌上刊登以來，我曾就此請教過10多位老拳家，下面我就摘錄一段1995年訪問李天驥先生時，李天驥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李天驥說：“ 據我所知孫先生不曾與趙道新、王薌齋比過武。但據趙道新自己講，他曾向孫先生請教過。解放初，郝家俊和趙道新來北京找過我。在談及孫先生時，趙道新曾感慨地說：‘當年在上海時，被孫先生兩個手指一搭，便全身不得勁，稍一勉強，我自己就跌了出去。當時我非常羞惱，然而孫先生卻說我這人適合當個急先鋒。’趙道新為人頗自負，論輩分又比我高兩輩，當時他的處境很不好，但說這話時，象又回到了當年，象個大孩子。據我父親（李玉琳，筆者注）講：趙道新在南方時對孫先生一向十分恭敬，儘管他們是同輩。如浙省國術遊藝大會閉幕時，孫先生作為這次大會的主要組織者和主持者之一，在會見獲獎者時，曾握著趙道新（第十三名，優等）的手說：‘小師弟功夫不錯。’趙道新聽到孫先生誇獎他，喜不自禁，到上海後還跟我父親講孫先生誇他的事。所以，孫先生與趙道新之間並無什麼矛盾，此外，年齡相差近半個世紀，也不可能有什麼大矛盾。不過許多老輩人全都知道孫先生確與王薌齋有隔閡。主要是孫先生看不上王薌齋的一些做法，包括充大輩，自稱是郭雲深的弟子等。這個矛盾的公開是在1929年11月的浙省國術遊藝大會期間。據這次發起人之一黃元秀先生對我講：那時張兆東、李文亭、李子揚、王薌齋、趙道新等應邀初到杭州，由於張兆東是名師輩分又高，黃元秀為盡地主之誼，請張兆東和隨張同來的李文亭、李子揚、王薌齋和趙道新等到家中吃飯。閒談中，王薌齋以郭雲深的弟子自居，並說現行的形意拳已把真東西弄丟了。當時黃元秀為了試試王薌齋是否有真功夫，就說如果由他約孫先生與王一比，王是否同意。當時王薌齋表示交手對他算不上什麼事。過了兩天，在李景林將軍宴請與會名家的宴會上，黃元秀將此事告訴了孫先生。孫先生聽後當即對黃說：‘請你跟他說，想比試一下，我可以奉陪。不過他要輸了，就請他從此摘下郭先生這塊招牌。如果我輸了，我就此回老家。’孫先生說這話時聲音雖很平靜，但傳得很遠。在相隔一桌坐著的王薌齋直往這邊看，孫先生見王往這邊看，便緩緩站起來對王說：‘你是要在這裏試呀還是過兩天到臺上試？’王見狀連忙低著頭支吾說：‘孫先生誤會了’由於王薌齋說話時幾乎是低著頭嘟噥，孫先生可能是沒有聽清王薌齋說些什麼，仍站著等王回答。這時與孫先生同桌的李景林趕快站起來打圓場，扶著孫先生說：‘吃過飯再說，吃過飯再說。’於是孫先生才坐下。散席後，王薌齋便匆匆離去，未提試手比武之事。這一下，黃元秀試出了王的虛實，以後黃元秀對王薌齋很不以為然。第二天，王薌齋為了李景林昨天出來打圓場之事去友常別墅向李表示感謝。正趕上黃元秀和褚桂亭以及胡鳳山和孫振岱一同向李景林學習武當劍。而與王同來的有李文亭、李子揚、章殿青和趙道新。寒暄之後，便一同看李景林教武當對劍。這時胡鳳山提出要與王薌齋試試手，王薌齋不知道胡鳳山的功夫硬，便與胡試手，胡鳳山一連三次擊倒了王薌齋。李景林、黃元秀和李文亭見苗頭不對，趕快勸住，說以後擂臺上還有機會。但王薌齋已是很丟面子，在以後整個大會期間，王薌齋既沒有登臺與人交手，也沒有表演一下形意拳。只是演示了幾下輟腳，哼了一段‘滄海龍吟’算是了事。自此以後孫先生與王薌齋再無什麼接觸。82年，姚宗勳來找我時，曾提及往事，姚也承認從無來往。”李天驥先生曾長期在國家体委從事武術管理方面的工作，說話一向較嚴謹。體委的老同事普遍對李天驥的為人評價頗高。因此李天驥先生的敍述還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同年在武魂編輯部我還遇見了意拳門人敖石朋，敖自稱已經80歲，當我問及所謂孫先生與趙道新搭手時年邁不支這個“故事”時，敖石朋斷然說道：“這是胡說八道，根本不可能有這種事。趙道新與孫祿堂差著老大歲數呢。先不說誰的功夫怎麼樣，張兆東也不許趙道新這麼幹呀。”還有原中央國術館學員吳江平先生，當筆者問及此事時，吳江平先生說：“孫祿堂先生既精內功也精外家功夫，是先師（竇來庚，首屆國術國考最優等獲得者，山東國術館副館長）最佩服的老前輩。孫祿堂老先生的內外功夫在當時都是沒有誰能比的。那時我們都把孫祿堂老先生看作為武聖。如果真有你問的這種事，在當時早就轟動了，我絕不會到現在才頭一次聽說。”吳江平先生是體委系統的優秀離休幹部，抗戰時期的老革命。又非孫門傳人，故所言應屬公正。

綜合上述五證，無論是當事人的自述還是文獻史料的記載以及當年趙道新的戰績和幾位當年老人的敍述，從不同的方面都證明了同一個結論：即當年趙道新使孫福全先生年邁不支之說完全是一些人捏造的謊言。這種為了抬己貶人而造謠生事的做法，嚴重影響傳統武術的正常發展，是武術事業的一大毒瘤，必須根除。所以本文措辭，無虛飾客氣之言。

其實，在我就此問題進行調研的數年中，我所收集和掌握的證據及其相關材料遠不只上述這些。但是為了從武術界需要團結的大局著眼，我考慮再三對一些歷史內幕以及某些拳派創始者的劣跡還是做了保留，暫不公佈於此。一切將根據事態的發展而定。希望一些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謗毀他人，如果你們硬要這麼做，其結果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januaryhunter

看看王芗斋的真面目（转贴）

文革前的武术界没有人看得起王芗斋。这不是因为门派之见，而是王芗斋确实性情卑鄙、品质低劣。现试举几例：

1、欺师灭祖。王芗斋的形意拳到底学于何人？难道是郭云深吗？否！王芗斋生于1890年，而郭云深死于1898年，郭云深死的时候王芗斋只有8岁，他怎么可能学到郭云深的东西！为此，王芗斋的后代把他的出生年月提前了5年。但是当年户口本上的记录是难以更改的！他在保定中医疗养院档案上登记的简历也是难以更改的！甚至按照1984年出版的《北京武林轶事》上由王玉芳、王选杰写的那篇对王芗斋的吹捧文章上也是记载其生于1890年。把王芗斋的生年提前到1885年是九十年代的事情。因为，其后代也发现不篡改其出生年，王随郭云深学形意拳的说法就无法成立！那么，王芗斋到底是跟谁学的形意拳呢？王芗斋的形意拳主要学于马耀南。马耀南1875年生人，是李奎元的弟子，并曾得到晚年郭云深的指点。其形意拳功夫很深，曾在山东国术馆教授形意拳，有半步劈拳震山东之威名。马耀南是王芗斋的表叔，王芗斋的形意拳主要得自马耀南。但是，王芗斋为了生计，为了在武林中迅速出头，于是欺师灭祖，不提马耀南，以拜坟头的名目，列于郭云深的名下，到处招摇撞骗。以至在马耀南去世前，他始终不敢跟其表叔马耀南见面。但是事实是更改不了的，解放后当王芗斋在天津见到李玉琳时，也不得不对知根知底的李玉琳道一声师兄。因为在形意拳门里，他们都是李奎元的徒孙。尊师重道本是求学者最基本的一种品质，然而王芗斋不惜以欺师灭祖来欺名盗世。其性情之卑鄙、品质之低劣可见其一。

2、荒淫无耻。九十年代以来胥荣东、牛静等大肆篡改史实、杜撰故事，炒作出一个道貌岸然、技艺惊人的王芗斋。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完全相反。
从技艺上讲王芗斋到了江南后根本站不住脚。当时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大力开展国术，自兼浙江国术馆馆长，因此浙江国术馆财力雄厚，四处网罗武术人才。然而当该馆懂事黄元秀对王芗斋进行一番考察后，发现这位自称是郭云深弟子的王芗斋真是成了大言不惭、厚颜无耻这两句成语的活解。因此，当黄元秀亲睹胡凤山三次击倒王芗斋后，王芗斋自己吹出的绚丽的彩泡破灭了。虽说“胜败兵家常事”“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但是在近代国术运动的鼎盛时期竟没有一个国术馆聘请王芗斋，其技艺水平到底如何，可谓不言自喻。
从德性上讲，王芗斋的表现就更使人作呕。当王芗斋初到天津时，无人承认，惶惶如丧家之犬。幸好得到天津地面上的响当当的人物张兆东的同情，当张兆东把王芗斋收留后，张门下的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通过王芗斋初步见识到李奎元一系的形意拳，因为天津一直流行的是李存义一系的形意拳。这使赵道新等感到新鲜。然而当声名显赫的张兆东带着赵道新、王芗斋去江南见世面时，王芗斋被上海滩的花花世界醉到了，他没有和张兆东再回天津而是留在了上海。王芗斋留在上海做什么呢？自然不是在国术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术馆聘请他。但是妓院聘请他，请他教妓女们站“甜蜜密”的桩，妓女们的报答就是陪他睡觉。当然也有例外，一名叫“小玉春”的妓女总是躲着王芗斋，因为她看上了年轻潇洒的赵道新。更重要的是赵道新曾答应把她赎出来。赵道新把他的这一想法也告诉了王芗斋。然而不作声色的王芗斋却利用他是赵道新老师的身份诱使年轻的“小玉春”误入了他的狼窝。当赵道新眼生生地看着自己的女人被他的老师、义父霸占时，其怒火足以把他与王芗斋之间的师缘烧得干干净净。没有了徒弟赵道新的接济，王芗斋在上海一天也过不下去，于是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从此，赵道新也就再不承认自己是王芗斋的徒弟。王芗斋的荒淫无耻由此可见一般。

3、民族败类。对于王芗斋在日伪时期的拙劣表演，网上已有多方披露。不再赘举。
总之，象王芗斋这样一个卑鄙无耻、品行低下的民渣败类，早已被老一辈的武人所啐弃。然而，今天不少年轻的习武者被虚假的、不负责任的宣传所蒙蔽，追随其后、摇旗呐喊，真是今天武术界的耻辱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