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写女人和男人写女人不只是角度不同，连深度也不一。
男人写女人的忧愁，只是写到眉宇之间显露的忧郁；女人写女人的悲伤，则写出从黯然眼神中流露心底下的神伤。男人写女人，只写到“才下眉头”的层次，而女人写女人才写出“却上心头”的境界。
“那个战火中唯一最无国仇家恨、只求纸醉金迷的上海孤岛，出现一名民哲保身的乱世佳人，侧侧轻怨的文字，竟给了中国人战火中避世唯一的慰藉。”
陈文茜在《乱世佳人》一文中提到2位佳人，上述文字是指张爱玲，另一位是CoCo Chanel（对了，就是那个高档名牌）。“大萧条乱世中，两位只求自身太平的女子，最终也真的成了世纪巅峰的奇才。“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她们世故地选择冷视人间，女人救不了时代的悲苦，只救得了自己的天才。”
书架上有多本章诒和的书，读着她的书就是读着一段中共反右斗争的另一方历史。1957年反右斗争整肃了55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犯了什么罪？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简答：“我们说的太多，我们懂得太多，我们帮得太多，我们受教育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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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与章诒和见面，“到底还是章伯钧的小女儿，尽管家业跨了，自己曾啷当入狱十年，章诒和还真维持了“最后贵族”的优雅习性，拿出两只考究的围巾当见面礼。云山几盘、江流几弯，历史转了那么多角落，章家的小女儿还是在历史的长流中，硬生生为他挚爱的父亲，留下时代侧写。”
那年，对一些人来说（尤其海外华人社会），台北几乎是乱世了。那年是2006年，台北爆发“倒扁” 社会运动，数十万名民众不分昼夜上街表达他们的愤怒，最后红衫军围城的壮观场面，许多人从台湾新闻台报道中看到。
那年陈文茜写道：“从改变与凝聚公民意识而言，反贪腐红衫军早已记录一场非常美丽的“红花雨”场景，牢牢的镶铸于台湾史中，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最难忘的片段。从这个角度而言，红衫军在新社会运动的层次上，早已是场成功的公民运动。”
如果我们在上述文字中更改几个字，把“红衫军”、“台湾”、“红花雨”改成“黄衫军、“马来西亚”、“BERSIH”等字眼，基本上传达意思没有分别。民主社会的公民运动都历经几个阶段，出现不平事件、激起公民意识，接着民众成军，然后上街表达，最终留下记录。这个惊涛骇浪的过程，让下一代知道他们的文明与如常生活，皆是来自上一代的无畏的争取。
陈文茜嘴角下有一颗痣，可是《乱世佳人》里她的人头照片几乎都不见那颗痣（需要修图吗？）。关于她的招牌痣，她写道：“我在北京第一次听到有人谈我的痣，某位文史学家一见我即呼，“哇！陈小姐，不得了，你有一颗毛主席的痣。”他说话的表情，似乎接下来自己该激动地喊“毛主席再世！毛主席万岁！”我没有给他的民族主义太多时间，煞风景地脱口“我和毛主席的痣功能不同；他的官权，我的管吃。” “我比他大，也比他命好。””
谈到吃，毛泽东的粗茶淡饭形象，怎能比得上陈文茜的吃得好，这也算是同痣不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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