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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中印之法难」及笔者之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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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阿赫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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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1-2019 12:1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阿赫 于 3-1-2019 12:33 AM 编辑

「释迦牟尼的惑世任务」第十一章 附录:「中印之法难」及笔者之评注

作者:张开基

(我经过作者同意转贴,本文作者拥有著作权,非经同意请勿擅自转载、转贴、摘录或任何形式之引用,改作)

(注:主文引用自「印顺法师」所著之「印度之佛教」一书,1985年「正闻出版社」出版;「印顺法师」为近代中国佛教知名高僧,在此书中对佛教在印度覆亡原因之叙述尚属客观公允,较少粉饰护短之情事,故引用来作为补充)

『……第一节 教难之概况及其由来
迦王之世(笔者注:指「阿育王」),佛教一跃而为印度之国教,远及异域,炳耀其悲智之荣光。然诸行无常,迦王殁,不五十年而教难起;自尔以来,佛教退为印度文明之波涛,不复为主流矣!迦王殁后,其子达摩婆陀那立。依耆那敌徒所传,王尝于五印度广建耆那寺院;其子多车王,则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佛元二百零四年,多车王不孚众望,大臣补砂蜜多罗,握兵权,得婆罗门国师之助,乃弑王而自立。于是冒狸王朝亡,建熏迦王朝。补砂蜜多罗王,信婆罗门教,行迦王悬为厉禁之马祠,开始为毁寺、戮僧之反佛教行为。佛教所受苦难之程度,传记多不详。 『阿育王傅』,『舍利弗问经』,极言其寺空、僧绝,有避入南山以仅存者。王殁,佛教乃稍稍复兴,然远非昔日之旧矣。幸补砂蜜多罗王之排佛,仅及于中印(笔者注:指印度中土或印度中部地区),时西北印及南印,非其政力所及也。

(笔者评注:「阿育王」对于宏扬佛教之功迹真的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但是,他驾崩后短短五十年,佛教就差点被灭亡,由此可见;由政治权力来扶持推展的宗教,并不能长保久远,一旦政局改变,主政者信仰改变,原本的宗教极可能一夕覆亡;这点从罗马帝国原本信奉希腊多神教,极力迫害基督教徒,后来君士坦丁大帝一声令下,开始改信基督教,而原本多神教的庙宇神殿竟然几乎一夕烧毁殆尽,目前只保留仅存的「万神殿」而已。而罗马竟然成了基督信仰的核心总部。而佛教在「阿育王」死后短短五十年间就失势,也可见印度民心之向背,「婆罗门教」对于印度君民肯定比佛教更具有吸引力,而佛教也肯定有其难以让印度君民接受的盲点)。

教难之来,有内因,亦有外缘。内因者,佛教之兴也,不特以解脱道之真,亦以革吠陀之弊而救其穷。泯阶级为平等,化天道为人事,即独住为和合,离苦乐为中道,禁术,辟神权,人本笃实之教,实予雅利安人以新生之道。然自迦王御世,佛教勃兴而淳源渐失;彼婆罗门以之而衰蔽者,佛徒则蹈其覆辙矣!部执竞兴,失和乐一味之风,动辄争持数年而不决。是非杂以感情,如说一切有者以大天为三逆极恶,大众者亦于持律耶舍有微词,此皆自诬自轻以自害也。化外之要求亟而「论藏」兴,论兴而空谈盛。其极也,务深玄不务实际,哲理之思辨日深,化世之实效日。至若「杂藏」兴而情伪起,「藏」兴而神秘炽,每异佛世之旧。而广致利养,僧流浮杂,则其致命之伤也。迦王崇佛,作广大布施,动辄以百万计。建舍利塔八万四千,修精舍,竖石柱,乃至三以阎浮施。无既大施,于印度本不足异,然偏为佛教,当不无嫉愤慨者。王大夫人咒訾菩提树;嗣王及大臣,鉴于府藏之虚,制王而仅得半诃梨勒果供僧,其势之不可长明矣。

(笔者评注:此段内容确实一针见血,因为「婆罗门教」是印度原本唯一的大教,佛教只是印度次大陆东北区域一个「改革派」的小教,教徒人数在释迦牟尼时代也不过几十万人而已,因为「阿育王」个人的喜好,一夕改信,然后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护持佛教,又严禁一些原本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向来奉行的各种信仰仪式,甚至严禁君王才能进行的「马祭」,这种高压手段来推行的佛教,本来就是为反制「婆罗门三大纲领」而产生的,也从来就是与「婆罗门教」互相为仇敌的,释迦牟尼甚至主张「杀婆罗门僧侣和不信佛教者无罪」,又怎能不让「婆罗门教」的僧侣和信徒不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呢?而佛教在「阿育王」个人强权的翼护之下,财富、权力日增之后,那些僧尼难免日益骄奢,广积财富,霸占良田,大建佛寺,甚成为大金主和大地主,置「修行」于脑后,在印度这个地虽广,人极多的土地上,原本就是穷多富少,人民普遍贫困,难得温饱的情况,加上佛教在政治力的曲护之下,还要从中榨取油水供僧尼自身奢华享受,要想让绝大多数民众不痛恨也难,何况释迦牟尼主张的「众生平等说」又和「婆罗门、刹帝利」原本政教勾结的利益既得结构相抵触,并使得这些阶级特权受到严重打压,所以背后靠山的「阿育王」一死,佛教要想不垮也一样很难)。

释尊有留乳之训,辍施之劝,而佛徒莫之觉也。朝野之信施既盛,必有为衣食而出家者,贼住比丘,滥入佛门,事应有之。无淡泊笃实之行,以广致利养为能,有唱「由福故得圣道」者,有尊「福德上座」者。僧物充积而国敝民艰;净人为之役,僧侣则空谈而享其成。处国难之运,敌教者又播弄其间,毁寺戮僧以掠其金宝府蓄,盖亦难以幸免矣。昔释尊垂训,以广致利养为正法衰颓之缘,而后世佛徒,卒以此召祸也。

(笔者评注:不只是二千多年前的印度「阿育王」时代如此,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各个大兴之世,甚至直到现今的台湾,佛教各山头互相夸富,僧尼的穷奢极侈,富贵骄人,必然吸引许多好吃懒做,不事生产,但图信徒供养的废人寄生其中,确实是「为衣食而出家者,贼住比丘,滥入佛门」,甚至不少住持本身就是贪财好色之徒,被媒体爆料或遭到法律制裁的也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虽然,佛徒之内窳未极,遗制犹存,若非外力之鼓动其间,则事不至此。外力者,雅利安贵族之反动是。雅利安人抵五河,成「梨俱吠陀」,奠定其文明之本。次达恒河流域,初则整理祭典而予以神学之解说,成「梵书」,确立婆罗门教之三纲。继则熏染于东方民族,依「梵书」之极意,发为苦行、禅思、解脱之风,成,「奥义书」。 「奥义书」兴,反吠陀之潮流,以东方新兴民族之摩竭陀为中心而蹶起,佛教亦其一也。释尊以人本、笃实之中道观,揭慈悲、平等之教,力反吠陀,然于雅利安人优良崇高之传统,未尝不取而化之。自俗谛之立场言,佛教乃立足于蒙古族文化,而摄取雅利安文化者。以此,以婆罗门教为思想动力之雅利安人,不以佛教为正统者,且敌视之。自佛教之创立以迄冒狸王朝之亡,凡二百五十年,佛教极一时之盛。婆罗门教虽一时中落,然以千百年来之深入民间,力量雄厚,犹自以印度之国教自居。在政治,有国师其人,能左右政权,得其同意,可擅行废立。在宗教,即反吠陀者,其哲理亦与「创造赞歌」、「奥义书」等有关。在人民之日常生活,自诞生、婚姻而死亡,自家庭、社会而国家,婆罗门教无不一一见之于实际。政教一贯之婆罗门文明,颇坚韧有力。中落期中,或承礼法之要求,组成几多之「经书」,「吠陀支分」,及「摩奴法论」等名著,于阶级之别,特为严格之规定。或应信仰之要求,鼓吹神之热信,毗湿奴、湿婆、梵天,则其有力者也。或应哲理之要求,流出「吠檀多」等学派。积三百年之努力,虽哲理远不及佛教,神力愚民异佛教,而融宗教为人民生活之全体,则非后起之佛教可及。佛教之失败,亦在于此。

(笔者评注:这个原因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不论「阿育王」或者「孔雀王朝」等强大政治权力如何护持佛教,但是,以「雅利安」民族为主的绝大多数印度民众仍然较能接受「婆罗门教」,因为有明确的主神,有容易进行的各种仪式,有可以依托的僧侣给予赐福;相对于佛教的「无神论、无我论」,反对形式化的祭祀,禁杀生血祭,鼓励「断欲出家」这种完全不合乎自然人性需求的教义,一般普罗大众又怎么能深入了解呢?虽然「释迦牟尼」在世时常常以「无记」来摒绝一些形而上的问题,甚至自己也强调他不谈「形而上」,然而,事实上,他一生宣扬的教义,对一般人而言,正是不折不扣,不容易领悟的「形而上」。而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基本上就是一个「丐帮集团」,不事生产,专以乞食为生,终日围坐树荫草棚,夸夸而谈,表面上看起来本没有什么实质作为,而「断欲出家」更是与「婆罗门教」主张的人生「四行期」根本冲突的;「婆罗门教」的「四行期」除了后二期的修行之外,前二期都是正常居家过日子,并且可以工作赚钱,养家活口,也鼓励尽量享受婚姻性爱的欢娱;这才是符合人性和自然的,但是,释迦牟尼主观的认定「万法皆空,一切皆苦」,认为现世人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甚至鼓励信徒不作为以免造业,虽然口头上没有禁止或宣扬不婚不生,但是,他宣扬「出家是大丈夫」的论调,其实正是反对正常婚姻和性爱的;更何况他本身以至追随他的弟子都是不事生产的,假设人人都如此这般的不事生产,只求乞食为生,终日清谈,既不生产创造,也不过正常的家庭生活,那么,人类岂不是在释迦牟尼时代就断代绝种了?而「婆罗门教」却刚好相反,除了高阶僧侣会钻形而上的哲理,一般僧侣都以处理淑世生活礼仪为主,各种仪式都是和民众日常生活有关的,有具象的神祇偶像可以敬拜,有固定的仪式可以具体进行,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真我阿特曼」(灵魂)可以相信----这些正是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起就已经注定的致命伤;也注定在印度次大陆和「婆罗门教」的竞争中,一开始就已经处于必定落败收场的局势。至于为什么佛教在中国也曾经历「三武一宗」的灭佛之祸,却还能蓬勃发展至今呢?那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像「婆罗门教」一样的本土强力宗教,而所谓「道教」几乎是和佛教传入中国时期才同时发展出来的,根基不稳,教义不足,连「地狱观念」和「轮回转世说」都是盗版自佛教的,因此只有互相融合,而难以分庭抗礼,更遑论要击败佛教了。)



依印度之古例,如纯为宗教之争,则不外集人民而辩论以定之。中印排佛之出于毁寺戮僧,政治其重心焉。婆罗门教为政治之动力,以冒狸王朝之大一统而危殆;佛教之种族平等、仁民爱物之思想,影响支配乎政治,实婆罗门贵族政治家所痛心者。迦王逝世,适达罗维荼民族勃兴于南印,希腊、波斯人进窥于西北,冒狸王朝之政权,仅及于中印。国家受南北之威胁,国王庸懦无能,婆罗门阶级乃鼓弄其间,归咎于佛教之无神、无诤。借补砂蜜多罗之兵权,废多车王,行马祠,以政治阴谋,为广大之排佛。行马祠已,西征得小胜,婆罗门者乃大振厥辞。然摩竭陀王朝之衰落,如恒流东奔,势成莫挽,熏迦朝十传(仅一百零二年)而至地天王,婆罗门大臣婆须提婆,又得婆罗门国师之赞许而行篡立,别建迦思婆王朝。四传至善护王,凡四十五年,为安达罗王尸摩迦所灭。婆罗门文明之复起,终无以救摩竭陀王朝之危亡,而阶级、神秘,则陷印度于厄运,迄今日而未已。

(笔者评注:佛教自释迦牟尼开始,就是一个极端消极,不求实质作为的「悲观主义」新兴宗教,释迦牟尼本人一生不事生产,也从不鼓励任何日常生活的谋生之道,只以乞食为生,甚至在他已经名扬印度,弟子满门时代,仍然每日先出门化缘乞食之后才回来升座讲道,终日夸夸而谈的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宏扬的只以「寂静涅盘」为终极依归,厌弃人生,拥抱死亡;而「婆罗门教」原本主张的「真我阿特曼」和「轮回转世说」是互为表里的两大支柱,稳固支撑而能近三千年仍屹立迄今,但是,释迦牟尼却取「轮回转世说」而反对「真我阿特曼」,主张「无我论」,这就如同日本的「鸟居」或者中国的「牌坊」,同样各有两支巨柱才能支撑挺立,如果非要拆掉其中一支,妄想靠一支巨柱就能支撑挺立,无异是缘木求鱼。释迦牟尼在世时没有解说清楚后世佛门弟子历经千年争论,仍然难以自圆其说;后来改头换面,以「阿赖耶识」掩耳盗铃的来取代「真我」(灵魂),结果却是又回归原点,和「婆罗门教」一直坚持的「真我阿特曼」实在没有任何不同,那么「婆罗门教」到了佛教「唯识论」定案时,已经屹立了二千年,佛教此时才想起步追赶,又怎么能迎头赶上呢?何况又不敢公开承认「阿赖耶识」根本无异于「真我阿特曼」,仍然还要死要面子的硬拗,那么一般印度的普罗大众,又为什么非要放弃二千年不改教义的「婆罗门教」,来改信一个摇摇晃晃,教义不明,「不许有我」的外道异教呢?)。


第二节 教难引起之后果

中印佛教,随摩竭陀王朝俱衰。熏迦、迦思婆朝,佛教抑抑不得志,僧众多南游、北上以避之;促成安达罗中心之南方佛教,迦湿弥罗、犍陀罗中心之北方佛教,为独特偏至之发展。分别说系,南化于大众系,北影响于譬喻师,并中印法难后事也。北方事分析,为实在多元论;其极出婆沙师。南方重直观,明一体常空,其极出方广道人。一则严密而琐碎,一则雄浑而脱略。迨安达罗王朝入主中印,中印佛教乃稍稍有起色。然摩竭陀中心之中印佛教,夙为分别说系教化之区,以受创深巨,复兴不易,非输入新思想不为功,时值安达罗文明发辍之期,故取于大众系者特多。昔迦王之世,分别说系初分,其传人锡兰者,朴素可喜;而大陆分别说系则反是,如化地之糅世学,法藏之含明咒,其不必即初分之旧,受安达罗朝文化之熏染而同化耳!本佛所说而衍为学派,彼此各得其一体,分别说系折中其间,尤长。教难而后,南北日趋偏颇,中印佛教则常为折衷而综合之。此至后期佛教犹尔,惜流于邪正综合为可憾耳!

佛教因教难而引起之变质,以教务外延,法灭及他力思想为最。佛教摄雅​​利安人之优良传统,而实归宗于中道,与吠陀异趣。摩竭陀东北一带,受雅利安文化之熏陶而多为蒙古族,宜佛教之能适应而诞育成长也(佛教势成黄种人之宗教,以此)。教难之先,学理间或出入,而佛则世尊,法则三藏,僧则声闻,犹大体从同。教难而后,因政治关系而南北分化。僧众未能注力于摄雅利安人之优良传统,阐佛教之特质,以谋印度佛教之综合发扬。以感于教难,乃本世界宗教之见,不崇内、固本、清源,而教化日务外延。万里传经,惟恐不及,重广布而不求精严。以随方而应,即释尊所深斥者,亦不惜资以为方便。佛教叠经教难而犹能布于人间,赖此者正多。然不固本,印度佛教日衰;不清源,化达于他方者,虽源承五印而多歧,不尽释尊之本,可慨者一。生者必灭,盛者必衰,佛教在世间,自当有尽时。然住世几久,盛而衰,衰而复兴,要以佛弟子之信行为转移,业感非命定也。释尊制戒摄僧,和合则集力,清净则除邪杂,以是正法住千年,不以人去而法灭。经、律旧传此说,遥指千年之长时,本以称誉圣教也。自教难勃兴,古人即兴千年法灭之感,可谓「言同心异」矣。或说五百,或说千年,法灭之时、地、因缘,一一预记以相警。如『迦丁比丘说当来变经』等,其思想弥漫于教界。法灭有期,一若命定而无可移易。雄健之风,荡焉无存,易之以颓丧;哀莫大于心死,可慨者二。佛弟子自视甚高,淡泊自足,随方游化,无需乎政力之助,亦不忍政力之缚。外化,内净,一本自力,僧事固非王臣所得而问也。迦王诚护正法,然受命之传教师,印王子摩哂陀,亦悄然南行,不闻赫之声。教难而后,佛弟子感自力之不足,而佛法乃转以付嘱王公大臣。僧团之清净,佛法之流布,一一渴望外力为之助,一若非如此不足以幸存者。又天、龙护法,圣典有之。僧众和合清净以为法,孰不珍护如眼目乎!诚于中者形于外,自力动而外力成,来助非求助也。教难而后,护法之思想日盛,而出于卑颜之求。其极也,圣教之住世,生死之解脱,悉有赖于天神或圣贤之助力。他力思想之发展,一反于佛教之旧,可慨者三。中印法难之关系于未来佛教,岂浅哉!


(笔者评注:「印顺法师」对于佛教在印度的衰微以至最后彻底覆亡的慨叹;确实是语重心长,所言也确实切中要害,但是,却没有对佛教教义中的矛盾痛下针砭。佛教最大的问题还是释迦牟尼主张的「无我」、「不许有我」,从他出生时「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开始到「我已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我说因缘」、「……时将欲过,我欲灭度,是我最后之所教诲!」,几乎和常人一样的时时说「我……我……」,何尝舍弃这个说话者自称的「我」字。螃蟹一生横行,却一再宣扬「直行方为正道」,岂不是自欺欺人的笑话?这也正是笔者批判释迦牟尼一生惑世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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