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之法难」及笔者之评注

阿赫

「释迦牟尼的惑世任务」第十一章 附录：「中印之法难」及笔者之评注

作者:张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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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文引用自「印顺法师」所著之「印度之佛教」一书，1985年「正闻出版社」出版；「印顺法师」为近代中国佛教知名高僧，在此书中对佛教在印度覆亡原因之叙述尚属客观公允，较少粉饰护短之情事，故引用来作为补充）

『……第一节 教难之概况及其由来
迦王之世（笔者注：指「阿育王」），佛教一跃而为印度之国教，远及异域，炳耀其悲智之荣光。然诸行无常，迦王殁，不五十年而教难起；自尔以来，佛教退为印度文明之波涛，不复为主流矣！迦王殁后，其子达摩婆陀那立。依耆那敌徒所传，王尝于五印度广建耆那寺院；其子多车王，则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佛元二百零四年，多车王不孚众望，大臣补砂蜜多罗，握兵权，得婆罗门国师之助，乃弑王而自立。于是冒狸王朝亡，建熏迦王朝。补砂蜜多罗王，信婆罗门教，行迦王悬为厉禁之马祠，开始为毁寺、戮僧之反佛教行为。佛教所受苦难之程度，传记多不详。 『阿育王傅』，『舍利弗问经』，极言其寺空、僧绝，有避入南山以仅存者。王殁，佛教乃稍稍复兴，然远非昔日之旧矣。幸补砂蜜多罗王之排佛，仅及于中印（笔者注：指印度中土或印度中部地区），时西北印及南印，非其政力所及也。

（笔者评注：「阿育王」对于宏扬佛教之功迹真的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但是，他驾崩后短短五十年，佛教就差点被灭亡，由此可见；由政治权力来扶持推展的宗教，并不能长保久远，一旦政局改变，主政者信仰改变，原本的宗教极可能一夕覆亡；这点从罗马帝国原本信奉希腊多神教，极力迫害基督教徒，后来君士坦丁大帝一声令下，开始改信基督教，而原本多神教的庙宇神殿竟然几乎一夕烧毁殆尽，目前只保留仅存的「万神殿」而已。而罗马竟然成了基督信仰的核心总部。而佛教在「阿育王」死后短短五十年间就失势，也可见印度民心之向背，「婆罗门教」对于印度君民肯定比佛教更具有吸引力，而佛教也肯定有其难以让印度君民接受的盲点）。

教难之来，有内因，亦有外缘。内因者，佛教之兴也，不特以解脱道之真，亦以革吠陀之弊而救其穷。泯阶级为平等，化天道为人事，即独住为和合，离苦乐为中道，禁术，辟神权，人本笃实之教，实予雅利安人以新生之道。然自迦王御世，佛教勃兴而淳源渐失；彼婆罗门以之而衰蔽者，佛徒则蹈其覆辙矣！部执竞兴，失和乐一味之风，动辄争持数年而不决。是非杂以感情，如说一切有者以大天为三逆极恶，大众者亦于持律耶舍有微词，此皆自诬自轻以自害也。化外之要求亟而「论藏」兴，论兴而空谈盛。其极也，务深玄不务实际，哲理之思辨日深，化世之实效日。至若「杂藏」兴而情伪起，「藏」兴而神秘炽，每异佛世之旧。而广致利养，僧流浮杂，则其致命之伤也。迦王崇佛，作广大布施，动辄以百万计。建舍利塔八万四千，修精舍，竖石柱，乃至三以阎浮施。无既大施，于印度本不足异，然偏为佛教，当不无嫉愤慨者。王大夫人咒訾菩提树；嗣王及大臣，鉴于府藏之虚，制王而仅得半诃梨勒果供僧，其势之不可长明矣。

（笔者评注：此段内容确实一针见血，因为「婆罗门教」是印度原本唯一的大教，佛教只是印度次大陆东北区域一个「改革派」的小教，教徒人数在释迦牟尼时代也不过几十万人而已，因为「阿育王」个人的喜好，一夕改信，然后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护持佛教，又严禁一些原本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向来奉行的各种信仰仪式，甚至严禁君王才能进行的「马祭」，这种高压手段来推行的佛教，本来就是为反制「婆罗门三大纲领」而产生的，也从来就是与「婆罗门教」互相为仇敌的，释迦牟尼甚至主张「杀婆罗门僧侣和不信佛教者无罪」，又怎能不让「婆罗门教」的僧侣和信徒不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呢？而佛教在「阿育王」个人强权的翼护之下，财富、权力日增之后，那些僧尼难免日益骄奢，广积财富，霸占良田，大建佛寺，甚成为大金主和大地主，置「修行」于脑后，在印度这个地虽广，人极多的土地上，原本就是穷多富少，人民普遍贫困，难得温饱的情况，加上佛教在政治力的曲护之下，还要从中榨取油水供僧尼自身奢华享受，要想让绝大多数民众不痛恨也难，何况释迦牟尼主张的「众生平等说」又和「婆罗门、刹帝利」原本政教勾结的利益既得结构相抵触，并使得这些阶级特权受到严重打压，所以背后靠山的「阿育王」一死，佛教要想不垮也一样很难）。

释尊有留乳之训，辍施之劝，而佛徒莫之觉也。朝野之信施既盛，必有为衣食而出家者，贼住比丘，滥入佛门，事应有之。无淡泊笃实之行，以广致利养为能，有唱「由福故得圣道」者，有尊「福德上座」者。僧物充积而国敝民艰；净人为之役，僧侣则空谈而享其成。处国难之运，敌教者又播弄其间，毁寺戮僧以掠其金宝府蓄，盖亦难以幸免矣。昔释尊垂训，以广致利养为正法衰颓之缘，而后世佛徒，卒以此召祸也。

（笔者评注：不只是二千多年前的印度「阿育王」时代如此，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各个大兴之世，甚至直到现今的台湾，佛教各山头互相夸富，僧尼的穷奢极侈，富贵骄人，必然吸引许多好吃懒做，不事生产，但图信徒供养的废人寄生其中，确实是「为衣食而出家者，贼住比丘，滥入佛门」，甚至不少住持本身就是贪财好色之徒，被媒体爆料或遭到法律制裁的也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虽然，佛徒之内窳未极，遗制犹存，若非外力之鼓动其间，则事不至此。外力者，雅利安贵族之反动是。雅利安人抵五河，成「梨俱吠陀」，奠定其文明之本。次达恒河流域，初则整理祭典而予以神学之解说，成「梵书」，确立婆罗门教之三纲。继则熏染于东方民族，依「梵书」之极意，发为苦行、禅思、解脱之风，成，「奥义书」。 「奥义书」兴，反吠陀之潮流，以东方新兴民族之摩竭陀为中心而蹶起，佛教亦其一也。释尊以人本、笃实之中道观，揭慈悲、平等之教，力反吠陀，然于雅利安人优良崇高之传统，未尝不取而化之。自俗谛之立场言，佛教乃立足于蒙古族文化，而摄取雅利安文化者。以此，以婆罗门教为思想动力之雅利安人，不以佛教为正统者，且敌视之。自佛教之创立以迄冒狸王朝之亡，凡二百五十年，佛教极一时之盛。婆罗门教虽一时中落，然以千百年来之深入民间，力量雄厚，犹自以印度之国教自居。在政治，有国师其人，能左右政权，得其同意，可擅行废立。在宗教，即反吠陀者，其哲理亦与「创造赞歌」、「奥义书」等有关。在人民之日常生活，自诞生、婚姻而死亡，自家庭、社会而国家，婆罗门教无不一一见之于实际。政教一贯之婆罗门文明，颇坚韧有力。中落期中，或承礼法之要求，组成几多之「经书」，「吠陀支分」，及「摩奴法论」等名著，于阶级之别，特为严格之规定。或应信仰之要求，鼓吹神之热信，毗湿奴、湿婆、梵天，则其有力者也。或应哲理之要求，流出「吠檀多」等学派。积三百年之努力，虽哲理远不及佛教，神力愚民异佛教，而融宗教为人民生活之全体，则非后起之佛教可及。佛教之失败，亦在于此。

（笔者评注：这个原因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不论「阿育王」或者「孔雀王朝」等强大政治权力如何护持佛教，但是，以「雅利安」民族为主的绝大多数印度民众仍然较能接受「婆罗门教」，因为有明确的主神，有容易进行的各种仪式，有可以依托的僧侣给予赐福；相对于佛教的「无神论、无我论」，反对形式化的祭祀，禁杀生血祭，鼓励「断欲出家」这种完全不合乎自然人性需求的教义，一般普罗大众又怎么能深入了解呢？虽然「释迦牟尼」在世时常常以「无记」来摒绝一些形而上的问题，甚至自己也强调他不谈「形而上」，然而，事实上，他一生宣扬的教义，对一般人而言，正是不折不扣，不容易领悟的「形而上」。而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基本上就是一个「丐帮集团」，不事生产，专以乞食为生，终日围坐树荫草棚，夸夸而谈，表面上看起来本没有什么实质作为，而「断欲出家」更是与「婆罗门教」主张的人生「四行期」根本冲突的；「婆罗门教」的「四行期」除了后二期的修行之外，前二期都是正常居家过日子，并且可以工作赚钱，养家活口，也鼓励尽量享受婚姻性爱的欢娱；这才是符合人性和自然的，但是，释迦牟尼主观的认定「万法皆空，一切皆苦」，认为现世人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甚至鼓励信徒不作为以免造业，虽然口头上没有禁止或宣扬不婚不生，但是，他宣扬「出家是大丈夫」的论调，其实正是反对正常婚姻和性爱的；更何况他本身以至追随他的弟子都是不事生产的，假设人人都如此这般的不事生产，只求乞食为生，终日清谈，既不生产创造，也不过正常的家庭生活，那么，人类岂不是在释迦牟尼时代就断代绝种了？而「婆罗门教」却刚好相反，除了高阶僧侣会钻形而上的哲理，一般僧侣都以处理淑世生活礼仪为主，各种仪式都是和民众日常生活有关的，有具象的神祇偶像可以敬拜，有固定的仪式可以具体进行，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真我阿特曼」（灵魂）可以相信----这些正是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起就已经注定的致命伤；也注定在印度次大陆和「婆罗门教」的竞争中，一开始就已经处于必定落败收场的局势。至于为什么佛教在中国也曾经历「三武一宗」的灭佛之祸，却还能蓬勃发展至今呢？那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像「婆罗门教」一样的本土强力宗教，而所谓「道教」几乎是和佛教传入中国时期才同时发展出来的，根基不稳，教义不足，连「地狱观念」和「轮回转世说」都是盗版自佛教的，因此只有互相融合，而难以分庭抗礼，更遑论要击败佛教了。）


依印度之古例，如纯为宗教之争，则不外集人民而辩论以定之。中印排佛之出于毁寺戮僧，政治其重心焉。婆罗门教为政治之动力，以冒狸王朝之大一统而危殆；佛教之种族平等、仁民爱物之思想，影响支配乎政治，实婆罗门贵族政治家所痛心者。迦王逝世，适达罗维荼民族勃兴于南印，希腊、波斯人进窥于西北，冒狸王朝之政权，仅及于中印。国家受南北之威胁，国王庸懦无能，婆罗门阶级乃鼓弄其间，归咎于佛教之无神、无诤。借补砂蜜多罗之兵权，废多车王，行马祠，以政治阴谋，为广大之排佛。行马祠已，西征得小胜，婆罗门者乃大振厥辞。然摩竭陀王朝之衰落，如恒流东奔，势成莫挽，熏迦朝十传（仅一百零二年)而至地天王，婆罗门大臣婆须提婆，又得婆罗门国师之赞许而行篡立，别建迦思婆王朝。四传至善护王，凡四十五年，为安达罗王尸摩迦所灭。婆罗门文明之复起，终无以救摩竭陀王朝之危亡，而阶级、神秘，则陷印度于厄运，迄今日而未已。

（笔者评注：佛教自释迦牟尼开始，就是一个极端消极，不求实质作为的「悲观主义」新兴宗教，释迦牟尼本人一生不事生产，也从不鼓励任何日常生活的谋生之道，只以乞食为生，甚至在他已经名扬印度，弟子满门时代，仍然每日先出门化缘乞食之后才回来升座讲道，终日夸夸而谈的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宏扬的只以「寂静涅盘」为终极依归，厌弃人生，拥抱死亡；而「婆罗门教」原本主张的「真我阿特曼」和「轮回转世说」是互为表里的两大支柱，稳固支撑而能近三千年仍屹立迄今，但是，释迦牟尼却取「轮回转世说」而反对「真我阿特曼」，主张「无我论」，这就如同日本的「鸟居」或者中国的「牌坊」，同样各有两支巨柱才能支撑挺立，如果非要拆掉其中一支，妄想靠一支巨柱就能支撑挺立，无异是缘木求鱼。释迦牟尼在世时没有解说清楚后世佛门弟子历经千年争论，仍然难以自圆其说；后来改头换面，以「阿赖耶识」掩耳盗铃的来取代「真我」（灵魂），结果却是又回归原点，和「婆罗门教」一直坚持的「真我阿特曼」实在没有任何不同，那么「婆罗门教」到了佛教「唯识论」定案时，已经屹立了二千年，佛教此时才想起步追赶，又怎么能迎头赶上呢？何况又不敢公开承认「阿赖耶识」根本无异于「真我阿特曼」，仍然还要死要面子的硬拗，那么一般印度的普罗大众，又为什么非要放弃二千年不改教义的「婆罗门教」，来改信一个摇摇晃晃，教义不明，「不许有我」的外道异教呢？）。

第二节 教难引起之后果

中印佛教，随摩竭陀王朝俱衰。熏迦、迦思婆朝，佛教抑抑不得志，僧众多南游、北上以避之；促成安达罗中心之南方佛教，迦湿弥罗、犍陀罗中心之北方佛教，为独特偏至之发展。分别说系，南化于大众系，北影响于譬喻师，并中印法难后事也。北方事分析，为实在多元论；其极出婆沙师。南方重直观，明一体常空，其极出方广道人。一则严密而琐碎，一则雄浑而脱略。迨安达罗王朝入主中印，中印佛教乃稍稍有起色。然摩竭陀中心之中印佛教，夙为分别说系教化之区，以受创深巨，复兴不易，非输入新思想不为功，时值安达罗文明发辍之期，故取于大众系者特多。昔迦王之世，分别说系初分，其传人锡兰者，朴素可喜；而大陆分别说系则反是，如化地之糅世学，法藏之含明咒，其不必即初分之旧，受安达罗朝文化之熏染而同化耳！本佛所说而衍为学派，彼此各得其一体，分别说系折中其间，尤长。教难而后，南北日趋偏颇，中印佛教则常为折衷而综合之。此至后期佛教犹尔，惜流于邪正综合为可憾耳！

佛教因教难而引起之变质，以教务外延，法灭及他力思想为最。佛教摄雅​​利安人之优良传统，而实归宗于中道，与吠陀异趣。摩竭陀东北一带，受雅利安文化之熏陶而多为蒙古族，宜佛教之能适应而诞育成长也（佛教势成黄种人之宗教，以此)。教难之先，学理间或出入，而佛则世尊，法则三藏，僧则声闻，犹大体从同。教难而后，因政治关系而南北分化。僧众未能注力于摄雅利安人之优良传统，阐佛教之特质，以谋印度佛教之综合发扬。以感于教难，乃本世界宗教之见，不崇内、固本、清源，而教化日务外延。万里传经，惟恐不及，重广布而不求精严。以随方而应，即释尊所深斥者，亦不惜资以为方便。佛教叠经教难而犹能?布于人间，赖此者正多。然不固本，印度佛教日衰；不清源，化达于他方者，虽源承五印而多歧，不尽释尊之本，可慨者一。生者必灭，盛者必衰，佛教在世间，自当有尽时。然住世几久，盛而衰，衰而复兴，要以佛弟子之信行为转移，业感非命定也。释尊制戒摄僧，和合则集?力，清净则除邪杂，以是正法住千年，不以人去而法灭。经、律旧传此说，遥指千年之长时，本以称誉圣教也。自教难勃兴，古人即兴千年法灭之感，可谓「言同心异」矣。或说五百，或说千年，法灭之时、地、因缘，一一预记以相警。如『迦丁比丘说当来变经』等，其思想弥漫于教界。法灭有期，一若命定而无可移易。雄健之风，荡焉无存，易之以颓丧；哀莫大于心死，可慨者二。佛弟子自视甚高，淡泊自足，随方游化，无需乎政力之助，亦不忍政力之缚。外化，内净，一本自力，僧事固非王臣所得而问也。迦王诚护正法，然受命之传教师，印王子摩哂陀，亦悄然南行，不闻?赫之声。教难而后，佛弟子感自力之不足，而佛法乃转以付嘱王公大臣。僧团之清净，佛法之流布，一一渴望外力为之助，一若非如此不足以幸存者。又天、龙护法，圣典有之。僧众和合清净以为法，孰不珍护如眼目乎！诚于中者形于外，自力动而外力成，来助非求助也。教难而后，护法之思想日盛，而出于卑颜之求。其极也，圣教之住世，生死之解脱，悉有赖于天神或圣贤之助力。他力思想之发展，一反于佛教之旧，可慨者三。中印法难之关系于未来佛教，岂浅哉！

（笔者评注：「印顺法师」对于佛教在印度的衰微以至最后彻底覆亡的慨叹；确实是语重心长，所言也确实切中要害，但是，却没有对佛教教义中的矛盾痛下针砭。佛教最大的问题还是释迦牟尼主张的「无我」、「不许有我」，从他出生时「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开始到「我已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我说因缘」、「……时将欲过，我欲灭度，是我最后之所教诲！」，几乎和常人一样的时时说「我……我……」，何尝舍弃这个说话者自称的「我」字。螃蟹一生横行，却一再宣扬「直行方为正道」，岂不是自欺欺人的笑话？这也正是笔者批判释迦牟尼一生惑世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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