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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國術/武術:一體兩面還是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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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0-11-2018 10: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家驹 于 30-11-2018 10:28 PM 编辑






武備志





撰文:[url=]李開泰[/url]

2018-11-30 19:47
最後更新日期:2018-11-30 19:47

中國武術源遠流長,及至近代又出現了一個新名詞,曰「國術」。久而久之,「國術」就跟「功夫」、「武術」等符號趨同,甚至被視為「傳統武術」的代稱。

既然兩者的意思一樣,為何當初又要創造出「國術」這個牌頭,並指令各地的武術組織沿用?在武術文化以外,它還有甚麼政治與歷史的涵義?


由民間體育到「強國強種」
中國的武術文化早在戰國年間便已經出現,當時被稱為「技擊」,意謂在戰場使用的攻防格鬥之術。後來武術的技法慢慢流入民間,並增添了文娛藝術的元素,故在漢代又名「武藝」。

至於「武術」一詞,則是出在南梁太子蕭統的詩作《皇太子釋奠會》,其中有言:




撰文:李開泰

2018-11-30 19:47

最後更新日期:2018-11-30 19:47

中國武術源遠流長,及至近代又出現了一個新名詞,曰「國術」。久而久之,「國術」就跟「功夫」、「武術」等符號趨同,甚至被視為「傳統武術」的代稱。


既然兩者的意思一樣,為何當初又要創造出「國術」這個牌頭,並指令各地的武術組織沿用?在武術文化以外,它還有甚麼政治與歷史的涵義?



由民間體育到「強國強種」

中國的武術文化早在戰國年間便已經出現,當時被稱為「技擊」,意謂在戰場使用的攻防格鬥之術。後來武術的技法慢慢流入民間,並增添了文娛藝術的元素,故在漢代又名「武藝」。


至於「武術」一詞,則是出在南梁太子蕭統的詩作《皇太子釋奠會》,其中有言:


偃閉武術,闡揚文令;

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故此,武術的內容從來都不止於拳腳搏擊。而隨著時間推演,武術文化亦愈來愈偏重民間發展,官方組織很少對它進行過整合或宣傳,反是採取一種近乎貶斥的態度。這些因素合起來,就令到「武術」的定義長期處於混雜狀態。


及至清末年間,上流社會對武術的觀念開始改變,梁啟超便曾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寫過一部《中國之武士道》。該書提到中國的武俠文化自古有之,他們的道德價值觀亦與主流思想一脈相承。透過學習武俠的行事準則,國人將可文明精神、野蠻體魄。


在這種新思想的主導下,武術不再被視為下三濫的民間玩意,反而跟「強國強種」的民族願景日益扣連:「國術」一詞便是由此誕生。


按照武術史學者楊祥全先生的考證,「國術」這個稱謂最早見於1918年,當時的「上海第一公共體育場」設置了一個「國術部」。翌年,四川省又創辦了「重慶冀蜀國術館」。1920年,大東書局出版了武術學者吳志清所著的《科學化的國術》,象徵著「國術」逐步進入公眾視角。


當然,真正令「國術」成為社會共識的人,還是要數南京中央國術館的張之江。他本是軍方將領,曾因患病而半身不遂,卻在習武後痊癒。自此,他認定練武可助國人除掉「東亞病夫」的帽子,實現「強國強種」的宏大夢想。他向國民政府申請成立「武術研究館」,並呼籲將「武術」改稱為「國術」。


最終,在他的軍政盟友協助底下,南京中央國術館於1927年11月創立,「國術」正式成為了官方用語。此後,但凡由南京政府管理,或以中央國術館為藍本的武術機構,便大多沿用「國術館」的銜頭。而民眾則日漸將「國術」與「武術」等同,至今未變。



政治與歷史的產物

縱上所述,若果要嚴格遵從「國術」的詞義,那它就不只是一項文化活動,而是在特定時空下的政治及歷史產物。首先,它必須包含著「強國強種」的社會願景,而這個「國」又特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並不是單純是文化意義上的中華民族。


在具體操作方面,它是要建立一個類近於日本的現代民族體育系統。事實上,當日梁啟超所撰的《中國之武士道》,本就是啟發自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所以「國術」不獨是一個體育概念,更是一個教育體系。翻開中央國術館的教程,便能發見它涵蓋了拳械套路、摔跤、射箭,乃至各種傳統武術知識。而一些與武術有間接關係的體育項目,如彈弓、踢毯、槓子等,亦同樣囊括其中。套用內地學者馬明達教授的話:


國術是一個綜合概念,是國民政府對民族體育……的官方稱謂……張之江所倡導的國術,並不是一個單一的運動項目,而是一個以徒手與器械的格鬥競賽為核心的民族體育體系

總結來說,「國術」與「武術」的最大分別,是前者並不屬於文娛活動;它帶有明確的國家意識,要為社會培養出一班既能「保家衛國」,又能傳承民族文化的「新國民」。


在這個內涵底下,國術界的運作便很難擺脫政府。一則,政府掌控著對民族國家的最大闡釋權。換句話說,國術要服務的「國家」,基本上就是當時的政權。二則,國術教育所需要的資源,包括教材、器材、師資、場地等,全部都牽涉龐大的財政成本。除了上流社會之外,民間很難具備相應的辦學條件。


因此正如上文所述,民國年間的大部分國術館,如中央國術館、兩廣國術館、山東國術館等,都是由軍政精英出面籌辦,再交予不同的武術宗師打理。從這點來講,「國術」的定義似乎還應該加入「政府主導」一環。

昔日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既然「國術」與「武術」之間存在著明顯界線,那現在的問題是:當下是否仍然需要堅持兩者的本義,讓它們不致混淆?而「國術」所追求的目標和價值觀,又是否繼續適用於今天的社會?對此,筆者秉持一種較為開放的態度。


誠然,以國家為軸心推廣武術,可以更快地讓國民體認到它的時代價值,也能令武術的訓練得到監管,減少害群之馬出現的機率(其實這點還需商榷)。然而隨著歷史和政治格局的變動,對國家的理解也漸趨多元,民族國家與政府的關係也未必如過去般緊密。如果勉強將「國術」停留在最初的定義,恐怕會造成武術界的誤解甚或分裂。


其次,雖然「國術」與「武術」本質上並無高低之分,純粹是發展方向與營運模式的差別。但得到政府與其他名流支援的國術,顯然會佔據更大的話語權,而各流各派的習者,亦可能會就著國術的銜頭發生爭執。按《逝去的武林》作者李仲軒先生憶述,形意宗師李存義便曾經在某次訪問中提到:


武術者,強身健體,國術者,保家衛國,可稱國術者,形意拳。

李仲軒《逝去的武林》:唐門舊憶三 五台雨雪恨難消

結果這句話旋即引起很多人不滿,以為李存義是要將「國術」稱謂壟斷,紛紛跑上門要求與他比武。


這個故事孰真孰假,現時無從判斷。但它確實從側面反映出,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國術館必然會對不同流派有所取捨。倘若「國術」一詞繼續帶有政治意味,那同樣會加速各大流派的敵視。如果我們真想重塑「國術」的教育體系,或將之與「武術」保持一條涇渭分明界線,這些問題就不得不考慮。



參考資料


中國武術—中國文化研究院


楊祥全。2013。《津門武術》。中國內地: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明周、中華國術總會。2014年。《香港武林》。香港:明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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