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迪卡素的普世抗暴精神
对于日据时期的马来半岛,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记忆犹新的是那时候的巨大经济困境、苦难和压迫。因此,这一时期的故事有无穷的吸引力。这可以从战后出版的大量当代见闻录中看出来,例如西碧儿卡迪卡素(Sybil Kathigasu)的《悲悯阙如》(No Dram of Mercy),陈纪安(Chin Kee Onn)的 Maraiee 和Malaya Upside Down, Gurchan Singh 的 Singa: The Lion of Malaya, 以及Ahmad Murad 的 Nyawa di Hujung Pedang。跟上列的其它书籍一样,西碧儿卡迪卡素的《悲悯阙如》已经绝版很久了。但近来日据时期的故事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这些绝迹一时的书籍就开始重现了。 日本暴政失民心
要把西碧儿卡迪卡素的《悲悯阙如》置于和它息息相关的社会与政治脉络,就得说一说日本人从1941至1945年在马来亚的施政。一开始日本人的政权就失去民心。在粉碎英国军力之后,日军没有表现胜利者的宽大胸怀,却暴露自身的凶残,以最严酷的手法对付平民百姓。掠夺者和暴动者当场被斩首,而他们的头颅悬挂在显眼的公众场所的杆子上,以恐吓民众。被捕的抗日嫌疑犯被即时处决,或遭受种种严刑拷打,直到他们说出伙伴的名字或泄露其它机密。任何人骑脚车看见日本卫兵而没有下车向他弯腰鞠躬,就会被抓起来拳打脚踢;如果他只是受了些皮肉之苦,那真算是幸运脱险了。 随着政权持续,日本人的秘密军警组织宪兵队,向敢于反抗的人施虐,其典型手段之凶残令人发指——拷打、灌水、以烟蒂烧灼、重伤致残,而最后是斩首。这些虐行模式告诉马来亚人民,他们不能期望他们的新主人会施行什么仁义,他们所能预期的只是暴政。因此,日本人习以为常的暴力造成普遍的凶残氛围,这既影响了一般平民也刺激了抗日部队。人们以激烈的手段解决旧仇宿怨;而共产党游击队也像日本人一样动用酷刑,对付所逮到的宪兵队告密者和通敌分子。 华人社会首当其冲 在日军的严刑峻法下,华人社会首当其冲。随着日本于1937年侵略中国,马来亚的华人社团在战前掀起反日活动;为了报复华社的反日活动,日本的第25军在山下奉文(Yamashita)将军的指挥下,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半岛的华人进行了一连串名为“肃清”的大屠杀。根据华社在战争结束时的统计,大约六万个华人就这样被杀害了,而日本人的估计只不过是六千个。日本政权仅仅这一个行动就使华人不但对日本人深感恐惧,而且很容易被共产党所支配的抗日组织招募。并且,时日一久,甚至马来人和印度人最初对日本政权的依附性支持也幻灭了;这是由于战争的压力和劳损持续不断,食物和用品越来越稀少,而被征召服劳役和军役的青年和成人却越来越多。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不受理会,而北部的四个马来州属于1943年被移交给泰国之后,马来人的怨恨就浮现了。印度劳工的环境恶化,而随着印度国民军在印法尔(译按:Imphal,印度东北部城市。1944年日本从缅甸围攻此城,三个月后兵败。)遭到重创,印度民族主义者欲借日本之助建立自由家园的热望也受到挫折。 “日本错过了一个向亚洲人表达善意的绝佳时机,她原可证明自己是个仁慈的解放者,会比欧洲列强更加善待他们”,藤原岩一 (Iwaichi Fujiwara) 将军于1976年东京的访谈中告诉我。作为日本军事谍报机关(F-机关)的长官,他声称曾经尝试说服他的司令官不要施行暴政,因为那只会在民间激发对抗和憎恨,然而忠言逆耳。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专制暴政是东方民族的先天特性,而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虐行为就是明证。然而这些学者忘了希特勒的德国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虽然英国人在战前的马来亚没有做出像日本人在占领这国土时那样的暴行,然而英国人的残暴行为和集体杀害华裔共产党同情者的行动还是有迹可寻,例如1948至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发生在巴冬加里的事件。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时也造成了诸如可耻的美莱村屠杀事件。其实我们不必把野蛮的恐怖暴行推在任何单一种族身上。黩武主义和战争才是罪魁祸首,把文明人转变成野蛮人,促使他们对人类同胞干下滔天大罪。 就此宽广的背景而论,西碧儿卡迪卡素与宪兵队酷吏吉村驿雄 (Ekio Yoshimura) 的斗争,是一位勇敢的女性为伸张人性、正义和理性的奋斗,并且是发生在当时——借用陈纪安脍炙人口的片语——翻天覆地的马来亚。贯穿这本书的主旨是,当她周遭的人都选择缄默和逆来顺受,西碧儿卡迪卡素却敢于仗义执言,并且为了她对人性、正义和理性的信念挺身而出。这样的斗争不是在我们眼前常常上演吗?几位勇敢的个体为了捍卫人权而公开批判强大的机关,然而大多数人宁可保持缄默。因此,日本的侵略可说是提供了反面教材,启发许多马来亚人民领悟了和平与自由的真谛,以及自由体制的价值。 人道主义的召唤
这本书叙述西碧儿卡迪卡素不可磨灭的经历。她是怡保一位医生的妻子,在日据时期援助受伤的华裔游击队员。西碧儿卡迪卡素连同她的丈夫被告发,接着被捕。在受到宪兵队审问期间,她多次身受酷刑,并被单独囚禁和被迫亲眼看着丈夫被拷打,以及较后看着她的六岁女儿朵恩被绑吊起来。最后,日本法庭判处她终身监禁,而她的丈夫十五年徒刑。在酷刑下她伤势过重以致瘫痪而不能行走。日本战败后,她的苦难结束,被送到英国治疗。然而,在英国时,她因下颚骨折裂引发急性败血症而逝世,而她的下颚是被日本人以军靴踢伤的。鉴于她的牺牲和范例,英皇乔治六世颁发乔治勋章给她,那是英国表扬公民英勇的最高勋章。 在很大的程度上,西碧儿卡迪卡素的勇气是由她的宗教信仰扶持起来的,加上她对盟军最终会胜利的信心,强化了她的求生意志和使她神智保持清醒。在人道主义的召唤下,西碧儿以照顾受伤游击队员的方式支持共产党所支配的反日运动,尽管她的落力支持显然也是因为他们站在盟军这边。一些马来西亚读者可能会对她毫无保留的亲英国心态感到尴尬,但西碧儿卡迪卡素不能不是战前英国体制的成果,因此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当国家醒觉意识还没有完全成型。无论如何,西碧儿卡迪卡素代表的反抗精神——反抗压迫和反抗不义,并不局限于马来亚,而是普世共通的,在任何人民自由的地方,它都会出现。 (谢文庆是马历史学家,理科大学历史学教授,此文为西碧儿卡迪卡素自传《悲悯阙如》序文,本文稿于1983年5月18日 。《悲悯阙如》由燧人氏事业出版,在各大书局皆有出售) 转贴自当今大马:https://www.malaysiakini.com/opinions/4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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