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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和心理治疗师的对话:修慧的认知失调圆舞曲
法师:“信心疗法”在大乘佛教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因为大乘主张人人应信解如来法身的果德,才能以智能查证「疾病本空」的道理,让地、水、火、风等四大失调的苦患自动消失。问题是这种「观析治病」的智能法门,没有几个人做得到。所以,天台智者大师指出玄观不行的人可以令心王住于丹田、足下或患部,或是善用各种呼吸气息的调节法门,也能除灭病苦。但是,没耐心修止观法门的人还是很多,这些人就得靠修福忏悔或是持诵咒语的方便法门,才能得到治病效果。
你看,智者大师把信仰疗法分得多清楚,从最高的玄理观照层次到基本日用的止观法门,再到紧急救援用的忏法和咒术,真是中国史上第一个试图「打破咒术迷恋」的医学分类原则。日本天台学者安藤俊雄就指出,智者大师的医学思想可说是集南北朝时期医僧学派之大成,而且其检知善恶根性的分析方法,具有近代精神医学的性格。可惜,中国佛教不像西藏佛教有教权制,没办法有医僧组织来继续研发佛教的医学思想,所以智者大师的止观医学经安史之乱后,就差不多失传了。
有时我深深觉得历史在开信仰疗法的玩笑。你想想,古代人在欠缺医疗服务和医学知识的情况下,被迫要追求无形面力量的支持,因此由各类神佛经纪人开发出来的信心疗法简直五花八门,吃香灰和喝大悲水是最经济最普遍的,助印善书和念大悲咒也很流行,习静养生的反而很少。可是,现代人在心理压力倍增的情况下,反而学会欣赏习静养生的法门,以减轻过度依赖药物的情形。
想当初,各种西药引进台湾后,信仰疗法的地位就一落千丈,沦为神棍骗饭吃的玩意。直到成人的慢性病没办法根治的情况很普遍后,很多神佛经纪人又因为渴求咒术力量的市场需求,开始以新兴教派的组织方式重拾信仰疗法的饭碗。而我们正统佛教才又因此机缘,开始重视信仰疗法的科学研究。
不过,有你们哈佛医学院这种努力,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快点找出信仰疗法的科学法则,揭开它过去的神秘面纱,好让信众了解治愈的关键不在于师父的加持力,而在于你对师父的完全信赖。这种师徒的信赖关系会发挥某种「自我暗示」的作用,让你产生一股生命得到安顿的归属感,因而激活了潜意识的自愈系统。所以,我跟一位徒弟说:「当你真正相信宋七力会把神力送到你身上时,你的安定心情会自动活化免疫系统的功能,让病情好转。问题是宋七力会借此移情关系,强化你对本尊的偶像崇拜心态,却不会向你说别相信那套本尊最神圣的屁话。可是菩萨却会劝导你不要因为有求必应的护佑力量就崇拜别的神威,那没什幺意义。真正的重点是在?借此灵验的感应力量,让你信任集体潜意识深处那儿,还是有股慈悲能量在运作。每位菩萨的初发心都跟你一样,经过这个感恩历程才加入诸佛的悲愿阵营中。所以,我们希望你也能以这种对大爱的基本信赖感,自然地以感恩心情学习菩萨的作为,让人世间再度充满爱与信赖的关系。」
治疗师:没错,新兴教团的门徒往往有很顽固的情感转移现象。他们很容易退回到童年依赖父母的心理状态, 认定上师就是神圣父性或母性的化身,而且不太容许旁人用理性的观点来讨论这件事。我们发现有很多大师认为这就是完全「臣服」上师的表现,绝对不是对于上师的病态依恋。因此,这些大师会刻意营造更多「个人崇拜」的仪式,搞到最后,什幺东西都可以变成上师的加持物,上师的相片也成了最大的安慰品。
此外,新兴教团为了募集建造「上师王国」的资源,也喜欢制造上师崇拜的集体欢乐气氛。所以,他们只允许你把沉浸在上师神性面的热度不断提升,却绝不鼓励你把讨论上师人性面的意愿付诸行动。因此,这就更加会让上师和门徒间的信赖关系变质成一种「共依存(codependacy)」的状况。
也就是说,上师会扮演弥赛亚那种救世主的角色,否认自己有任何个人需要或人格阴影面的问题,一心只想拯救在红尘受苦难的门徒。相对的,门徒也自甘卑微,放弃一切自我主张,投入上师的保护伞之下。
我们治疗师对于案主的情感转移,虽然有时不免还是会陶醉一下,但基本上是抱着十分提防的心态。因为,很多案主找到合他们理想父母或理想情人品味的治疗师后,许多找不出原因的病痛就消失了。他们很高兴,不过我们内心可就挣扎了。因为我们很清楚这是典型的「依赖症候群」,我们必须考量案主的心理危机是否已经缓和,好来决定何时撤除对于案主的心理支持,转而鼓励案主以心理成熟的独立性,来面对自己的情绪障碍问题。否则,一直让案主盲目依赖我们的权威角色,他们就永远没有成长的机会。
法师:说实在的,在解脱道上,修行人有太多无力感,谁不想找个上师来依靠。而且,禅宗和密宗里,有太多讲上师和弟子间「以心传心」的美丽传说,这都会强化弟子「万里找寻终极上师」的渴望,也给了新兴教团的教祖可乘之机。因为这种渴望会蒙蔽弟子的理性判断力,使他们想说要「放下自我」,好好享受一下身为「上师迷」的快感。这种心理跟新人类以「刘德华歌迷」身分自居的心理,老实说没什幺不同。所以说,对于上师的崇敬和迷恋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讲到这点,我又要回顾佛教发展史了。当初,释尊要灭度时,一再强调我不会像婆罗门上师一样在掌中握着秘密教义不放,也不想让整个僧团有依赖我的心态,你们只须安住于生命的缘起法,如果你们对于苦恼还灭的教法和僧团戒律有什幺问题,就以对待朋友的方式来发问,不要因为太过尊崇如来,而保持沉默。所以你想想看,这种强调众生皆有平等的资格,作为共修缘起法侣的做法,根本不能被印度的种姓阶级制度所接受。也因此,大乘佛教为了适应印度的生存环境,开始采纳婆罗门上师的做法,但佛教上师的殊胜处是正观缘起法的般若智能,不是印度教上师那种梵我合一的神圣实在性。所以,解脱还是要靠观照能力的开发,不能靠神秘的解救方式。
可是一般人的心态还是渴望与神圣实体合一的宠爱感,那种观照我执的共修盟约就不是很讨好了,而这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的心理冲突。于是,众生都在纳闷解脱到底是要靠自力修行,还是要靠他力救济呢?而这也就给各派教祖一个经营空间。新兴教团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把神秘的救济手段和世俗的快乐主义结合起来,并鼓励你只要投入教祖的神圣家族,就可抹煞掉过去人我关系经历中一切不愉快的无助感,反正世间事物一切虚幻,唯一值得留恋的就是教祖的大爱。
毕竟现代人最需要的附加价值就是快感的享受了,如果要他们不玩以上师为核心的拯救游戏,而要老实地面对现实的自己,那就需要开发观察自我的知性乐趣,你才会发现真正可贵的上师就是你周遭的人,他们都是业力的神圣工具,好让你能领悟缘起法的真义。
治疗师:我想,上师之所以受欢迎,跟现代人的忧郁症有关。而东方人又特别会压抑自己,不太敢倒出自己的情绪垃圾,再加上为了掩饰自己长期的情绪低潮,还要费心替自己的忧郁症戴上各种「身体不明苦痛」的面具。所以,在活得这幺累的情况下,我观察到很多中年妇女抒解心情的方式是去庙里当义工,从师父那边找寻安慰。师父这些把人生看开的乐观话语,会让她们提醒自己不要再陷入悲观和绝望的负面情绪和想法里,就把那些无法尽如人意的事情当成是消业障好了。
问题是这种看开一切的宗教信念,跟积极思考的功能一样,在掌握自己心念的动态时,重点只摆在「善的意志」上,弄得大家只能讲美好感觉的话,不能讨论和分析人事是非的复杂缘起,而牺牲了对人性欲望和阴影面的深度认识,并把这部分问题以「一切随因果,自作自受」这句话带过。我是觉得这样的话,信徒根本没法培养如实观察生命缘起法的智能,难怪他们会随便投靠上师,甚至觉得一切都是命,这些都是低自尊、无自我主张的表现。
法师:你的担忧我很清楚。我有次就跟徒弟开玩笑说:「你给小孩灌输林清玄的光明思考后,会不会担心小孩因此不知提防人心险恶,而又去买刘墉的《我不是教你诈》给他们看。」结果,我徒弟真的跑去买,还说:「师父啊!现在排行榜上,已经不是林清玄的天下,也许是扫白、扫黑、扫黄、扫宗教的结果,《我不是教你诈》已是一路长红。」我说:「别傻了,林清玄只是转战有声书市场而已。其实每个人都有洗洗光明浴和小心黑暗路的需求,只不过我们这个社会以前特别会把宗教打压成黑暗悲观面的东西。所以,你看天华的《西藏度亡经》出多少年了,即使这本书得到国际学界的肯定,也没有引起社会重视。直到对死亡的恐惧被临终关怀的理念取代后,社会才重新肯定每个人都有了解死亡的需求,因此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也开始红了。」
所以,从心灵书风潮这种光明面、和宗教乱流大放送这种黑暗面的光影交错现象,我们正统佛教也开始思考佛教「人间性」可能要多配合各种人间科学的知识,才能避免宗教信念被滥用的危险。也就是说,人间性的重点要从以欢喜心做功德,转移到与善知识论人生智能,才能让宗教信念不会只抱着光明和谐面不放,而能对人性的整体构成有更深刻的认识。在这一点,我很佩服天主教为了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宗教融合课题,进行「纠正历史」的计画,对于天主教教义的「反犹太错误」,向犹太教领袖道歉。同样,中国神佛交融的过程也快两千年了,实在是有很多历史教训值得重新学习和探讨。可是我们的进度实在很落后,像是有关净土宗的讨论,往往落入宗派是非的窠臼,一直没办法用思想史的角度,来深入讨论这些宗派信念的历史生命。
治疗师:所以,我们在强调静坐的「松弛反应」面和「信心效应」面之后,发现有些病人不在乎自己是否进入松弛状态,反而狂热到坚持只靠宗教信念的力量来击退疾病,就觉得这实在太离谱了。因为,很多病痛与你个人的情感困境有关,如果你不去观察病痛背后隐藏了什幺情感冲突,反而是把这个病痛判定为业力作祟的报应,那就根本无法以宁静的心情接纳这个病痛的考验,去领悟到病痛的生活启示。
比如说,很多中年妇女会有「腹部胀气」的慢性症状,医院检查不出肠胃毛病,去神坛和寺庙消灾解运,也没多大的实质帮助,最后就冒着被人怀疑精神病的危险来看心疗科。我发现这些妇女同胞都是「怒气往肚子吞」的类型,她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能表达任何焦燥情绪,要温柔照顾家人的生活需要,因此在腹部累积的感觉和情绪就开始抗议,要求宣泄。可是她们对于愤怒感的流露很恐慌,怕会失控,觉得还是闷在肚子好了。所以,她们还几度拒绝用捶枕头的方式去纾发肚子里的负面情绪。我就告诉她们要用平常心,来欣赏自己经历愤怒感的整个宣泄过程,就会知道「看护负面的感觉」和「诉诸伤害的行为」是两码子事。然后,她们就觉得松一口气了,并且了解到只要多让感觉能自然的宣泄,不但腹胀的情况会自然好转,也不会去做出一些变相伤害自己和别人的行为。
其实就信心疗法而言,成功的案例固然是有,失败的案例更多。所以,病人在病痛一直没根治的情况下,有时会对「科学的生理松弛」和「神秘的宗教信念」这两者,不知怎样取舍,而陷入认知失调的惶恐不安之中。因此,我们开始把重点转移到静坐的「正念观照」面,以辅导病人不要拿宗教信念把病痛化成仇敌,也不要对病痛产生恐惧和抗拒的心理。就跟临终关怀一样,我们鼓励病人把病痛当成朋友,好好观察自己对病痛的情感反应,并且要向心灵深处探索出一个包容病痛的直觉空间。不过,这主要是受到小乘内观禅的启发,像智者大师的玄理观照,我们是觉得太高远了,有点不太实用。
提倡这种正念训练的医师,主要是波利森科(Joan Borysenko)和卡巴金(Jon Kabat-Zinn)这两位。他们在哈佛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中,设立「身心互动诊所(Mind/Body Clinic)」专门教导病人由正念训练来觉察身体感受的流动和变化(mindingthe body),然后病人就能发现这个「苦受的观察者」竟然可与心中那些忧伤的感觉内容分开来,而且对于那些折磨人的思绪和压力感,也不再那幺容易惊慌失措,因此就逐渐能不再扮演「病痛的受害者」。
如果病人练习得力的话,就能放开「我无法控制身体」所引发的无助感、愤怒感和紧张感,并能以丹田为中心来活在当下,培养注意力的柔活性,以开始修复心灵创伤的工程(mendingthe mind)。
虽然,我们采用小乘的正念法门,让病人了解观察者和受害者的区别,但是我们很尊重身体的生物性情感,也很重视病人的自我认同是否健全,不会去鼓励病人厌离色身,观身无我。因为我们观察到很多误用无我原则的案例,他们通常都有内在空虚感,对于自我成长的心理课题和社会历练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他们觉得佛教讲那些无我的话很贴心,这个世间确实没什幺值得奋斗的,这个身体也一定会败坏,整个大环境的气候都跟我内心的萧瑟感很相近。因此,他们干脆否认自己有任何「生命不完整的感觉」存在,这样的否认明明就是一种自欺,他们却认为这证明了自己达到「太上无情、至人无梦」的境界。
法师:唉!你说到我们最困扰的问题了。在过去,这种不当运用厌离观所造成的伤口,贴几块「人生淡泊乐逍遥」的OK绷,就可以交待过去。现在的话,如果光讲形而上的乐观信念,不但没办法抚平现代人内心的骚动,可能还会被弟子反质询一番。
我就曾被一位感受细腻的弟子质问过一次:「师父啊!你上次说,只要打好无常观的地基,就可降低欲求和期望,达到逍遥自在的境界。我照做的结果,心情是比较安定,可又觉得自己好象变得有点情感麻木了。师父就教我别忘了大悲心,我也尽心装修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好象光会怜悯别人的苦难,却不会疼惜自己的灰暗地带。师父,你能不能老实告诉我,你从观照人生无常到生起大悲心的过程,有没有过任何我这样的感受?」我就说:「当然有啊!你的情况就是古人说的枯禅,师父以前也有这种生命热情的窒息感,还想把它美化成灵修的清贫境界。后来,我看到耶稣会的灵修文献,内容说皈依者在现实生活的风暴中,神枯和神慰会交替出现,只有老实面对人性面的混乱感受,才能带我们进入更深的感性皈依与自我蜕变。我才恍然大悟到自己误把专注和放下的技巧,拿来压抑和避开过去的创伤和心结,这样子做,实在是有愧于释尊的中道教诲。」
所以,我那时就开始重新思考释尊修苦行的动机。你要知道,他当时已经修成无色界定,早就可以在定境中安享灵性的喜悦,只要继续打坐下去,求得梵我合一的神圣恩宠,是绝对没问题的。那他又何苦只为了出定后的现实烦恼,去过六年的苦行生活呢?
佛教经典中虽然没有描述释尊这六年的心情故事,可是我觉得他一定比我那位弟子敏感一万倍,所以他才能毫不陶醉于入定的灵性喜悦,反而以最剧烈的苦行实验,去试图超越出定的现实苦恼。可是,那时苦行林的苦行者会互相比较虐待肉体的程度,以评估谁对梵我表态的忠诚度最高,好确定自己可以赎回那脱离轮循环的灵性自由。
你也许会笑说,这是一种悲观主义和赎罪情结混合而成的精神病态,但是古人认为只有加强感官的痛苦警讯,才能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沉迷于感官快乐,因为感官就是令人与神隔离的监狱。所以,当你们中世纪各地主教的私生活太过腐败时,也才会出现这种专修禁欲苦行的修士传统。也因此,释尊足足花了六年时间才开始质疑说:「苦行固然肯定了我的宗教热情足可抗拒世俗的情欲诱惑,也能证明自己是一位圣洁的牺牲者,可是苦行有助于真正的解脱吗?」
我想,他也开始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有股呐喊:「我窒息所有欲念的代价,难道只是换来服从梵我的圣洁之名吗?这种把自己极度卑微化的苦行生涯,跟把自己极度伟大化的修定生涯,难道不是两个极端吗?」释尊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呐喊后,就拖着极度疲累的皮包骨身子,走出山上的苦行林,来到山下有菩提树遮荫的梵志村,看到村姑拿乳糜来供养时,他很坦然的接受了。我在猜,他那时的感受应该是:「我不再想为了向梵我表态的苦行癖,而硬是毁了当下这一刻的美感,也许这就是中道的开始吧!」
后来,释尊在菩提树下打坐时,他对那种「强迫自己停止呼吸是最接近梵我」的苦行信念,也不再理睬。反而,他开始学习去欣赏自己的出入息,并在一呼一吸中,去仔细观察烦恼念头的浮沉起落,观察到最后,发现这些烦恼心念的内在压力,能够用一种既公正又慈悲的注意力加以解消,而获得苦恼息灭的清凉滋味。这种注意力又称「净法眼」,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本心妙用」如何被「自我情结」堵死的过程,并争取到「苦恼条件」与「苦恼反应」间的缓冲空间,以如其所如地观察到烦恼的本来面目,进而释放掉这些过去会激发你苦恼反应的情绪障碍。所以,我很赞同你们处理「宗教信念偏执狂」的做法,强调静坐的正念观照面来均衡信心效应面,正是符合大乘「信解并重」的精神。
治疗师:不过,你们慧解的对象可是那种非常形而上的玄理,专门说些烦恼即菩提的圆融话语,来让骚动不安的心可以暂时进入冬眠状态。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办法,可以用绝对真心的超越主体来包容经验主体的现实烦恼,让信徒在烦恼的当下直下感受到一种形而上的道德安慰。你们也许会说这是「圣人拨转人心之妙用」,让众生可以把注意力的焦点从「盲目的生存意志」转至「如来藏的灵性子宫」。我们觉得你们这样做,等于是掉头不管产生这些烦恼的人性动态和历史情境,而光讲只要你信这个「真心灵知」的话,念头一转,这些烦恼马上可被菩提心念所取代。这种焦点转移固然催生了中国素以「圆融无碍」而自豪的人生哲学,但却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固着(fixation)现象。
我举一个案例来说好了。有位妇女来找我说:「我先生是位修行段数很高的人,拥有一群跟随他的同修。可他为了领导那个小团体,冷落了照顾家庭的责任。我也算了,不跟他计较。气人的是,他还说自己这样是为众生而活,那我为家事而忙碌,难道就比他低级吗?但是每次一吵起来,讲理又讲不过他。」我就跟她说:「修行人喜欢用道德劝说的方式来帮助人,有时一弄不好,关怀别人的苦恼问题往往就变成干涉别人的行为意志。如果,关怀变质为干涉的比例愈高,表示他的支配欲愈高,相对的,同理心也就愈差。所以,他可能认为倾听你内心那渴望家庭亲密的声音,会让他没办法在同修面前建立那种领导者的形象。如果是这样还好,最怕的是他用那种高标准的道德期待,来要求你不能有任何不满的念头,并认为这是在磨练你,帮你消业障。下次一定要把他请过来,我才能确定他的情况是如何。」
后来,我跟这对夫妻谈过一次,发现他果然心心念念都固着在「灵性母胎」的回归意向,并以此为正当理由,来回避对妻子的情欲苦恼做出适当响应,还叫她当以「死后的灵性归宿」为重。可是,他却没注意到自己的正念架构中,隐藏了这些心理固着的盲点。这种注意力的扭曲,使他也无法去正视老婆那儿隐藏了多少伤痛、怨恨和无耐的愤怒。
其实,这个丈夫的情况在台湾很普遍。比如说,很多台湾的修行人就说:「情绪智商有什幺大不了,讲的不就是先学好做人,做事才会成功而已嘛!台湾人就是崇洋,不识自家货。中国人生哲学所讲的灵性智商不仅包含了情绪管理,还包含了生命的终极意义。」
我对于这种以SQ(Spiritual quotient)吞没EQ的人,也只能奉送他们一段话:「人性的状态是既冒险又不确定的,高明的人生理念固然能让你开启关怀灵性生命的契机,但也有可能让你关闭了观察人性动态的契机。所以,在你还没辨识出自己有过那些情绪创伤之前,千万不要去度人。相信我,人们可以辨识出来你是真的诚实面对过自己的生命,还是空谈人生理念而已。」
事实上,高曼对于SQ也是有一定的掌握。他在写《EQ》前,就写过一本《冥想的心灵》,书中处理过静坐的松弛面、信心面和正念面,并指出冥想可以减低你面对心灵阴影面的焦虑感,并帮助你察觉到内心各种异化掉的分裂状态,然后你才能清楚看出这些苦恼状态的心理意义。
但更重要的是他早期所写的《活生生的谎言和简单的真理》一书,书中专门处理东方人一直碍于情面,而不愿意面对的「注意力偏差」现象。他指出人们为了阻断痛苦事实的焦虑感,会用一套活生生的谎言来自欺,以封闭自己对特定事项的注意倾向,而形成注意力盲点。
比如说,我以前所举的案例几乎都是因为宗教信念的种种偏见,毁了自己深观生命缘起的开放性。最典型的就是那位先生,为了降低自己大悲心没有圆满成就的焦虑,就用「我度众生是帮我积功德」的谎言,来强化自己「弥赛亚」的性格武装,对于老婆的受害者情况便可视而不见,而全力巩固自己对同修的支配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