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门的于七和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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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华武术》1996年第8期   作者：王开文


            陈世钦先生《螳螂拳的由来及其发展的探讨》（下称《探讨》），载《武林》1990年第5期）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关心螳螂拳这一拳种渊源的读者的关注，对陈文中关于“于七即王郎”一说，则见仁见智不同。笔者对螳螂拳起源问题知之虽少却素有兴趣，对陈文中涉及的个别问题略有思考，不妨提将出来，与陈先生及同好者商榷。
            
            《探讨》文中指出：“螳螂拳起源于崂山华严寺第2代方丈，字通澈，法号‘上善下和’”，“此人出家前很有名气，原名乐吾（结义兄弟排行老七）江湖人于七（公元1609~1702）。”又述“…而于七也称姓王，号‘得一子’，曾化名千四三。千字得一恰好是王字，而‘得一子’的‘子’就是郎字（因子是男儿）”。故而“螳螂拳的创始人是于七（即王郎），他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领袖，山东栖霞人，原名乐吾，字孟熹，系明末武举，出生于万历三十七年，山东青岛市崂山县，崂山华严寺第2代方丈”。
            上述讲话可信程度多大，我们可以借助史学界对“于七起义”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
            农民起义军领袖于七兵败牙山，突围后的下落成为不解之谜，出现了许多传闻。清史资料记载多说于七突围后从海上逃走。地方志则只说“溃围逃”，未说“窜入海”。这些说法都没有说清楚于七的具体去向和最终结局。
            关于于七的下落，私人笔记和民间传闻倒有一些说法，把时间、地点和结局说得非常详尽。如《谭略》（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作者杜延訚）云：“于七藏于平度之昆玉山，人竟不知，至癸卯乡试，扮为士子，囊书骑驴而去。后逃至云南，为吴三桂所录，未及吴反，病死。”等等。其中以于七突围后逃入崂山出家之说最为流传。不过，于七到崂山出家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于七到下清宫为道士以至终生。如《纪栖霞于乐吾起兵》（《山东文献》第一卷第3期，作者不详）、《记明末于七起兵轶事》（王维庭著）、《清初于七之变轶史》（周绍贤著）等。史学界认为这些文献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但有关于七到崂山这段情节的记载却有不尽合理之处。比如说于七把镌带的大刀藏在寺外石阶下，就颇具传奇色彩。试想，在清兵到处搜捕的情况下，若非武装转移，只好化装潜遁，怎能镌带数十斤以至上百斤重的大刀呢？不说未见记载实战手持兵器有如此沉重者，单说镌刀行动，能不暴露目标？若刀上还镌刻着自己的名字，那就更加荒诞不经了。
            另一种说法是于七到崂山华严寺皈依佛门以尽余生，这一说法流传较广。林竹岗1932年所著之《于七抗清记》谓：于七被异人导行至崂山佛寺，披缁剃度。复以沸水沃面，漆身为厉，颜面模糊不可复辨，遂与世隔绝，隐藏于深山梵室之中。这是较为详尽的文字记载之一，学者虽或斥之为“其中多有夸诞不实之处”，但建国后沿用此说者，仍有人在。
            然而史学界基本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于七到崂山出家的说法还没有可靠的直接史料证明，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至于说于七为僧后，成为崂山华严寺的第2代方丈善和，这一说法更不好轻易断言。华严寺本来有历代方丈及僧众名册存于库房，因库房曾经失火而被焚毁，后来补修的一简单名册已经很不完整，却又毁于“文革”之劫。除黄宗昌《崂山志》及即墨、莱阳县志有关于华严寺第一代方丈慈沾其人的简略记载外，其余早期方丈的情况，史志就无只字记载了。所以，目前是没有充分的史料证明认定善和大师就是农民起义领袖于七的。
            关于于七自称姓王，号“得一子”之说，主要流传于民间，《于七抗清记》中也有记述。文中复称于七后来居白云洞以至终老，这就把释道混而为一了。白云洞第一代道士是田白云，他的传人有宋天成、得一子、徐圣金、张坐源等，俱精医学或武术，生活于康熙至同治年间。据《即墨县志》记载：“王生，本邑人，号得一子。康熙时居白云洞，工医术及堪舆，食五谷不去皮，年百十三，发须变黑。一日，聚其徒众曰：‘今日立春，吾将去矣！’言毕端坐而逝。”黄肇颚所写《崂山续志》的有关记载，除基本情况和细节与县志所记大致相同外，对得一子的年龄记为“百十八岁”，坐逝时为“嘉庆二十四年”。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上推118年为康熙四十年（1701年）。依此，他居白云洞时间是康熙末年，主要是乾隆时期，这与于七在世年代相距甚远，两者绝不可能是一个人。因此，史学家认为，把得一子说成于七的化名是没有根据的，这显然是好事者的穿凿附会。
            于七兵败后，其作为“叛乱首领”，是清军捕捉的主要对象。即使时局稍有缓和，清军也绝不能放过任何搜捕线索。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于七其人怎敢化名千四三？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岂不是自我暴露目标？因为稍有文字知识的人略加思考，即可联想到千四三就是于七，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个智勇双全的起义领袖何至于如此愚拙胡涂！
            仔细研读《探讨》，便可发现文中足可存疑之处颇多。文中所称“据我二十多年的探讨及民间了解考察”，实际上是听“号称小老道的刘宗训（即墨人）”等人所述。“小老道让我练了一下螳螂拳之母（乱截）后讲：此拳创建于崂山华严寺第2代方丈，字通澈，法号‘上善下和’”。“第2代请教张万福老师螳螂拳的始祖是何人？师答：曾闻于七传螳螂之说，但现在拳谱上讲，王朗传螳螂拳，王朗传升霄道人……。我把此意转问家父，家父讲：因过去流传清朝‘于七’造反，所以不敢谈于七之事。”云云。可见《探讨》文中的基本观点仍停留于民间传说，并无实据可查。在此基础上陈先生得出“于七即王郎”的结论，既不客观也有欠于严谨。至于文中的其它漏洞或难于自圆其说之处，在此就不一一例析了。
            关于螳螂拳的起源及王郎的创拳经历，一向为螳螂拳派关注的焦点问题，亦素有各种传说，但都因史料不足、证据缺乏而未成定论。而于七即王郎之说，总归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权且也将其作为悬疑，有待再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