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寶余仁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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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1)

2010年11月6日下午4:00公開

香港十大名牌之一『余仁生』大家聽得多了，可不要以為這間中葯店是由一位叫余仁生的人所開創，真正的創辦人叫余廣培。

余廣培家族成員中，最廣為人知的是將他的事業發揚光大的兒子余東旋；另余東旋兒子余經緯為香港無視電視創辦人之一；鮮為人知的則是余東旋的堂弟余東雄為黃花崗72烈士之一。

另亦有網上傳聞指公民黨黨魁余若薇為余東旋後人，但據網友大蕃薯兄告之，她其實是1950年代大律師余叔詔的女兒。

余廣培去馬來亞發展

余家源於江西，余廣培父親余鶴松 (1822 – 1886) 為家中獨子，13歲便因家貧而綴學，改學風水，後來當上風水師，闖出了名堂。那個年代『江西地師』甚為有名，廣東富商流行聘請他們南下尋找風水穴。

一次余鶴松應邀南下，到佛山與南海之間的潯峰一帶尋找風水穴，找到一個『風吹羅帶』穴，喻意子孫可憑醫藥、占卜事業致富。但廣東富商最後聽了一廣東風水師的意見，選了另一吉穴，將那『風吹羅帶』穴讓了給余鶴松。

余鶴松回江西後，於1861年將祖父余有鳳的骸骨遷到潯峰這個吉穴，並舉家遷居佛山 。

余鶴松1852年結婚，1853年余廣培在江西出生。當時太平軍興起，局勢動盪，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很多人出洋謀生；而余鶴松又經過風水算命推算，認為他的兒子要到南洋去才有出頭機會，於是於余廣培24歲那年 (1876年9月)，將他連同媳婦梁氏 (Leong Lay Yong) 和余廣培弟弟余廣進送離家鄉，去馬來亞檳城尋找商機。

余廣培等自行負擔去南洋的旅費，並非被人『賣豬仔』。他隨身帶去一批中藥，以及家族世代相傳的中藥知識。

(上圖：余廣培)

這時的檳城是英國殖民地，1867年蘇伊士運河開通，歐洲至遠東的水路運輸線大大縮短，檳城扼守馬 六甲 海峽航道，並且是通往盛產錫的州份的門戶，其戰略和經濟價值忽然大升。

余廣培去到檳城並非孤立無援，那裡有不少商家以前曾找過他父親看風水，這時樂意照顧這位世侄。

但他起初的發展並不順利。他先在一間布匹店工作，3個月後還成為該店的股東。此外他還開了一間麵包店。可是，8個月後因為被人惡意中傷，被迫退出布匹店，連麵包店也要關閉，令他損失不菲。1878年8月，他在一間雜貨店找到一份店員工作。

1877年他妻子誕下兒子，取名『東旋』。在兒子4歲 (1881年) 的時候，父親余鶴松患上喉癌，余廣培帶兒子和妻子回佛山探望父親。他在佛山逗留了兩個月後便獨自回到檳城，留下妻兒在家鄉。

他回檳城途中在香港逗留了一段時間，就在此時他娶了一位比他年輕4歲、姓文的女士 (洋名Mun Woon Chang)，他們二人約於1880年在馬來亞近打谷買賣土地時認識。

這位懂得英文的妻子對余廣培的事業十分重要，因為她娘家跟峇峇人家族 (即華人與馬拉人的混血兒) 有密切關係，而峇峇人則得到英國統治者重用，在英屬馬來半島很有勢力。

包稅權帶來第一桶金

余廣培1876年來到馬來亞時，英國人剛好平定了馬來半島西岸霹靂州 (Perak) 蘇丹的反抗 (史上稱為the Perak War)，重新控制了這個礦藏豐富的州份

余廣培於1881年從佛山回到馬來亞後，即以『余廣』的名義，與友人合作參與競投霹靂州的錫礦開採權，以及鴉片、酒精、賭博和典當等的包稅權。

所謂『包稅』 (tax farming)，即是代某區向政府先付一段時間內應付的稅 (稱為『租』，英文為rent)，而後向該區收取比原本的稅款更多的款項或貨品。

原來自1870年代開始，英國人擔心得到法國支持的暹羅入侵馬來半島與其接壤的一些州份，為更好地控制那些那時還很落後的地方，便將當地錫礦的開採權以及包稅權公開拍賣，藉以引入私人資金和管理。

英國人心目中最希望華人移民取得包稅權，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足夠的組織、知識和資金去做包稅、開礦和開辦雜貨店等業務。

結果余廣培在親友及老闆借錢相助之下，於1882年投得霹靂州首府怡保以南20公里的一個礦業中心霧邊 (Gopeng) 的包稅權，為期3年，他預算可以賺取數千元。此後他與生意伙伴還投得另外幾處地方的包稅權

(上圖：霹靂州地圖)

開採鍚礦

那時包稅權與錫礦開採權是一併批出的，余廣培於是亦涉足採錫礦業。霹靂州是一個盛產錫的州份，其所在的近打谷 ( Kinta Valley) 是世界上錫蘊藏量最多的地方。錫這種金屬可以用來做合金、又可作為其他金屬的防鏽塗層，而最重要的是可以用來做罐頭。

由於罐頭食品在19世紀大行其道，對錫的需求甚殷。英國的錫礦於世紀中葉時經已衰竭，為滿足國內對錫的需求，英國政府於1852取消對錫的進口稅，開始從外國大量入口，令錫價於1870年代颷升至高峰；那時馬來亞是世界第4大產錫的地方。

這時，中國人引入較先進的開礦技術，提升了馬來亞錫礦的產量，加上英國人在那裡建築鐵路連接檳城，以便輸出錫磚，令馬來亞的錫出口量於1880年代大幅增加，成為世界最大的錫產地。

產量大增，價錢自然回落。余廣培於1882年投得採錫權時，錫價已由1871年高峰期的140元 一磅 ，跌至90多元；余廣培承認，採錫已無甚利潤。但他不介意，因為他的主要收入來自包稅而非採礦，其次是在錫礦區開辦雜貨店。雜貨店顧客對象是屬下的礦工，其中絶大部分是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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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2)

2010年11月9日上午10:37公開

豬仔華工

1820年代起，採礦業已成為霹靂州的經濟命脈，發達的採礦業需要大量人手，中國正好提供大量廉價勞工。

1842年鴉片戰爭後，由於五口通商，外國的工業產品湧進中國，質高價廉的工業產品，排斥了中國傳統的家庭副業和手工業，使大量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失去生計。而1850年代爆發的太平天國之亂 (或者太平天國起義，視乎大家用哪一角度去看)、兩廣『洪兵』之亂和廣東土客大械鬥，到了1860年代，東南地區滿目瘡痍，農村生活更加艱難。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天津條約更把『豬仔』貿易合法化。

原本嚴禁人民出海的清政府，至19世紀中葉已放鬆海禁，加上蒸汽船的逐漸普及令乘船到國外更加方便，因而造就大批華工到海外謀生，其中很多去了霹靂州錫礦工作。

他們去馬來亞都是經過中介機構，這些機構會派人去到華南沿海的鄉鎮，向鄉民說到南洋工作可以賺大錢，而且只需坐20 – 30天船便可達。

那時香港是『出口』苦力的中心，因為香港對人民没有出境限制，加上英美商船雲集於此，航運甚為便利。

那此華工自己拿得出旅費的，去到馬來亞便是自由身，没有足夠『水腳』的，便成為『欠債勞工』，去到馬來亞便會在檳城、新加坡等『賣豬仔中心』被『賣』給礦場主人，礦場主人會向中介機構墊付一切費用，而那位『豬仔』便要為讓礦埸工作直至還清債務為止。

有些『豬仔』甚至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被人拐賣，被關在擁擠不堪的『豬仔館』，等候遠洋船期。航行期間，他們被囚於艙底，飲水和食物不足，空氣污濁，缺醫少藥，雖然去東南亞的死亡率應該没有去美洲的那麼高，但南洋『豬仔』的遭遇也甚為可憐。

在19世紀末，單在霹靂州一地的這種所謂『契約華工』，就有約8萬人。(這種豬仔制度至1914年英屬馬來聯邦政府宣佈廢止才結束。)

錫礦工人的薪金並非以現金支付，他們每人都有個戶口，薪酬是以記帳形式，記在他們名下，而他們在礦場區內一切開支，特別是賭博、飲酒和吸食鴉片，當然還有購買日常用品、中葯的費用，都從戶口中扣除

如果華工不能自制，沉迷於賭博、酗酒、抽鴉片等，可能很久都無法『贖身』。

(上圖：霧邊附近金寶鎮 (Kampar) 的錫礦)

向礦工賣中藥

一般說法都指余廣培最初之所以開始賣中葯，是因為看到礦工為減輕疲勞而吸食鴉片，於是賣中葯予礦工以減輕鴉片對他們的毒害。

那時的錫礦都是露天礦，礦工只用簡單的工具工作，十分吃力。余廣培發現礦工都吸食鴉片以紓緩疲勞，卻不知其害處。他覺得有必要設法抵銷鴉片毒害，便嘗試以由家鄉佛山帶來的中藥給他們醫治，效果顯著。

於是，他於1879年在霧邊鎮買了一處原為煙格的地方，將之改裝，7月23日，他兒子余東旋的兩週歲生日的當天，他的第一間雜貨店兼小藥店開幕，店舖取名『仁生』，意即「仁澤眾生」。

余仁生官方網業稱：『當時鴉片泛濫成災，當地錫礦工人長期藉鴉片逃避艱苦工作和惡劣環境。余廣決心以中藥解救礦工，1879年在務邊開設第一家藥鋪。』

後來余廣培取得包稅權和採錫礦權，屬下有大批礦工需要提供物資，『仁生』便發展成為連鎖式雜貨店，賣的是一切礦工日常所需的物品，包括中葯。

根據當年英屬馬來亞的商業手冊，礦主除必需為礦工提供日常所需的食物、衣服、蚊帳等外，還需提供葯物和接受醫療的地方。由此可見，提供醫葯其實是礦主的責任

而那些鴉片從哪裡來的？還不是礦主提供嗎？要知道那時霹靂州還是很落後的州份，礦場更是偏遠之地，礦工所有物資供應都由取得包稅和採礦專利的礦主所包辦，包括鴉片和酒精在內。此外，余廣培還為礦工提供典當、賭博、嫖妓等服務 (霧邊鎮成為該區的妓寨中心 )。

余廣培向礦工賣雜貨、中藥，以及提供那些『額外服務』，然後從人工中扣除貨價，這種以實物 (和服務) 換取勞動力的制度，令其開礦業成本減至最低，令余廣培財源廣進 。

余廣培壯年病逝

就在生意越做越大的時候，余廣培忽患急病逝世。

1891年初，他續了霹靂州的包稅權，3月回到檳城後，忽然病起來，皮膚出現紅斑，情況十分嚴重，與死神搏鬥10天後，於3月24日與世長辭，時年僅38。

有傳聞指他因主張禁鴉片而被人在食物中下毒而死。他孫兒余義明對此說法不以為然，多年後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我不認為是下毒。他（余廣培）18歲已經時常進入森林尋找錫礦，對身體的損耗好大 。」

家族爭產
余廣培過身後，很大多家族都無法避免的事又發生，他兩位妻子跟兩個弟弟廣進及廣德互相爭奪他的財產。

文氏寫信通知佛山的婆婆，指余廣培已作出三項安排：(1) 有關包稅權的一切事宜交由檳城一位頗有名望的律師Grant Mackie托管；(2) 所有家族的資金由文氏控制；(3) 一切有關余的生意事宜，均由余的生意伙伴趙東興負責料理。

文氏又寫信給梁氏，指余的生意正面對困難。又投訴兩位小叔不務正業，終日沉迷於嫖賭，不斷從檳城的家族店索取金錢。

余廣培兩位弟弟均聲稱他們有權分享兄長的財產，而兩位太太均認為應由余廣培的後嗣所承繼；至於誰是余的後嗣二人卻有不同看法。

梁氏當然認為是她為余廣培所生的獨子余東旋，而文氏雖然没有所出，卻在余過身後立即過繼了姐姐的女兒，以此爭取余廣培財產的繼承權。

梁氏原本提議將余東旋送回檳城，文氏不贊成，要求將余東旋留在佛山繼續學業。

(上圖：余廣培兩位夫人 - 梁氏 (左) 與文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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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東旋回檳城

               

                            (1900年左右的余東旋)

余東旋生於

1877

年

7

月

23

日

在檳城出生。原來余東旋祖父余鶴松晚年寫了五言詩一首：「有國鶴廣東，經義在其中，傳家守正道，立志可成功」，規定後人按詩順序命名

，所以『鶴』字輩之後便是余廣培的『廣』字輩，而余東旋這一輩便要承繼那個『東』字。

另『余東旋』亦有人寫作『余東璇 』，其實當年余廣培為兒子起名的時候，是想他將來會衣錦還鄉，所以選了『旋』字 。當年余東旋過身後其家人在報上刊登的訃文用的亦是『旋』，所以這裡沿用這個版本。

余東旋4歲時即由父親帶回佛山祖家居住，在那裡學中文。1891年父親過身時余東旋才13歲。

余廣培過身後，梁氏提議讓余東旋回檳城，文氏最初不同意，但後來覺得家中需要個男人，以抗衡兩位小叔的壓力，於是，翌年 (1892年) 余東旋終於回到檳城。

文氏決心培育余東旋成為余廣培生意的接班人，並選擇給予他西方教育，安排他在檳城的聖方濟書院 (St Xavier’s Institution) 讀了一年書。

文氏被毒死

1893年，文氏帶著年僅16歲的余東旋及她的養女回佛山，原來余東旋親生母親梁氏在鄉下為他選了位妻子 (童養媳？)。

他們告別佛山回馬來亞那天，也回了鄉的余廣培兩位弟弟為他們弄了餐餞別飯，居然在飯中下毒。余東旋和妹妹不知為何没有吃，只有文氏吃了。船開後僅幾小時，文氏即毒發身亡，兩個孩子只懂大哭，船東可憐他們，為文氏找來一副棺木，並將船駛回佛山。

余東旋那時已懂事，知道是叔父幹的好事，而且目標其實是他們兩兄妹。折返佛山後，余東旋即指控叔父下毒手，可是兇手一直逍遙法外。

他自小已看到中國的貧窮落後，英屬殖民地的繁華先進，這次更暴露了中國司法制度的黑暗落後，令到他對這個『祖國』感到徹底失望，雖然父親為他改名『旋』是想他有日終會回歸故鄉，但余東旋在細媽下葬於父親墓旁後便返回馬來亞，終此一生不再回中國去 。

回檳城後，余東旋還未夠年齡接管父親的生意王國，余家產業由余廣培的蘇格蘭藉律師Mackie托管。

根據文氏遺囑的安排，余東旋由專人教導英文，並且在一位英國人校長家中寄住兩年半。期間他向這位校長學的，除了可令他成為『英國紳士』的西方禮儀習俗之外，更重要的是深切了解到英國人的心態脾性，以及他們的社會如何運作，這對他未來的發展十分重要。

1895年余東旋入讀怡保的Anglo-Chinese School，與該校校長Rev WE Horley建立密切的關係。

余東旋接手家族生意

1898年余東旋21歲，達到法定的成年年齡，正式承繼父親的遺產。大家可能以為余東旋承繼了一座金山，從此一帆風順，大富大貴，但實際遠非如此。

余東旋發覺兩位賭徒叔父已將仁生店的現金和存貨盜用殆盡，而那些錫礦亦已再無錫可採，而以前是收入主要來源的包稅業亦已没落，而且跟本没有續牌。

包稅原本是余家生意最賺錢的一環。可是，英國人在批出包稅權這方面的態度漸漸有所改變。最初英人之所以批出包稅權，是想吸引華人投資邊遠地區，幫助他們的管治。但後來西方資本在馬來半島的投資漸見踴躍，而華人以外的其他族裔 (尤其是印度) 的勞工亦越來越多，英人無須再依賴華商；之前視華商如生意伙伴，這時卻開始收回以前給予他們的權利和優惠，加強直接管治。

1880年代後期，英人開始將包稅區合併，令到投資包稅權需要更龐大的資金和人際網絡。他們又引進競爭，增加租金，並諸多限制，令包稅這門生意越來越難做。事實上，在律師Mackie托管余家產業的時候，並没有更新包稅權，即余家放棄了包稅這門生意。

首要任務 – 開發新礦

可幸他那過繼妹妹雪中送炭，就在這困難的關頭，表示願意將自己的珠寶變賣，以資助仁生店重新入貨，以及開發新錫礦。余東旋一位舅父亦親自出力幫忙。

余東旋首先要做的，是開發新錫礦，因為舊的都已不管用。他和舅父每天清晨5時便坐著大象出發，到森林、荒野、沼澤地帶去尋找錫礦，他們帶去的糧食只有10多隻雞蛋，受盡日晒雨淋、蚊虰蟲咬、奔波勞碌之苦，日落前回到店舖，晚上還要工作。但余東旋仍然咬緊牙關捱下去。

1899年，余東旋的第2妻莊宋女 (譯音) 為他生下第一個兒子 (經鑄)，他是個重男輕女的大男人，當然十分高興。

另一方面，辛勞了3年，還是未有找到錫礦，於是余東旋的財政又出現困難，幸得一些粵劇界的朋友借錢給他，令他得以渡過難關。(所以後來他對粵劇的發展大力資助，以報這時的恩德。)

余東旋慢慢掌握到竅門，於第3年 (1900年) 年底終於找到新錫礦，並且在其後7年內找到至少11個，而每個錫礦每年可為他賺取100百萬元。堅持了3年，他可說苦盡甘來。

他成功後，便逐一向幫過他的人報恩，他拿出數萬元送給在他危難之際雪中送炭的妹妹，這是他原本答應從父親遺產中撥給她的，但因資金短缺而没有做到。這位過繼的妹妹的丈夫梁光顯是星加坡的華民護衛司 (Chinese Protectorate)，不單在星洲，在馬來亞華人社會中亦長袖善舞。這妹妹顯然承繼了母親及其家族在馬來亞的人脈網胳，與她兩夫婦的良好關係對余東旋大有好處。

(上圖：余東旋霧邊公司門外)

(上圖：余東旋的霧邊府第。)

改革錫礦業

至19世紀末，馬來亞那些可以用簡單工具在地面開採的錫礦經已枯竭，余東旋雖然找到很多新錫礦，但這些新礦蘊藏的錫處於地下較深的地層，開採時需要新機器和技術。

余東旋不惜資本，於1890年代率先從澳洲引進西方機械，並採用最新的科技開採埋於地底更深層的礦藏，大大增加了產量。

至1908年，余東旋在霹靂州及其他州份共擁有11 – 12個錫礦，僱用約12,000礦工。而馬來半島已成為世界上產錫最多的地方。

可是，華人在錫礦業的優勢，在這段期間其實已開始受到歐洲同業的挑戰。1892年至1908年間，有11家在倫敦上市的歐洲採礦公司來到霹靂州和雪蘭峨州 (Selangor) 經營錫礦。

1912年採礦業引進斗式挖泥機 (bucket dredger)，這種機械可以在沼澤地帶採用，令採錫礦區大為擴展，但這種機械價錢昂貴，僅歐洲公司才負擔得起，令到它們比華資公司更具競爭力。原本華人錫礦的產量佔全馬來亞四份之三，歐洲礦場只位四份之一，但至1920年代時情況剛剛相反。

另20世紀初馬來亞政府對錫產量和出口量設限額，余東旋的應變策略是自設鑄造廠，自行生產錫制用品，制成品行銷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各地。

進軍橡膠業馬來亞政府對採錫礦業的規管越來越嚴格，錫價又不斷下跌，余東旋覺得這門生意越來越難做，另一方面，他見到橡膠業前途無限，於1890年代後期開始經營兩個橡膠園。

原來橡膠樹並非馬來半島的土產植物，而是原產於亞馬遜河流域。巴西人最先將橡膠用於商業用途，由1870年代起橡膠業為巴西帶來大量財富。

英國人於1876年將橡膠樹種子從巴西偷運出來，帶回英國試種，並將品種改良，然後將幼苗帶到馬來半島裁種。最初馬來亞農民對種橡膠樹興趣不大，直至1895年，才出現第一個橡膠園，橡膠業從此發展。

馬來亞的種植場出產的樹膠，比巴西從野生橡膠樹採出來的更受歡迎，因為質量較純正，而且產量穩定。馬來亞政府見橡膠價持逐上升，便將對錫礦業的支持轉移到橡膠業之上，以廉租批出橡膠園土地，同時降低橡膠稅，以鼓勵橡膠業發展。全馬來亞橡膠園總面積於10年內大升四倍。

1908年美國福特車廠開始以流水作業方式大量生產汽車，由於汽車很多配件都用橡膠制造，例如車輪、剎車系統等，令橡膠的需求激增，更加刺激橡膠生產。投資者紛紛在馬來半島各地開橡膠園，他們從印度輸入技術勞工，改良開採技術。

1910年左右馬來亞橡膠開始大量出口，令到最先開展橡膠業的巴西反而失去了大部份的市場。

余東旋利用開錫礦和賣中藥賺的錢投資於橡膠業，生意不斷發展，旗下各橡膠園的總面積增至283公頃。他幾乎控制了當地主要的樹膠生產，成為橡膠業巨擘。1910年代余東旋和同樣大事投資於橡膠業的陳嘉庚成為馬來亞最富有的兩位華人。

不過，無論生意做得多大，他仍然以家族生意方式經營，没有採用西方的大企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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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4)

『余仁生』增匯款服務鞏固錫礦業、進軍橡膠業之餘，余東旋還決定改革父親來馬來亞後經營的第一項生意 - 雜貨店兼中藥店。

他首先於1910-1911年間將店名由『仁生』改為『余仁生』，以突顯家族與該連鎖店的關係，藉以建立家族品牌。他曾受西方教育，為余仁生建立西方管理的雛型。

余東旋孫兒余義明表示，在辛亥革命期間，基於時局混亂，余仁生開始經兼營?款業務，為星馬一帶的礦工及僑胞，提供較安全的?款服務。「當時，余仁生分別在南洋及香港設有店舖，因這個有利條件，便順勢兼營副業，從中收取小額服務費。」

其實余仁生的匯款服務早於辛亥革命前已經開始，這項服務至遲於1908年已存在。據估計，晚清期間從華南到南洋各地謀生的華工約200萬，他們都需要將積蓄匯回家鄉，這門生意利潤很可觀，後來還救了余家的生意，這是後話。

余義明說：「顧客先到星馬的余仁生店舖存款，我們便以掛號形式，將提款單寄予香港及廣東一帶的收款人，客人可以憑提款單，在香港余仁生收錢。」

他說，由於「余仁生」信譽好，不少手持提款單的人，可以憑單到其他店舖購物，以提款單直接付款，而毋須先行提取款項，活像現時的現金支票一樣。(原來這項服務今天依然存在，只是用的人已少之又少了。)

余仁生店由最初在霧邊和金寶兩地，逐漸申展到檳城、怡保、吉隆坡、香港和星加坡等地。

其中星加坡店成立於1910年，位於星洲橋南路，而余東旋一家亦搬到星洲居住。

香港的 「余仁生」 於1909年創建，並把廣州的藥廠搬到香港，總行地址就位於文咸東街。1917年遷至上環皇后大道中 109 - 115 號 (近租庇利街) 一塊8,799平方呎的地段，樓高4層。至1990年地皮以9,000萬港元賣給長江，余仁生店則遷往皇后大道中152-156號至今。

(上圖：怡保的余仁生店，建於1907年。)

兼營銀行

余東旋對匯款業的興趣逐漸帶引他闖進銀行業。事實上，20世紀初已有不少華商開始經營銀行業，首先是1903年粵籍資本家創辦新加坡華益銀行，此後還有四海通銀行 (1906)和華商銀行 (1912)。

第一次大戰期間，英國和歐洲資金紛紛退出亞洲，西方銀行這時的業務大不如前，這個政經真空為華商創造了機會。1917年華商又創辦了和豐銀行，1919年又有華南銀行出現。

余東旋終於在1920年與另一位粵籍富商吳勝鵬合作創辦利華銀行，專門服務粵籍華僑。余家為銀行的大股東，相信與他們的匯款業有很大關係。這間銀行後來成為東南亞規模最大的華資銀行之一，分行遍佈於南洋各地，包括香港。

社會地位崇高

余家之所以成功，除了他們商業頭腦靈活之外，還因為他們做好各方面的人際關係，以及與政府的關係，逐漸積累政治資本。而隨著財富的積累，他們的社會地方亦逐漸提升。

1903年，余東旋向清政府買了一個官銜。他接手父業僅10年，便成為東南亞的大慈善家。他還當上反鴉片會 (Anti-Opium Society) 的副會長 (當時國際上出現反鴉片潮流)、近打谷衛生局 (Kinta Valley Sanitary Board) 成員。1911至1920年更任馬來聯邦四州府議政局 (Federal Council of Malaya) 議員，是該局第一位華人議員，殖民地政府頒了個寶星勛章給他。

余東旋在英國殖民地發展，當然没有忘記『孝敬』英國這位大老闆。1911年他到歐洲遊歷了8個月，順道帶長子經鑄到英國讀書，在英期間他捐贈鉅款予英國，深得英國政府嘉許 。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慷慨解囊，先於1915年6月捐了一隻戰鬥機給英國政府，後又再送出一部價值6,000鎊的坦克車。當年的軍需大臣Addison找人將坦克車畫成一張油畫，回贈予余東旋，以表謝意。戰後英皇還頒了一個OBE勛銜給他。

1940年6月他又捐出50,000元 (美金?) 予英國的戰爭基金，是個人捐獻中最大的一筆。

余東旋於1918年到訪香港時，亦捐了55,000元予香港大學。

堂弟為黃花崗烈士

余家在星馬當地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家都知道，不過其實他們對我國清末的革命亦作出了貢獻，但作出貢獻的不是余東旋，而是他的堂弟、年僅18歲的余東雄。

清朝末年，孫中山曾數次去到馬來亞各地，甚至深入霹靂州各城鄉礦地宣傳革命和籌募義款。

1910年孫中山再到馬來亞宣揚革命思想，期間曾到訪霧邊，余東旋身為當地僑領，當然是他負責接待孫中山。余安排孫在當地的礦工俱樂部靄樓演講，靄樓是礦工聚會消遣的會所及康樂體育會，也是務邊第一個社團，余東旋是靄樓俱樂部的發起人之一。演講之外，孫中山還在靄樓住了大約兩個晚上。

雖然余東旋這次接待了孫中山，但並不表示他支持孫的革命思想和活動。事實上，余東旋對以武力推翻滿清政府這個想法並不認同，他反而支持康有為的改革理念，所以當康有為於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後逃亡馬來亞時，曾招呼他到自己家居住。

另一方面，對於洪門、同盟會甚至孫中山向他募捐，他都斷然拒絶。為此，他那個1908年已加入同盟會的堂弟余東雄曾逝言要殺他，令他多次遷居躱避。他更擔心支持孫中山的會黨分子會綁架他或他家人，以索取贖金。

為自身和家人安全，他於1910年決定帶著1908年來到馬來亞與他團聚的母親，遷往治安令他較放心的星加坡。

1911年孫中山在檳城策劃廣州起義。槍法了得的余東雄瞞著母親，寫下遺書，與其生死之交、僅19歲的郭繼枚，於3月同赴香港跟隨黃興參加4月的廣州起義。

余東雄是余東旋叔父余廣進的兒子，雖然這個叔父是他的殺母仇人，但余東旋於他在1904年逝世後，決心照顧他的兒子。縱使東雄要殺他，他還是繼續將自己當作是他的代父，知道他要回中國參加起義，便設法阻止。

他通知所有仁生店及其僱員，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在香港的，不要借錢給余東雄。可是，他還是籌得去廣州的旅費。

在廣州，黃興希望懂得武術的人當敢死隊攻打兩廣總督衙門，來自馬來亞的李炳輝便推薦同鄉余東雄與郭繼枚。

4月23日起義時，余東雄與羅仲霍、何克夫等持炸彈轟擊兩廣總督府，擊斃多名清軍，衝入衙內，未料張鳴岐總督已從後門逃逸，余東雄等撤出時與大批清兵相遇，被清兵包圍，寡不敵眾，全部犧牲。余東雄是殉難者中最年輕的一位。

余郭二人曝屍衙門，後來被殮葬於黃花崗，成為烈士。余東旋毅然負起照料二人家屬的義務，但二人年輕，皆未留下後代。

今日新加坡的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入口處，佇立著4座黃花崗烈士的銅像供人憑弔。其中兩座持刀槍的銅像就是余東雄和郭繼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