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 中華正聲

芒果派

今天，中文幾乎已告死亡。代之而興的，是「現代漢語」，其特色第一是以英文為骨，第二是向中共學舌。拙欄取名《中華正聲》，就是要以傳統正聲和現代漢語比較。文字上不甘心做歐美以至中共奴僕的中國人，讀後假如能知所取捨，我就不算枉拋心力。

意味着
去年八月，中共《黨建研究》有長文問：「共產黨員稱號，意味着甚麼？」十一月二十三日，中評社有電訊說：「中國崛起，對世界意味着甚麼？」這「意味着」三字，無疑是英文動詞mean的化身，例如中評社那一句，等於英文What does the rise of China mean for the world?這個mean其實解作「有……含意」，但現代漢語一般把名詞meaning譯做「意思」，於是動詞mean的翻譯必須有個「意」字，於是現代漢語專家發明了「意味着」。
中文「意味」兩字，本是名詞，指「意境」或「趣味」，例如唐朝杜牧考中進士之後，名動京師，乘興遊終南山寺院，不料有和尚連他姓名都沒有聽過。杜牧愕然，賦詩《贈終南蘭若僧》說：「襌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現代漢語硬以「意味」來譯mean字，再加一個進行式的「着」，當做動詞，殊不知這類動詞，無論中英文，一般都不用進行式。沒有「意味着」，中文就「詞窮」了嗎？請看以下兩句：「共產黨員稱號，蘊含甚麼意義？」「中國崛起，對世界有甚麼含義？」

落實
中共有一套和中文不同的詞語，其一就是「落實」。例如《現代漢語詞典》「落實」一條有例句說：「生產計劃要訂得落實。」北京市二O一一年二月宣布：「貫徹落實國家和本地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落實」這說法，無疑出自中文的「落空」。
中共喜歡把中文顛倒，於是「陰謀」翻作「陽謀」，「落空」翻作「落實」。漢朝《風俗通‧過譽》文中「好大言，而少實行」一語，今天一定要改寫成「好大言，而少落實」。
中國人不是給中共同化了，是不會用「落實」取代「實現」、「實踐」、「實行」等等的。我們的「生產計劃要訂得切實可行」，我們也可以「徹底實行國家和本地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至於「落實」，留給中共專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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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揚子晚報》載：小學一年級課本有「林陰道」一詞，家長議論紛紛，認為應作「林蔭道」。新中國人對生殖器官之敏感，對中國文化之無知，真可以互為表裏。「樹陰」和「橋梁」、「山岡」等，向來都是正字；有人多加部首，於是「陰」變成「蔭」，「梁」、「岡」更由一木一山變成雙木的「樑」、雙山的「崗」。兩種寫法，一正一俗，固然可以並存，但正字現在竟然被視為別字。
唐朝杜牧因意中人做了他人婦，寫過一首《歎花》詩，從前婦孺皆曉，今天卻連報紙記者都未必讀過，否則「林陰道」不可能成為新聞：「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見證
讀完杜牧詩，再請讀讀現代漢語。今年三月十日，溫家寶接見全國人大福建代表團，對團員章聯生說：「你見證了改革開放的全部過程。」四月十五日，胡錦濤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成立十周年典禮，致開幕詞說：「博鰲亞洲論壇見證了過去十年亞洲的快速發展。」杜牧生於今天，也許要說「往年見證未開時」了。
「見證」是英文witness的化身。Witness作動詞，除了解作「在(文件上)簽名作證」，還可解作「目睹」。例如溫家寶、胡錦濤那兩句，都可以還原做英文：(1)You have witnessed the entire process of economic reforms.(你目睹經濟改革的全部過程)。(2)The Boao Forum for Asia has witnessed Asia’s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ten years.(過去十年，博鰲亞洲論壇看?亞洲迅速發展)。胡、溫絕對不是要博鰲亞洲論壇或章聯生宣誓作證。他們只是把中文當做英文來說。
《後西遊記》第一回說孫悟空成佛之後，「這座(花果)山又閱歷過許多歲月」。《神仙傳》載，仙女麻姑曾「見東海三為桑田」。今天，現代漢語一定會這樣改寫：「這座花果山又見證了許多歲月。」「麻姑曾經見證東海三為桑田。」新中國人連「證」字應怎樣解釋，都不知道。

我怎樣可以幫到你？
還有一句流行公務用語，足以「見證」新中國人的英式中文：「我怎樣可以幫到你？」這句話的骨子，就是How may I help you?現代漢語絕對不會像傳統中國人那樣說：「要我效勞嗎？」
《翰府紫泥全書‧託人買布》有以下一句：「承委置布貨，敢不效勞？」但「效勞」一詞，今天沒有幾個人會說了。大家只記得英文的help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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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月初談到歐洲經濟：「歐洲經濟的積弊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句現代漢語，我無法理解。
《金瓶梅詞話》第九十二回說，西門大姐遭丈夫陳敬濟毒打，自縊身死，「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現代漢語不知怎樣把「冰厚」變了做「冰封」或「冰凍」，似乎「凍」可以尺量，又似乎十丈江河隆冬裡最多也只有三尺面積「冰封」。謬種流傳，有如是者。現在不妨再看兩個謬種。
戰略
六月二十五日，溫家寶宣布：「中英兩國，已經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五月三十日，胡錦濤呼籲：「我們要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行業，引導外資投入。」請不要問新中國今天在哪裡和英國並肩對敵，也請不要擔心戰爭工業引入外資會洩漏國防機密，因為胡、溫說的「戰略」，其實不是中文。
中文所謂「戰略」，一定涉及軍事。例如唐朝詩人高適路過黃河，想到東晉、南朝都無力收復國土，以至黃河一帶變成國家邊疆，不禁歎息：「當時無戰略，此地即邊戍。」(《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又如儒將鄭畋論武臣，以「習起翦(吳起、王翦)之兵書，用關張(關羽、張飛)之戰略」為言(《授武臣邠寧節度使制》)。
現代漢語所謂「戰略」，則須按英文字典解釋。英文strategic一字，除了解作「戰略的」，還可解作「關乎全局的」或「重要的」。所以「戰略性新興行業」即new strategic industries，也即中文「重要的新興行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則是a full strategic partnership，也即中文「全盤合作關係」。漢字要按英文解釋，你說有趣不有趣。

包括在內
二OO八年汶川地震後，胡錦濤接見台灣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說「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華兒女在患難之時體現出同胞之愛」；流亡美國的新中國作家曹長青則批評說：「胡錦濤政府最初拒絕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世界所有要求救援的請求。」我不知道「包括」之後，為甚麼要加上「在內」這蛇足；唯一能想到的解釋，是英文include(包括)的in，有「在內」含義，現代漢語必須模仿。
中文的「包括」，不和「在內」連用，例如唐朝劉知幾《史通‧列傳》說，一傳可以兼寫兩人，「包括令盡」。請看以下兩句中文，和胡、曹的現代漢語相比，孰為優劣：「患難之時，中華兒女，包括台灣同胞，體現了民族之愛。」「胡錦濤政府最初拒絕台灣以至世界其他國家提出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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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香港《明報》評論最低工資制度，標題是：「『低調處理，高調發布』有助完善工資機制。」這樣的文字，今天已經可以標榜文場，但「完善」、「機制」四字，其實都不是中文。今天只談「完善」，下星期再談「機制」。

中文詞彙中的「完善」，向來是形容詞而不是動詞。例如《史記‧匈奴列傳》說，漢文帝年間，匈奴單于為免臣民向慕中華文化，使人穿上中華絲絮綿衣，策馬入草棘，衣袴破裂，「以示不如旃裘(氈製衣服)之完善」。又如《初刻拍案驚奇》卷五說，有少女遭老虎擒去，送到她未婚夫跟前，「虎去而人不傷，今完善(現在安好無恙)」。

現代漢語以「完善」作動詞，是模仿英文perfect(完善)一字用法：perfect除了作形容詞，也可作動詞，指「使……完善」，例如《明報》那一句，可翻譯如下：Careful handling and good publicity can help perfect the minimum wage mechanism。「完善」的動詞用法，應是由中共始創，常見於官家文字，例如中國勞動維權網二OO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一篇報道的標題是：「溫家寶：『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新華社二OO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一則電訊也說：「我國將進一步完善社保基金管理監督制度。」這兩句的「完善」，中文應寫作「改善」或「改良」。

照道理，「完善」已是最高境界，不可能「不斷」再「進一步」。所以儒家有一句名言：「止於至善」。 所以英文perfect之外，不可以有more perfect(更完善)、most perfect (最完善)等。當然，現代漢語負有「頌歌中共，以愚黔首」的政治任務，少不得違情悖理。「不斷完善」、「進一步完善」等的潛在頌歌，就是中共治下，現在一切已經「完善」，只是不妨精益求精而已。溫家寶不說「要改善社會保障體系」，而說「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有政治任務的詞語，說上千千萬萬次，的確可以麻醉百姓腦神經。我聽過不少人述說當年怎樣遭共幹鬥爭、監禁等。他們會說：「解放初期，我……」他們連甚麼叫做「解放」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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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曾經見同僚教兒子「鮮卑語及彈琵琶，以此伏事(服侍)公卿」，覺得同僚沒有民族風骨，心想：「異哉，此人之教子也！」(《顏氏家訓》卷一)其實學外語並不可鄙，可鄙的是只求服侍當時政壇上那些鮮卑族權貴。

今天，新中國據說不是外族主政，但請看四月二十六日中評社報道的中共副總理李克強訓示：「要推進機制創新，提供優質公共衛生服務。」這樣的語文，顏之推九泉得讀，一定會說：異哉，何崇洋之甚也！異哉，何戕賊中文一至於此也！

機制
中文沒有「機制」一詞，有的是「制度」、「系統」。英文則有mechanism，本義是「一套機械」，也可引伸解作「制度」。新中國現代漢語專家為求漢語歸順英文，把「機械」和「制度」糅合為「機制」，取代「制度」、「系統」等。請看三月三十一日香港《文匯報》標題：「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國臺辦冀早獲進展。」中通社四月八日電訊：「香港鐵路車費可加可減機制，在法律上有約束力。」

《漢書》卷九載，宣帝教兒子按成規治國，說「漢家自己制度」；《西廂記》第三本說紅娘送藥給張生，教他按成法服食：「用着幾般兒生藥，各有制度。」這樣的中文，新中國機制下長大的中國人總有一天讀不懂。

優質
《西遊記》第十六回說，孫悟空拿出唐僧袈裟給觀音院和尚看，和尚無一不讚歎：「真個好袈裟！」《水滸傳》第二十二回說，武松走到景陽岡下，上酒家喫酒，連聲說：「端的好酒！」這些中國人話，譯做典型現代漢語，就是「真個優質袈裟！」「端的優質酒！」

英文有quality一字，作名詞，指「品質」，作形容詞，用在名詞之前，指「優良的」。現代漢語專家於是再顯點金成糞神通，化quality為「優質」，取代所有說「上好」的中文詞語，於是香港教育局有「優質敎育基金」，防止虐待兒童會有「優質家長」計劃，優質電器協會當然更有大量「優質電器」。總之，「優良教育」、「優秀家長」、「精良電器」等中文說法，今天都不合時宜了。

李克強那句「重要講話」合乎時宜，就是因為學了大美大英說法：The public health mechanism must be innovated to provide quality public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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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博物院最近贈公安局錦旗，旗上大書：「撼祖國強盛，衛京都泰安。」他們以「撼衛」當作「捍衛」，最初還力言是正字。

《抱朴子》卷十五載：西漢末年，群姦把持國政，任人唯親，鬻爵賣官，以至不讀書就可以做秀才。當時有童謠說：「舉秀才，不知書。」今天是新中國盛世，文化機關的高級幹部原來也可以詩書不知。不是有這樣的統治者，現代漢語怎麼可以取代中文。

扮演角色
去年十一月，總理溫家寶在澳門說：「我相信，澳門有能力扮演好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橋樑的角色。」今年四月三日，《中國青年報》也說：「法國正在淡化自己在利比亞戰爭中的角色。」這兩句話，當然都是英文，例如《中國青年報》那一句，等於France is downplaying its role in the Libyan War。

Play a role(扮演角色)的role字，英文常用來比喻「作用」、「職責」等，例如Relig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ety即「宗教在社會上佔一重要席位」。但即使英語國家，也有人不滿事事都當作一場戲。英國Bloombury出版社的Good English Guide(善用英語)指出：「『角色』這名詞，常用來取代「職位』、『職責』、『工作』、『本分』等，而這用法有人反對。」

現代漢語卻不斷「扮演角色」，樂此不疲。《薛仁貴征東》第三十四回有徐茂公一句話：「我做一生軍師，妙算無差。」《警世通言》第六卷說：「宋高宗天子傳位孝宗，自為了太上皇。」今天，這兩句中文都必須改為「我一生扮演軍師角色」、「自己扮演太上皇角色」等。同樣道理，我們不可以說「澳門堪當中國和葡語國家的橋樑」、「法國掩抑其在利比亞戰爭中的作為」等。現代漢語無論如何都要向英文看齊。

取得平衡
《清會典事例‧吏部‧官制》談到陝甘總督的職責：「陝甘總督，所轄既廣，勢難兼顧。」清朝顧炎武《答人書》談到自己顛沛的生活：「北方生計未立，而南方又難兼顧。」這兩句話，譯做現代漢語，會變成甚麼樣子？

請看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五月五日演講的題目：「在全球化和本地化間取得平衡。」二ｏｏ七年澳門新聞局的公報：「當局致力在城市發展與文化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可見「兼顧」的現代漢語說法是「在……之間取得平衡」，也即英文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顧秉林不說「全球化和本地化必須兼顧」，而用漢字說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sation，原因固自有在。他不把「平衡」寫作「平撼」，已算是國學修養深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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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新中國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告訴一群大學生：「有些人中文說得好好的，卻時不時雜一句英文，為別國文化宣傳，令人反感。愛國就應堅持自己國家的文化。」這段話真是擲地有聲。不過，李肇星似乎忘了中共最成功的語文改革，就是以英式漢語取代中文。例證俯拾即是。

通過、透過
今年三月四日，李肇星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記者，說法律之外還有社會傳統繩規，「問題不是都要通過立法來解決」。香港教育局也有一套「透過學校圖書館的支援，提升中學生的資訊技能」教材，供圖書館主任使用。按英文有through字，本義是「通過」或「透過」，常引伸解作「憑藉……做某事」，例如：She got the job through her husband’s help(她憑丈夫幫忙，得到那份工作)。李肇星論立法那句話，其實就是英文：Not all problems are to be resolved through legislation。

中文不會用「透過」、「通過」來說「憑藉」或「憑借」，例如《西遊記》第五十八回說，真假孫悟空打到南海觀世音面前，請她辨邪正：「借菩薩慧眼，與弟子認個真假。」《後西遊記》第二十六回說，「小行者用獵戶之計，驚退了一群麝妖」。中國人不會說「通過菩薩慧眼」、「透過獵戶之計」等等。堅持自己國家的文化，我們就會說：「問題不能都憑立法解決。」「借助圖書館提高中學生的資訊技能。」中文和現代漢語的優劣，李肇星自己評評吧。

採取行動
《北齊書》卷四十一載，周武帝親攻北齊，北齊獨孤永業將兵抵禦，問誰領周軍，有甚麼舉措：「是何達官？作何行動？」《警世通言》卷六寫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說他晚上「聞花陰下有行動之聲，教琴童私覷，知是小姐，乃焚香一炷，將瑤琴撫弄」。這兩段文字，改為現代漢語，大概應作「是何達官？採取何行動？」以及「聞花陰下有採取行動之聲」。

「採取行動」者，英文take action是也。例如今年世界衛生日以「不濫用抗生素」為主題，新中國衛生部的口號就是「今天不採取行動，明天就無藥可用」，等於英文If no action is taken today, no cure will be available tomorrow。二OO七年四月，越南犯南沙，李肇星手下秦剛以外交部發言人身份說：「越方在南沙採取一系列侵犯中國主權的新行動，中方對此表示嚴重關注。」行動竟然可以「採」可以「取」，那是中國人幾千年來都不知道的。

不「採取行動」，我們可以怎樣？請看吧：「今天不行動，明天無藥可用。」「越南在南沙連串的新行動，侵犯中國主權，中國政府十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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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 . 楔子》說，趙匡胤蕩靜中原，建立大宋，「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郎潛紀聞初筆》卷六說，乾隆宰相陳世倌談及民間疾苦，每每淚下，乾隆皇帝也不免感動說：「汝又來為百姓哭矣。」以上引述的兩句中文，改為現代漢語，會變成怎樣？

請看溫家寶的新中國五十七年國慶講辭：「我們將繼續同香港、澳門廣大同胞一道，同廣大台灣同胞一道……」又請看二OO八年四川地震之後，胡錦濤怎樣叮囑香港記者：「請向香港廣大同胞表達我(對他們參與救災)的謝意。」

中文說「人民」、「百姓」等，不會循例加上形容詞「廣大」。不要說中國，就是一般蕞爾小邦，人民至少都以十萬計。現代漢語的「廣大同胞」、「廣大人民」，就像某名作家筆下「濕濕的雨水」一樣。只是新中國人已經習焉不察，互聯網上，有文字敍述六四史實，標題是「希望廣大同胞知曉」。作者反對中共所作所為，卻完全不知道自己文字上仍然受到中共左右。

中共文字的特色，在於鋪排形容詞。不少形容詞甚至和名詞組成固定用語。「廣大同胞」就是一個例子。「同胞」兩字，親切得有如童話裡狐狸叫小白兔開門的口吻；「廣大」兩字，則完全符合中共壯語豪言的作風。

「廣大同胞」之外，還有嚴正聲明：新中國官方的聲明，一律要稱為「嚴正」。我聽過香港電台一則新聞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表嚴正聲明，表示中國沒有政治犯。」那聲明嚴不嚴正，於是不容聽眾自行判斷；客觀的新聞報道，於是化為麻痺思想的告白。這是現代漢語的主要功能。明白了這一點，你就會明白為甚麼中共領袖的話，一定是「重要」的。請看二O一O年三月二十五日《解放軍報》發表的胡錦濤「重要指示」：「各地駐軍一定要密切配合地方黨委和政府，積極投身抗旱救災鬥爭，為打贏這場硬仗做出更大貢獻。」假如你把「密切」、「積極」、「硬」、「更大」等形容詞刪去，把「鬥爭」、「打贏仗」、「貢獻」等豪壯套語抹掉，那四十一字重要指示無非平凡的二十三字：「各地駐軍必須聽從地方黨委和政府指揮，盡力抗旱救災。」

同樣，新中國當局對付民權運動的手段，一定要形容為「依法」。「公安依法拘捕艾未未」、「劉曉波依法被判處徒刑十一年」等等嚴正聲明，大家都聽得麻木了，麻木得幾乎沒有人會問：拘捕以至判刑，是不是都有「依法」和「不依法」兩種？「解放軍」、「西式民主」、「民主專政」、「真情對話」、「溫馨提示」之類，不是借形容詞掩蓋名詞本質，就是把真情、溫馨當作泛泛口頭襌。習染這種語言的民族，會是個甚麼民族，不用我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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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二O一O至二O一一年度時事通識比賽有以下問題：「英國首相卡梅倫訪華，戴甚麼形狀的胸針？國家總理溫家寶訪問澳門，提出甚麼叮囑？」假如你不覺得這段文字刺眼，那就證明現代漢語已經收到洗腦的效果。

一九九七年香港易手之後，傳播界用語丕變，最明顯的，是以「國家」當做「中國」以及「中國政府」。所以卡梅倫叫「英國首相」，溫家寶卻叫「國家總理」；所以新聞報道常有「國家隊對北韓」之類球壇消息。難道北韓、英國等都不是「國家」？但現代漢語不講道理，只講政治。

政治上，中共需要國家崇拜。據他們的邏輯，不把「國家」當做中國，等如以外國人自居；不把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當做「國家」，更等於叛國。新中國作家白樺思想上自小受現代漢語薰陶，雖然竭力獨立思考，卻還是不能分辨「中國」和「中共政府」，所以他筆下電影劇本《苦戀》中的所謂警句，無知得像低年級小學生的問題：「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

現代漢語字字句句都下了政治麻藥，自然處處都和中文不同。中文沒有國家崇拜，稱中國為「中國」，絕對不必顧忌。請看唐太宗華夷論：「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貞觀政要》卷九)又請看宋朝岳飛的抗金復國論：「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福)，臣竊有區區之志。」(《鄂王家集》卷一)那時候，沒有人會發問唐太宗、岳武穆是不是「以外國人自居」。

從前，「朝廷」、「君主」都不等於「國家」。有唐安史亂後，武臣往往橫行，朝廷不得不曲從他們的要求。名將郭子儀曾經奏請委任州縣官一人，卻不獲批准，僚佐都憤憤不平，但郭子儀欣然說，這表示朝廷對他沒有戒心：「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資治通鑑》卷二二五這段記載，改為現代漢語，「朝廷」、「人主」等一定都會變成「國家」。

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事。只要把國家和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混為一談，一黨專政就顯得地義天經。香港傳播界現在劃一採用的現代漢語詞彙，正悄悄把國家崇拜深植人心。於是世界盃足球賽只有一支「國家隊」，於是中共當局閉門制定的政策叫做「國家政策」，於是愛國只能變做對象錯誤的「苦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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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是中共所謂近代第一文豪，新中國中學中文課本就有他的文字，其中一篇題為《未有天才之前》，論者盛讚「文字犀利幽默」，只是從來沒有人提出一個簡單問題：「未有天才之前」是甚麼時候？

畫蛇添足
唐朝張籍《節婦吟》有一名句：「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未嫁時自然是出嫁之前，張籍絕對不會把「未嫁時」和「出嫁前」合而為一，說「恨不相逢未嫁前」。清朝文康《兒女英雄傳》第二十四回有一段話：「這老兄，去年臨別之前，曾說等姑娘滿孝，他一定進京來看姑娘。」臨別之前自然是未別之時，文康也絕對不會把「臨別之前」和「未別之時」糅合起來，說「去年未臨別之前」。

我可以想像「有生物之前」的地球，卻不知道「未有生物之前」是甚麼時代。畫蛇而添足，《未有天才之前》堪稱現代漢語的典範。

相當
現代漢語是兩岸主政者都大力倡導的。例如二OO九年五月，臺灣總統馬英九說：「台灣危機，已經出現相當根本的改變。」同年七月，新中國總理溫家寶說：「我們的財政形勢相當險峻。」他們口中的「相當」，相當於甚麼？
答案是英文relatively。Relative的本義是「相對」或「相當」，帶「比較」含義，例如relative humidity(相對濕度)，是以空氣中某個時間所含水分，和空氣中水分飽和時相比。這個意思的relatively，往往引伸解作「頗為」或「有些」。正如英國Bloomsbury出版社的Good English Guide(善用英語)指出：The adverb“relatively”implies comparison; many people object to its use as a synonym for “fairly”, “somewhat”, “rather”, etc (Relatively這個副詞，有比較含義，不少人反對用這個字作「頗為」、「有幾分」、「有些」等的同義詞)。

但英文的糟粕，現代漢語循例奉為至寶。從前，我們只會說「旗鼓相當」之類；今天，「相當」卻取代了「頗為」、「有點」、「很」、「十分」，「非常」等等中文詞語。所以馬英九不會說「臺海危機已有頗為根本的改變」，所以溫家寶「我們的財政形勢相當險峻」一語可以直譯做Our financial situation is relatively critical。

明朝余象斗《南遊記》說華光元帥不敵鐵扇公主，告訴一老仙：「有一女孩，十分利害。」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三談到「一個娼家女子，模樣也只中中」。改為現代漢語，就是「相當利害」和「模樣也只相當」。請不要問「相當」於甚麼。現代漢語專家沒有一個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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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香港教育局秘書長凌潔貞在福建中學畢業禮上發表中共式愛國論之餘，稍稍談到治學方法，卻把《中庸》當作《論語》，一時傳為笑談。連教育機關主事者，都對學術無所用心，只講政治，其他官員更不用說。而不學無術官員的言論，天天見於報章，聞於廣播，最能默化潛移。這是現代漢語日趨下流的主因。

存在
請看三月十四日溫家寶的官話：「國有經濟和民間經濟並行，目前不存在『國進民退』問題。」又請看三月三十一日新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耿雁生的官話：「中美兩軍關係仍然存在挑戰。」

現在不妨讀兩句純正中文。《西遊記》第三回談到孫悟空往龍宮借寶，對東海龍王說：「瑤宮貝闕，必有多餘神器。」《水滸傳》第二十二回談到武松獨上景陽岡，自言自語：「那得甚麼大蟲！」把孫悟空、武松的話改為「必存在多餘神器」和「那存在甚麼大蟲」，你就可以稍稍領會中共把中文戕賊成甚麼樣子，以及中共短話長說的文風。

中文「存在」二字，習慣用在所述名詞之後，例如《禮記‧仲尼燕居》孔穎達疏：「君子見上大饕四焉(大饕之禮有四)，知禮樂所存在也。」又如《朱子語類》卷六十九：「這個道理常常存在。」現在中共硬以「存在」、「不存在」取代「有」、「無」、「沒有」等等，中國人十之八九都習焉不察，孫悟空、武松有知，一定相顧慘然。

後殖民地時期
除了中共這內憂，中文還有外患。香港語言學會最近出版了一本《香港語言教育論文集─後殖民地時期的發展》，大陸《財經時報》二OO七年二月十二日也發表了一篇《後鄧小平時代的十個人》。為甚麼他們不像中國人幾千年來那樣，說「殖民地時代之後的發展」、「鄧小平時代之後的十個人」等等？答案就是要做英文的奴才。英文常用post…來說「在……之後」，例如the postwar China是「戰後的中國」。「後殖民地時期的發展」、「後鄧小平時代」等，無非the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the post-Teng Shao Ping era等的硬譯。譯者根本不知道中文「後」字用在某時代之前，應是指那時代的後半期，所以漢朝可分前漢、後漢。「後漢時代」絕對不是漢朝之後的時代！

《宋史‧輿服志》說，豹尾車是唐朝貞觀皇帝之後才加入天子儀仗隊的：「貞觀後，始加此車於鹵簿內。」現代漢語大概會這樣改寫：「後貞觀時代，始加此車於鹵簿內。」子曰：「吾不欲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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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中文課本有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詩，詩旁一幅插圖，圖中杜、李執手相看。互聯網上紛紛議論，都說插圖含意色情。滿腦色情者，其實不是插圖人。
好朋友手執手，古時平常不過。杜甫贈詩李白，說兩人「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白贈詩王十二，說「與君論心握君手」；直到清朝，龔自珍還有「天涯握手盡文人」之句。這樣的描寫，今天被譏為「同性戀」；字字污耳的現代漢語，卻是萬口爭傳。新中國人的文化修養可見一斑。

保留
六月二十三日，台灣總統馬英九用現代漢語談到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她和我作風相似？我對這說法十分有保留。」二OO八年二月，新中國主席胡錦濤也用現代漢語談到周恩來：「他毫無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黨。」新中國統治者，語言上無疑都熱中做英美附庸。

「保留」是英文reservation的變體。查英文字典，reservation除了解作「保留」，還可以指a qualification to an expression of agreement or approval(不盡贊同)，而without reservation則等於completely(完全)。胡、馬那兩句話，還原做英文，就是I have serious reservations about this view以及He dedicated his efforts without reservation to the service of the party。但我們達意一定要借助英文嗎？《明史》卷二八八說俞允文是詩壇盟主王世貞好友，卻和王世貞不同，「不喜李攀龍詩，其持論不苟同如此」。又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五有諸葛亮上後主書，說「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只是這樣典雅的中文，今天不合時宜了。所以馬英九不會說「這看法我不敢苟同」，胡錦濤也不會說「他為黨盡心盡力」。說中文，他們會覺得是自貶身價。

普通話
中國統一的語言，今天不叫「國語」，卻叫「普通話」，當然也有原因。
英文common一字，有「普通」、「共同」兩個意思，例如「普通人」是a common man，「共同的語言」則是a common language。至於中文，「普通」就是「普通」，也就是「平常」，和「奇特」、「專門」相對，例如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有以下一句：「這原是一句普通話，也不足為奇的。」這個「普通」絕對沒有「共同」含義。

但中共矢志把漢字當作英文用。於是「普通」必須兼有「共同」的意思。於是「國語」變了做「普通話」。這樣一個現代漢語名詞，我從來不用，怕污了口，怕污了筆。當然，今天中共領袖的「重要講話」，只要耐心聽聽，你就會發覺無一句不是普通話，「不足為奇的」。

ongtk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_16.html
古德明的文章全部可以在這里看到，星洲是慢幾個星期的。
“化”字的用法中國專家已經說明這是來自英語。

清池

但要认知，当今的现代白话华文（中文/汉文）。其实有60%-70%是借用日本在明治期间的日造汉词，和其文法。没有了这些当今的新闻报纸就写不出了。。因为很多这些西方的词语都是在当时的日人用佛经和汉文古书上的词从新造词而翻译的，，

如 新闻，政治，动物，压力，电话，报纸，内阁，民族，民主，共和，病毒，革命，干部，否定，肯定，艺术，假设，直接，警察，医院，杂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
在那些尾词 如。。性，。。。化，。。主义，。。。力，。。。制，。。团，。。。的，。。会，等等

古代汉文都是没有这些的，没有很强的文法，也没有标点符号的，

和制汉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8%A3%BD%E6%BC%A2%E8%AA%9E
漢語中的日語借詞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8%AA%9E%E4%B8%AD%E7%9A%84%E6%97%A5%E8%AA%9E%E5%80%9F%E8%A9%9E

清池

英语的common language 应该翻译为[ 通用语 ] 而不是[ 普通话 ] - 因为要解释为普遍和普及的同用语就应该称为通用语 ，
用[普通话]会误认为那是平常无奇的语言，不知当时在做这翻译是有意混乱还是解释不足。

风满楼

1906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自序》最早使用了“普通话”一词......
真莫名其妙，为什么普通话一定得从英语翻译过来，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得以英文为准......
崇洋也不应如此盲从呗
再说 common 翻译成"普通"比“通用”更为适当......

清池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7. 日本古无文字而有歌谣，上古以来口耳相传。汉籍东来後，乃借汉字之音而填以国语。2

以上用例见于黄遵宪《日本国志》，该著1887年成书，1895年出版。如果此例可取，时间确实可以往前推。但仔细审察可知，《日本国志》中的“国语”是以别国语言为所指，将它视为最早用例似乎不妥。通过仔细辨视还可发现，前面提到的《东游丛录》中的“国语”也有问题。这个“国语”并非为中国人所使用，而是出现在日本人话语裡。论及近代中国人何时启用“国语”，以此为据似乎也不大妥当。

　　有学者认为，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人的一份呈文或可视为最早用例。这份呈文是写给直隶总督 袁世凯的，标题为“为恳祈宫保大人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事”。3其中“国语”一词，无疑是以当时已经成为国家通用语的汉语共同语为对象。但最近文贵良 (2009) 提到以下文字：

8. 即如第三期译报第一类，于英国《天朝报》所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大报译而著之，且缀案语于其末。意谓此後推广学堂，宜用汉文以课西学，不宜更用西文，以自蔑其国语，末引日本、埃及兴学异效之事，以为重外国语者之前车。4

这段文字见于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文章发表在《外交报》第9、10期上。该报系清末进士张元济创办，1902年1月4日推出第1期，为旬刊。推算可知发表时间当为1902年3月下旬。

“国语”有学术用语 (scientific name) 和 日常用语 (common name) 之分，前者是指国家确定的本国各民族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所使用的语言，後者是指本国人所使用的本国固有语言。在上述文章中“国语”一词出现9次，都是作为日常用语使用。其中两次是以特定的外国语为所指，如：

9. 方培根、奈端、斯比讷查诸公著书时，所用者皆拉体诺文字，其不用国语者，以为俚浅不足载道故也。5

5次没有特定所指，为泛指用法。如：

10. 国语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国民之所以为精神也。6

两次是以汉语为所指，除了文贵良提到的，另一例为：

11. 然则大报所讥中国数十年来每设学堂，咸课洋文，今奉诏书推广，犹以聘请洋文教习为先务者，固皆有所不得已，非必自蔑国语，而不知教育之要不在语学也。7

作为日常用语，“国语”可以用于指称国定的或事实上的通用语，也可以用于指称本国的地域方言。在严复文章中，与汉语相联系的两处“国语”指什么？因为这裡的汉语是就教学用语而言，从文白异读的普遍存在可知，以国家通用语为教学语言乃是我国传统，所以可以肯定，上述两处“国语”是指中国通用语。文贵良认为，它是我国“国语”现代用法的源头。8 如果没有更早用例露面，以上观点可以成立。

　　自从严复、何凤华等相继以“国语”指称本国通用语，它很快发展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早期阶段的关键词。1910年，在清廷 资政院会议上，议员江谦联署严复等32人，提交《质问学部分年筹备国语教育说帖》，建言将“国语”作为国家通用语正式名称。建言得到认可。1911年8月10日，在清廷学部召开的中央教育会上，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法案》。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当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肯定前述做法并决定在全国範围内推广国语。民国政府撤抵台湾後，很长时间一仍旧贯。

　　在我国历史上，“普通话”的出现其实亦有不短时间。1902年出版的吴汝纶《东游丛录》裡有这样一段话：

12. 今年春，仆曾游萨摩，见学生之设立普通语研究会者，到处皆是。所谓普通语者，即东京语也，故现在萨摩人殆无不知晓东京语者。9

其中出现与“普通话”意思相同而说法略异的“普通语”一词。这大概是国人通过汉语文献对于“普通话”概念的首次接触。

1904年，秋瑾在日本担任中国留学生演说练习会会长期间，为该会拟订《演说练习会简章》，第五条云：

13. 中国语言各处不同，故演说者虽滔滔不绝，而听者竟充耳罔闻。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语研究会，凡演说皆用普通语，研究此普通语，公举会中善于普通语者担任。10

其中多次出现“普通语”一词。此後不久的1906年，朱文熊出版《江苏新字母》，书中将“普通语”改为“普通话”：

14. 余学普通话(各省通行之话)，虽不甚悉，然余学此时所发之音，及余所闻各省人之发音，此字母均能拼之，无不肖者。11

除了将“普通话”视为学术用语，还给了较为明确的定义。此後表示该意的“普通话”逐渐用开。例如1931年，瞿秋白在一篇总结新文学运动的文章中说：

15. 所谓“国语”，我只承认是“中国的普通话”的意义。这个国语的名称本来是不通的。西欧的所谓 national language，本来的意思只是全国或者本民族的言语，这是一方面和方言对待着说，别方面和外国言语对待着说明的。至于在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裡面，往往强迫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去同化异族，禁止别种民族使用自己的言语，这种情形之下的所谓“国语”，简直是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外国文裡面的 national language，古时候也抱着这种思想，正可以译作“国定的言语”。这样，“国语”一个字眼竟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全国的普通话”，“本国的(本民族的)言语”和“国定的言语”。所以这名词是很不通的。我们此地借用胡适之的旧口号，只认定第一种解释的意思——就是“全国的普通话”的意思，至于第三种解释——那是我们所应当排斥的。12

通过溯源可知，今天的“普通话”名称由来有自，根基亦不浅。

　　“普通话”名称出现後，“普通语”一词并没有销声匿迹，不过这时多半不是表示我国现代通用语而是以别的意义被使用。例如1946年6月21日新华社 语言广播部制订的《暂行工作细则》，关于编写技术第三点要求为：

16. 要用普通语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优美与响亮。13

其中用到“普通语”一词。在此它是强调普普通通，是指大众语。根据1945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介绍XNCR》看，当时延安政府指称国家通用语是以“国语”作为规範表达形式。14

　　周祖谟 1950年6月为《方言校笺及通检》所撰自序，十多处用到“普通语”这个词，例如：

17. 其中所记的语言，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一般流行的普通语。凡说“某地语”、或“某地某地之间语”的，都是各别的方言。说“某地某地之间通语”的，是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说“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或“四方之通语”的，都是普通语。15

这里所谓“普通语”，是从普遍通用角度来说的，是指共同语，意思接近“普通话”，但又有所不同。区别在于，“普通话”是指现代国家通用语，而这里“普通语”具有泛时性，其使用不受时代限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便将“国语”名称更换为“普通话”。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準(草案)》，9次出现“普通话”一词，如：

18. 使儿童通过说话、写作的研究、练习，能正确地用普通话和语体文表达思想感情。

19. 语法的指导，必须联系语文课本的教学，从注意校正儿童语句组织，不完全或颠倒错误的缺点着手；再注意普通话语句构造和方言的不同，帮助儿童对普通话的了解。

同时通过注释对此作了说明，指出：“普通话，是以北京音系为标準的普通语言。”16

　　1955年10月中下旬，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和 现代汉语规範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会上决定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正式名称，

http://www.huayuqiao.org/DOC9700/9704.htm

清池

所以其演变的时间表为：

1.   1887年，中国的留日学生在日本认识到现代词句-“国语”-当时这句是指日本语

2。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人的一份呈文给直隶总督袁世凯恳祈他也能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

3。1902年学者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就教育当时的人们到“国语”有学术用语 (scientific name) 和 日常用语 (common name) 之分，前者是指国家确定的本国各民族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所使用的语言，後者是指本国人所使用的本国固有语言。

4。后人民讥中国数十年来每设学堂，咸课洋文，自蔑国语。国语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 当时国语定义为国定的或事实上的通用语，也可以用于指称本国的地域方言。

5。自从受人民讥后，严复、何凤华等相继以“国语”指称本国通用语-包括地域方言。

6。1902年中国的留日学生在日本认识到现代词句-“普通语”-当时这句是指东京语。

7。 1904年，秋瑾在日本担任中国留学生演说练习会会长期间，为该会拟订《演说练习会简章》，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语研究会，凡演说皆用普通语，研究此普通语，公举会中善于普通语者担任。

8。 1906年，朱文熊出版《江苏新字母》，书中将“普通语”改为“普通话”。将“普通话”视为学术用语。

，“国语”一个字眼竟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全国的普通话”，“本国的(本民族的)言语”和“国定的言语”。所以这名词是很不通的。我们此地借用胡适之的旧口号，只认定第一种解释的意思——就是“全国的普通话”的意思，至于第三种解释——那是我们所应当排斥。

9。1945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介绍XNCR》看，当时延安政府指称国家通用语是以“国语”， 其中用到“普通语”一词。在此它是强调普普通通，是指大众语。

10。 周祖谟 1950年6月为《方言校笺及通检》，其中所记的语言，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一般流行的普通语。凡说“某地语”、或“某地某地之间语”的，都是各别的方言。说“某地某地之间通语”的，是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说“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或“四方之通语”的，都是普通语。- 这里所谓“普通语”，是从普遍通用角度来说的，是指共同语，意思接近“普通话”。

11。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便将“国语”名称更换为“普通话”。

清池

倪海曙 (1991) 指出，清末以来我国使用的“普通话”和“国语”名称都是借自近代日本。以上说法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通用语称谓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今天使用的“普通话”术语确实属于舶来品，是由日语中的“普通語”(ふつうご) 一词改造而来。
有两方面事实可作证明。
一是前面提到的其中出现“普通语”说法的第一个例子，那不是出自吴汝纶之口，而是出自交谈对象日本人 伊泽修二之口。
二是日本文献《関西弁·京阪語·京ことば·京都言葉の違い》明确指出，该国起初以“普通語”指称日语标準语。
17由此可知，秋瑾当年主张“演说皆用普通语”，也就是主张以中国通用语作为演讲语言。
不过清末以来中国使用的“国语”称谓，则恐怕未必完全照搬日本。那些率先揭开中国语文现代化序幕的晚清学者，国学功底都很深，不会不知道“国语”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长期存在。这裡不是想要根本否定中国近代使用的“国语”与日语有关系，而是意在指出，它们的关系可能仅仅在于，受近代日语启发，中国人重新起用了尘封已久的固有词语。

风满楼

但要认知，当今的现代白话华文（中文/汉文）。其实有60%-70%是借用日本在明治期间的日造汉词，和其文法。没有了这些当今的新闻报纸就写不出了。。因为很多这些西方的词语都是在当时的日人用佛经和汉文古书上的词从新造词而翻译的，，

其实，像“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连学术界也争论不清，更何况普通百姓呢？没必要把这样不清楚的事情毫无根据的到处渲染，故意夸大。况且，很多问题根本就是无法自圆其说。这样毫无根据的的到处渲染，而且越说越玄乎，只能是某些人的病态，是某些人极端媚日的心理病态！甚至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居心不良。

例：
“革命”这个词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古人创造了“革命”，“汤武革命”的说法首见于《易·革》，后来长期沿用；第二阶段，日本人用“革命”意译英语的revolution，得到日语中漢語（かんご）“革命”，念かくめい（kakumei），字形不变，这是把一个汉语词的形音义都借了过去作为译词；第三阶段，当中国人想引进revolution 时，知道日本人已经把它意译为“革命”了，觉得译得不错，于是又直接把它搬回汉语中来，成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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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1998年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 不清楚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是怎么个范围，这个“70%”又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而且，文章中王彬彬教授也承认自己“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并认为“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乱下定论，显然王彬彬教授的学术作风确实不够严谨；如此草率的结论，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可该文章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王彬彬教授原文中的“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这样的胡言乱语，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甚至，将王彬彬教授在文章中已经明确说明，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是“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的可怜的那么几个词汇，如“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等，也归在“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字词汇”之中，并耸人听闻的扬言：“惠及其语言文字‘宗主国’中国，其重要性以至到了抽去这些词汇中国现代语言工具将立即崩溃的地步”，那就未免是居心叵测了。

　　其实，即使按照《汉语外来语词典》收集的词汇，共15000条左右的外来语词目，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词目仅占6%不到，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更没有必要惊恐万状的大呼小叫：“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这只能是杯弓蛇影、杞人忧天罢了。

　　可能有人会这样反驳认为：“那些来自日语的外来语是现代汉语中最常用，使用最频繁的词汇，所以离开了它们，我们就无法说话了。”是这样吗？我们不说《辞海》、《汉语大词典》这样大型的工具书，就说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仅1978年版的就收集了汉语常用的词汇条目共56000余条，而且还有一词多义。区区数百条的日语外来语词，仅旧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收集的常用词汇总数的1%多一点，就令你们语无伦次？呵呵！那你们的词汇量也未免太贫乏了，词汇使用面也未免太狭窄了点了吧！况且，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新词语大词典》统计，1978年～2002年间中国就产生了汉语新词语两万余条，仅区区数百个日语外来语词，就令你们捉襟见肘、瞠目结舌，你们未免也太无能点了吧！

　　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王彬彬先生完全应该知道，2000多年前荀子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王彬彬先生也完全应该明白，有着5000年灿烂传统文化的中国，曾经创造出无数个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诗句、词汇，即使没有那数百条的日语外来语词，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创造出其它的词汇取代？中国人就无法说话了吗？本来就是“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嘛，这个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的道理，难道今天的大学中文系教授还不懂吗？！！如此草率的得出“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这样的结论，也未免太言过其实了吧！我觉得，王彬彬教授大可不必这么一惊一咋的，头皮发麻，毛骨悚然，既吓唬了自己，又去吓唬别人。

　　反观日本，一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汉辞典》，后面汉字索引就共达317页，有汉字词汇约50000多个。就算除去日本人自行创制的词汇，日本还有数万个从中国输入的汉字词汇。为什么日本有那么多个中国的汉字词汇，他们并不会觉得离开了汉字就无法说话写字？而中国人面对这区区数百个日语外来词汇，反而倒无法说话写字了呢？！！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人却在口口声声主张学习日本。日本人采用了那么多的中国汉语词汇，从来就是无动于衷，并没有感觉到过毛骨悚然；可我们的这些中国人，既然主张学习日本，又何必为了这区区数百个日语外来词汇，不寒而栗呢？如果某些人仍然坚持左一声“冷汗”右一声“冷汗”，咱也只能出于对同胞的关心和爱护，由衷地提醒一声：“当心感冒”！！！

　　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就是不能挺起胸膛，站直腰板，堂堂正正的做人呢？！！整天的弯腰屈膝，累不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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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是一种病，它让人选择性失明，只看见和听见自己想看见和听见的东西，不想看见和听见的东西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样的因得什么果呢？可想而知......唉，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