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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发现吉打二千年的历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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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5-2004 11:4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一部
第1篇:展出中心的內容

1992年9月30日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在好友黃金木、林棣華、曹國梁的陪同下,前往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Muzium Arkeologi Lembah Bujang Merbok Kedah),作史料參考性質的參觀。

博物院前有一座鳳凰山瀑布,是吸引游客的秀麗名勝。對這座富歷史性參考價值的古跡名勝,我存有一種“非常渴望豐富史料的強烈心態”,希望在這次的“實地考察”過程中,能給我在編寫有關古吉打王朝開國史料方面,提供更充實和更全面的參考資料來源,帶來珍貴的引證價值。

這一座於1980年1月23日,由吉打蘇丹阿都哈林姆哈占沙(Sultan Abdul Halim Muazzam Shah)主持開幕的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是通過國家的財政支援而建立起來,是屬于吉隆坡博物院的分院。

它給我們馬來西亞公民(尤其是吉打州各族人民)的确帶來深遠的影響,為吉打州歷史的開拓過程,提供珍貴的史跡參考與史料研究引導。它以國家歷史公園和展覽室的方式,展出2項重要的內容:

1.陵廟的模型及陵廟建筑材料樣本
2.陵廟發掘時發現的出土文物

它免費開放給公眾人士參觀,以回顧、憑弔、追憶或研究吉打州作為一個古老王朝的歷史。

走入歷史

很幸運,在參觀的時刻,有機會與該院主任加瑪汝汀先生作深入的交談;在他的協助之下,提供很多的方便,使我能按原定的寫作計劃,有程序地走入“歷史之門”,使我對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所展示的內容及其成立的歷史背景,取得比較具体的認識,尤其是給我在溫習古吉打歷史精神面貌方面,帶來非常啟發性的開導幼纂

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所展覽的目標,是藏存與收集布秧河谷四周的印度陵廟,以及國內外考古學家們長期以來,前赴后繼地在這區域內外所發掘的出土文物。

整個布秧河谷的范圍占有140平方公里,被挖掘總共超過50處印度陵廟遺址,相信是公元4世紀至14世紀之間的殘存古跡,並有大批的民間藝術和豐富的文化遺物出土。

“貿易”是發掘吉打瑪莫布秧河谷的主要因素。川流在布秧河谷地帶的布秧河,在古吉打的歷史上,是川流至吉蘭丹,再川流至南中國海至中國的主要河道。主要的理由有下列幾點:

1. 如果與通往馬六甲海峽的航程作比較會更近;
2.不受海盜的干擾;
3.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控制─克拉地峽由六坤(Ligor)政府所控制;
4.吉打峰(現稱日萊峰)是吉打州最高的山峰,同時擁有入口的河流,也是興都 教徒與佛教徒認為聖潔的場地;
5.環境適合耕種,同時由於瀑布的發現,方便展開各種宗教儀式。

宗教和文化是促成印度商人滲入市秧河谷社會的第2個主要因素。宗教和文化直接由印度傳入,以通過貿易與通婚演變的方式滲入。當時的社會成為歷史回憶的追考根源。

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的展覽室分2個部分展出,是收集1959年、1960年、、1971年、1973年、1976年及1977年間考古學家所發掘的陵廟及各項出土文物。

展出的資料

第1展覽室所展出的資科包括:室利佛逝時代西馬與世界之間的貿易資料與地圖,武吉峇都巴轄(Bukit Batu Pahat)、武吉班迪(Bukit Pendiat)、雙溪峇都(Sungai Batu)、 布秧河岸(Pengkalan Bujang)等地的陵廟模型。

另外也展出各種陶瓷器碎片、石盒及碎片資料、舞蹈員雕像、石頭雕像、山峰雕像、佛陀雕像、青銅雕像、小型雕像(以銅和沙石制成)、印有動物腳跡的磚塊、金屬盒和茶碗、念珠寶石等裝飾品、鐵釘及由鐵器制成的器材、磚瓦及碎片、梯階頭石、陵廟柱子的基石、玉環型的磚塊等。展出品皆有系統地分欄排列展出。

第2展覽室收集部分陵廟資料,其中部分資料顯示陵廟的屋頂材料是采用磚瓦,這可以從出土的磚瓦獲得證明。除此之外,相信其他材料也包括鐵釘。

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的有關展示資料及設備還在分階段繼續進行中,基本的概念與計劃已經擬妥,有待當局在近期內完成全部發展計劃。但是有3點當局必須加以關注的是:

三要點必須關注

1.大部分已經展出的歷史圖片與出土文物應儘速加上文字的史料說明,而不應等 到整個展出資料齊全之后才進行;

2.史料的反映缺乏中國史書及星馬華裔文史學家所考證的探討資料的引述,雖然 彼等未曾實地考察或參於挖掘的工作;

3.在展覽室內已經有電視的設備,當局應考慮將全國各州博物院的展示內容拍攝 成記錄片,在各地的博物院播映給公眾人士觀賞,以具體地加強與提高各族人 民對國家博物院全面發展計劃的認識與瞭解,也方便我國史學研究者們,知悉 各方的史料參考來源。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09

[ Last edited by 海水的前传 on 14-5-2004 at 08:26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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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1:4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2篇:成立的歷史背景

這是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所展出的基本內容。但是,無論如何,它的成功興建,是國家博物院百多年來的心願,在1980年達到初步的落實。它也標志著國家博物院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艱辛奮斗的歷程,才取得的最新的戰果:

馬來西亞博物院的歷史應追溯到1844年,當萊佛士博物院在新加坡創立的那一年起。而在以後的40年,萊佛士博物院便一直成為馬來亞唯一的博物院。聯合邦所有歷史性的文物和標本都在那兒保存和展示。

博物院相繼成立

1886年,在霹靂州英參政司惠羅爵士的策劃和推動下,建立了霹靂州博物院,這間博物院還是全馬最大的一間。

1904年,雪蘭莪博物院在吉隆坡成立,霹雪兩州的博物院,便是由當時的第一任聯合馬來州博物院主任Mr.Leon And Wray所管理。在吉隆坡的博物院是以收集動物、昆蟲和植物標本為主。可是這些都在1945年,由於一架“B29型”轟炸機被誤導而投下幾顆炸彈,造成全部付之一炬。

和平以後,因為其他緊要的問題而阻延了這博物院的進展。但是,霹靂州博物院並沒有受到絲毫的影響,包括日本佔領時期也不曾受到破壞。一直到1953年,它還是聯合邦唯一的博物院。

工作分7部份

聯合邦博物院只是負責管理在吉隆坡和太平的兩間博物院,但是聯邦的主任卻需出席州博物院委員會會議,同時為州政府貢獻他的意見,或幫助臨時展覽會的展出,原因是聯邦博物院是屬於首相署的一個部門。

博物院所要做的工作可分為7個部分:

1.收集:

關於這方面,它同時也包括變更與改良。1945年雪蘭莪博物院被炸毀是一個慘重的損失。不過,當時擁有88年歷史的霹靂博物院也有很多嚴重的缺點,主要原因是戰前有一段長時期內,博物院職員方面過於注重經濟和科學的科目所造成。當局作出調整後,開始在各州建立更多的博物院,收集各種各類富有歷史性的文物。

2.展示:

在獨立前後,吉隆坡博物院的範圍有限,所以有時需要在其他地方作展覽。展出的內容有:“馬來亞歷史的里程碑”、 “誰是土著民族”、 “戰後馬來亞的進展”、 “一個有關馬來武器的展覽會”、 “馬來亞錫的故事”以及“一個馬來競技游戲和游藝展覽會”等等。

3.發掘:

在過去,關於發掘方面,大家都注重於發掘洞穴和史前的遺跡。但是自從1958年5月起,當局的重點轉移到一些有歷史性和考古價值的地方去。於是,以下兩項主要的發掘和改建工作便隨之完成。

其一,是1959年在吉打州南部進行開掘,有關工程完全由博物院所領導、組織和負責一切經費,而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是由馬來亞大學所組成。另一次是在柔佛州內進行。

吉打州南部的開掘,是由阿拉斯得連博士和他的助手路易康登特諸專家領導下進行的。路易協助的是項開掘工作,是由法國政府和“得.安哥”藝術學院所贊助的。

在柔佛州方面,有一座古老的保壘曾經被發掘,然後再改建過。這座堡壘是1547年在柔佛河岸上建立起來的,並且有一個時期它曾經是柔佛州的首府。但是它在過去的300多年中,卻一直被森林和泥土所掩沒。

4.學校:

博物院的另一項主要的工作就是教育,當局盡力協助一些學校提供這方面的展出。因為有些學校不能在他們的區域內得到博物院的幫助,當局有著巡迴的展覽會,備有銀幕放映歷史資料。


5.出版:

馬來亞歷史學會出版的刊物─“馬來亞在歷史中”每半年出版一次。此外,當局也出版另一本博物院期刊,同時也出版“古代紀念物和歷史遺跡指南”小冊子及其他書籍。

6.擴展:

當局的另一個計劃是在吉打州和柔佛州設立博物院,展示各自州內的地方性傳統物品及州的歷史材料,供公眾人士有機會去研究和認識他們本州的歷史面貌;同時,如果不分散在有關的州內,所有一切的歷史性古物都要放在吉隆坡博物院。

7.研究:

研究工作是當局不斷進行的一項任務,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院管理主任馬太斯在任期間進行的一項工作中,曾經把在柔佛州發掘那個古堡時發現的一堆約有2萬件的瓷器、陶器、和石器的碎片帶了回來,並和同事們著手慢慢地將這些碎片,一塊塊地結合起來,希望從中能尋出陶器和瓷器的年代和它們的出處,因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公元16世紀時代有關馬來亞的歷史資料。

各州搜集古遺物

當局的政策是在全國各州多方面搜集富有馬來西亞歷史價值的古代遺物,以及發掘和開採更多出土文物和遺址,把它們存放在有關州內的博物院,展示給公眾人士觀賞與研究,以提高各族人民對國家民族歷史面貌的認識。


█ 吉打州政府博物院。

吉打州得天獨厚,基於州歷史豐富的淵源,不但擁有在1957年建立於亞羅士打的吉打州博物院和吉打皇家博物院,1980年在瑪莫布秧河谷上,再擁有這座由國家博物院所建立的分院─“吉打瑪莫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院”。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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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1:5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3篇:國家歷史公園與出土文物

當局將布秧河谷的峇都巴轄山(Bukit Batu Pahat)原址作為國家歷史公園的所在地,是有其歷史因素。根據山上所展示的3座印度古陵廟的遺跡,以及展覽室內所展出的各項出土文物,的確在很大的程度上幫助與開導後代的我們,如何去學習與探討古吉打歷史河流的面貌與精神。

布秧河谷所發掘的印度陵廟的建築模式和“室利佛逝時代”於蘇門答臘的印度陵廟的建築模式,屬於同一類型。因此,考古學家根據蘇島現存的印度陵廟的結構為藍本,在吉打瑪莫的武吉峇都巴轄遺址上,重建新的陵廟,恢復歷史遺跡,以讓各族人民憑弔古吉打歷史。

印度陵廟

布秧河谷的印度陵廟是為紀念和祭祀已故的統治者、貴族或僧侶而建立的。它不同於印度本土上的神廟,是專為供奉印度教或佛教的神祗而建立。

每座陵廟的結構,普通是分為“神殿”(Vimana)和“走廊”(Mandapa)兩個結構單位,其間有著1尺左右的空隙。神殿是位於建築物中央凹洼之處,殿內共有10間小室,其中較大的1室,是為供奉聖骨之用,用銅匣貯藏已逝統治者的骨灰。

整座陵廟的地基是用四方的石塊舖砌,牆壁也是用石塊砌成。這些石塊是從附近的山崖上採運來的。陵廟的支柱橫梁,都是選自堅硬的木坊。

在班達山(Bukit Pendiat)上的一座廢置陵廟的一個小室裡,發見有一些用金箔制成的民間藝術品,它的圖案是一位婦人右手握著3叉戟,左手持著一朵蓮花,這是印度教的神像,此外還有念珠、寶石和銅罐,銅罐上刻有梵文“OM”2字,大概是已死去統治者的遺物。

當時的土著民族,雖然已接受了印度文化,但也有其本身的文化,他們能夠雕刻出很精美的神像,很逼真且栩栩如生的圖匾。他們的信仰是印度教和大乘佛教,拜祭“濕婆神”(Siva)和“毗濕奴神”(Vishnu)。這種印度教、佛教混合的宗教思潮,在當時印度化的東南亞國家最為流行。

布秧河谷,“龍” 的意思

公元6、7世紀以來,大批印度商賈和僧侶從印度移居到馬來半島,他們在半島的西北部尤為活躍,他們帶來了興都教和佛教,當時的土著民族都接受了興都教文化和印度化的生活方式,同時使用的文字是梵文;發現歷史遺跡的布秧河谷,就是一個印度化的地名。它淵源於梵文“Blmjanga”一字,乃是“龍”的意思。

吉打的布秧河谷從7世紀至14世紀是馬來半島的一個重要商港,是中國和印度間交通的樞紐,也是中國、印度及阿拉伯3個國家的商賈常經之地,以及各國商船碇泊之所。由於中國和大陸東南亞諸國與印度的貿易增加,印度商人曾經在吉打的瑪莫河口一帶建立了通商站。

1951年,考古學家曾在布秧河谷發掘了4500多粒玻璃串珠和很大數量的瑪瑙。這些玻璃珠和瑪瑙是印度商人輸出的商品。此外還有很多金箔、銅制神龕、銅罐、泥塑、陶器和武器等,也先後在布秧河谷地帶出土,也是印度商人帶來的。

布秧河谷是地下豐富的博物館,是文化的倉庫。這些出土文物,是經過1個多世紀以來的勘查、發現、發掘、整理和詮釋的結果。

進行挖掘

國家博物館為了保存這些文物和陵廟,在1980年成功在吉打莫瑪布秧河谷的峇都巴轄山(Bukit Batu Pahat)建立了考古博物院和國家歷史公園。正如這位出任國家博物院分院主任的加瑪汝汀先生,在其辦公室內接受訪問時表示:這座考古博物院的工作,還需要付出更多的精神和毅力,作出充分的艱苦策劃,並且還需要分幾個階段來完成。

這位親身參於挖掘工程的年青學者向我們披露:“目前在布秧河岸( Pengkalang Bujang)還有3座印度陵廟;(其中一座的挖掘工程正在進行中,其他兩匹的挖掘工程已經完成。)”

我們在他的指引下一齊前往實地參觀座落在布秧河岸村的田園上,被考古學者發現的3座印度陵廟,並且拍下紀念照留念。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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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1:5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4篇:考古資料發掘過程歷時逾一世紀

國家博物院在布秧河谷所成功建立的歷史公園和考古資料展覽室的確來得不易,可以說是經過一個多世紀考古學家們前僕後繼,幾代國內外學者聯手嘔心瀝血之珍貴文史結晶品。

發掘頭蓋骨

在古陵廟發掘之前,布秧河谷附近的挖掘工程中,已經有人類頭蓋骨及其碎片的發現:

*1834年,在威省發現人類的下顎骨。

*1860年,在姆拉河目的貝殼堆里,發現有人類頭蓋的碎片。

*1863年,勒斯教授發現一個屬於奧斯特羅美芝尼斯亞人的頭蓋骨。

*1940年,一位科學家發現,那塊在威省發現的顎骨是屬於巴勒美芝尼斯亞人,這些人種的頭蓋骨,仍然留在新蘇格蘭。

一個多世紀以前,英國詹姆斯羅威上校(James Low)在英屬馬來亞西北部進行考古發掘,結果發現了12塊刻上梵文的碑銘。這些碑銘證明早在公元4、5世紀時,來自印度北部和南部的拓殖民,曾經在馬來半島西岸開疆拓土。其中4塊碑刻提到一名偉大的船員─“佛陀笈多”(Buddhagupta)從“拉淡里地加”(Ratamritika) 航海南下。

印度學者馬君達博士(DR. R.C.Majumdar)已經證明這地方為印度西孟加拉省的“Raktamriti”。另一批梵文碑刻則在馬來半島北部的六神(LIGOR),即古代單馬令(Tambralinga)的所在地─大瓜巴(Takuapa)和斜仔等地被發現。有關這次考古的報告書曾提到:

“這些拓殖民廣泛分散在偏遠的中心地,諸如馬來半島東岸的春蓬、斜仔、萬侖河流域、六坤、色寧欣(Selensing)、馬來半島西岸的馬六甲、威省、大瓜巴、朗雅河(Lanya)及典那沙冷河的共同三角洲...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六坤,一個佛教徒的聚居地。

它也許是建立了六坤佛塔以及環繞佛塔周圍50座廟宇當中的一部份...所得的確實證據,證明了先前所作的假定為正確,即萬侖灣周圍地區,是遠東文化的搖籃,受到由大瓜巴橫斷路線傳播過去的印度文化所影響。”

馬君達博士談到馬來亞建築物的特徵時曾說:

“威爾斯博士強調說跟寶寺極為相似的建築物,乃屬於最早期印度拓殖地形式,其實是很有理由的。我們在斜仔就看到極早期印度拓殖地建築形式的遺跡。”

3尊觀音銅像

英國學者伊萬斯(Ivor H.N.Evans)於1927年出版“馬來半島人種學及考古學論文集”一書,說他所發現的一些古物,證明吉打區當年被印度開拓殖民所佔據,這些拓殖民在4、5世紀時,曾是印度“濕婆教”(Saivism)與佛教的信徒。


█ 布秧河岸上遺址21挖掘到的佛像。

他也發現一個來自霹靂的印章,上面刻著的是正確“婆羅教”(Pallava)字體的梵文。在同一時期也發現3尊“觀自在” (Avaloltitesvara,即觀音)的銅像。

當年英國學者韋爾斯博士(Dr. H.G.Q.Wales)在倫敦大印度研究委員會的贊助下,到英屬馬來亞進行有系統的考古發掘。發掘結果相當可觀,發現若干佛塔的底層,列有4、5世紀南印度的銘文,還有“濕婆教”神像的碎片,以及金質和銀質的圓盆,上面以南印度字體的梵文,刻著菩薩的名字。

威爾斯博士對印度拓殖民及印度文化傳播到馬來半島的路線,下了某種的結論。他根據所收集的資料,提出其見解說,4次印度文化浪潮的南來,正好發生在公元2世紀到9世紀間印度文化達到高峰的時期。

馬君達博士把馬來半島所發現的雕塑,分為印度和本地2類。

法國東南亞史學家戈岱司博士(Dr. Coedes)則分為3大類:1.印度一爪哇的、 2.印度的及3.本地的。屬於印度一類的塑型,酷似印度笈多王朝時期(公元300至600年)的藝術。

馬來亞是金洲

出土文物已經證明早期馬來半島有印度人拓殖地和印度化候國的存在,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件事。印度和馬來亞的文化關係,始於公元前。印度船舶經常南下,航經馬六甲海峽到中國和馬來半島諸地去。

佛教的《本生經》(Jatakas)和《拘帝利耶》(Kautiliviya)撰寫的《經義論》(Rthasastra)中,都形容馬來亞為“金洲”(Suvarnadvipa),由於船泊來往的瀕繁和貿易交換的盛旺,馬來半島東西兩岸一定產生許多重要的貿易中心與海港。

印度商人是拓殖的先驅,繼商人之後,婆羅門教徒、佛教僧人、工匠與藝人,相繼也在馬來半島定居下來。他們把印度的宗教、哲學、藝術、和技術知識,灌輸到當地人的腦海里。

印度王子曾訪吉打

今天,馬來語里頭包含許多梵文和淡米爾文的字匯,基至在馬來人生活中,還保存著印度文化的傳統。印度的兩大史詩─“羅摩衍那5萬頌”(Ramayana)與摩訶跋摩王子(Prince Gunavarman)曾經訪問吉打,並使當地許多人改信小乘佛教。

如果細心研究當地的碑銘、藝術作品及其他文獻所作的推論,可以知道印度與馬來半島維持的長期文化關係,使到印度人深入馬來半島,並在該地文化上建立優越的地位。

如果說印度文化在回教傳入前對馬來亞(約在公元200至400年之間)的影響,在馬來亞歷史上佔很重要的一頁,是一點兒也不誇張。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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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1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5篇:馬來亞最早的神廟與佛像

在馬來亞聯合邦各州之中,只有吉打足以稱為最古老一州的權利。該州考古上尚存的顯證,在經專家闡釋後,便是供備過去古代馬來亞事物的唯一明證。

在許多州之中,只有吉打可以指出這麼多數量的出土文物,證明某處曾有連續不斷的殖民地(從公元第4世紀一直到第15世紀時吉打馬來人改宗回教)。這地區發現的遺跡,北自武吉佐拉斯(Bukit Choras),連續南下而至大山(Bukit Mertajam),很明確地證明其主要的殖民地區,是散布在沿著吉打大山南界的主要山谷,且在布秧河的兩岸構成一個城市,大部分的市區是在西邊。

柯立芝韋爾斯博士及其夫人於1930年後期從事的研究,發現更大範圍的考古證跡,而且韋爾斯夫人更於1941年有一些重要的增進。這全部的情況,曾由韋爾斯博士加以記錄和論述,韋爾斯博士也是考古學界及東南亞文化與史前的最高權威。

不過,在100多年以前,吉打的古跡已由詹姆士羅威上校(Col. James Low)啟示於世界,他當時是擔任英國駐擯城的官員。後人對他的記述,是在他所發現的梵文碑刻上。不幸的是,他留下的零散日記,只限於屢次遠征吉打的發現。明顯的,他是遠較韋爾斯博士夫婦看得多。

豐富的考古證物

豐富的考古證物,足以令人嘆為觀止,然後追想它們過去的存在。一如其他馬來亞各處那樣,吉打河也曾改變其河道。瑪莫河是具一深度的入口,不過其能通行船只的深河,是聯結南邊的姆拉河。這聯結的河道是貫穿一廣大的沼澤,且可能是姆拉河的主要出口,現在已改變其河道。

正如韋爾斯博士表示,布秧河的上游河道是常有變動,結果遂使古代的建築物被衝去全部或一部分,現在的吉打仍遺留許多古跡,特別是瑪莫布秧地區,且較之發現的還要多。

眾所周知,宗教的改宗曾破壞了大批佛教或興都教的各種物品,這些可從地上看到而昭示其古代的信仰;那都是幾世紀以來的劫掠而留於地下的,而這國家在本世紀中的發展,也同樣發覺有許多古物流入私人的手里,以致不知去向,全然沒有任何記錄。

吉打早已印度化

確實證據之序幕,啟於公元第4及第5世紀,其時整個吉打早已印度化,雖然在這兩世紀的證實品不多,但意義卻重大,而且是必須注意的一些細則記錄。

這一方面,我們可以開始於最早的吉打梵文碑刻,這些碑刻以及其他所有在吉打發現的,都沒有年代的標志。因此,只好從其書體與年代學而加以鑑定。不過,須經過繁多的研究,且具相符的年代,才算達到目的。

3塊可指為公元第4世紀的碑刻,已從下列諸址被發現:

1.立在大山腳附近直落督君(Cherok Tokun)地方的一塊石頭上;

2.在武吉馬里奄(Bukit Meriam)附近一座古磚建築中央的地方,約在瑪莫河與布秧河的半途之間;

3.在武吉佳拉斯(Bukit Choras)的小山頂上,靠近沙拉河流(Sungai Sala)的南岸,吉打峰之北。

首兩碑是羅威上校所發現的,第3碑則是韋爾斯所發現。第1碑及第3碑雖然不遲於公元第4世紀,可是第2碑竟遭到不幸的經歷,它被送往加爾各答,就在那兒失蹤了,因此,只能從眼看的抄本加以評定,認為屬於5世紀或可能更早的遺物。

紀念佛陀笈多

武吉佳拉斯碑刻的發現,是一個顯著的品證。那小山高188尺,羅威上校在其筆記之一提述說,他發現這山的山頂上擁有過去遺留的神廟,這就是導致韋爾斯博土到那兒,從事發掘這兩座以鐵礬土築成的建築物和1道階級。

遺留的神廟中,較高者是一方位整齊的台基,築在小山的石基上,面積22寸半乘23寸半,高3尺。階級從台基南邊的中央通達台下。

他表示,其築構是厚重的,當然是鐵礬土所建造,不像我們所熟知的其他馬來亞建築物。階級南向之處,發現一約15尺長方型的低平台,台邊長有一樹,就是在這樹根之下發現那塊石碑。這品件聯結著的中平台,正暗示著是一座木造小佛寺或僧舍的台基。

他寫道,鑑於台基的樣式及簡單造型,令人感到它至少和那塊碑刻無疑同樣的古老,即是公元第4世紀所建立。因此,這築構是現在馬來亞所知道的最早期建築,且很難在東南亞其他地方指出有更古老者。

隨著這第4世紀的品證之後,另外有最著名且精致的吉打碑刻被發現。它是由羅威上校在威省北區一處沙岬上所發現的,且由他送往加爾各答,現在仍在那裡。

它是陰文刻的柱形板石,中央刻17層傘頂的佛塔形,包括一佛教的經文,指稱為紀念“偉大的船長佛陀笈多”航行成功而建立。這是第一次在馬來亞發現出土文物的名字記錄,該碑刻被指認為第5世紀初期品證。

東姑親臨布秧河谷

1930年,國父東姑阿都拉曼曾經駕臨瑪莫布秧河谷參觀1座歷史古廟,專家當時正在挖掘遺物,作為研究的需要,並動工修茸該廟,使它成為古跡的游覽名勝。

國父當時是在雙溪大年出任縣長職,他曾經收集過兩件中國瓷盤,歷史學家也曾專訪國父及親自觀賞他收集的瓷器。

韋爾斯夫人於1941年在谷亞岌巴(GUA KEPAH)地方靠近姆拉河古床之處,發現一方位平正的強固台基,面積約13方尺半,築在一約4寸深的小圓石舖面上。

她在這里發現一些斧頭、深藍色的玻璃珠子、一塊8分之7方寸的金葉、一些中國唐代的(公元618至906年)粗陶器碎片、一數量的彎石和鐵礬土石塊,顯然證明其台基上過去有座佛塔。

以上的物品被韋爾斯博士鑑定為“可能在第5世紀”的“出土文物”,而那唐代的粗陶器,顯然是公元7世紀長期應用來虔神的物品,他相信也就是羅威上校所稱的“沙神”。

這些5世紀的實證,隨著韋樂斯夫人於1941年在布秧河右岸一處地方,另外發掘一些特出品件後而告結束。她在這裡掘出一磚筑的基座,在這基座的西南角處,她發現“一大土陶瓶的淡紅碎片”,與同河岸另一地址發現的屬同一樣式,其系是原自南印的度尼爾基里山(Nilgiri Hills)山區的產品。

她在這些碎片之間,發現一美好站立的青銅佛像,高約8寸半,現藏新加坡國家博物院。韋爾斯博土說:

“它顯然是笈多(Gupta)時代的出品,可歸為公元第5世紀。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馬來亞最早的佛像,且享有吉打改宗回教的偶像破壞狂所留下的唯一圓體雕像之盛譽;至於那磚造的基座,則無法說明其品性或年代。”

公元第4世紀及第5世紀的這些最古老實證,不只表示當時的吉打已全然印度化,且也必是有秩序和繁榮,以及擁有安定的政府。

1971年,藍姆博士(Dr. Lamb)挖出宋代的銅器碎片,許多方、圓、半圓形之金銀片,其中刻有蓮花標志。他非常確定它們與佛教有很大的關係。

縱觀一世紀接著一世紀,從第6世紀初期至第11世紀,一連串的考古證跡陸續被發現,如今已增至23項建築體構,更從其中發現到一大宗的品件,地點就是位於吉打山峰下的支脈,鄰近小瑪莫河(Sungai Muda Kechil)發源之處的武吉峇都巴轄 ( Bukit Batu Pahat)。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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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1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6篇:布秧碼頭歷史地位的考證

在追考布秧河谷歷史地位與中國各個朝代的出土文物之過程,參閱了奧斯曼敏默哈目雅汀(Othman Bin Mohd. Yatim)的一篇研究資料,方發覺梁紹興(Leong Sau Hen:譯音)夫人是首位馬來西亞出身的本地歷史學者,寫出第一篇布秧河谷的研究作品。

同時,在馬來西亞歷史學會出版的有關布秧谷歷史研究專論集上,參閱過梁紹興先生的“布秧河谷史料研究”的作品之後,加強了我整理這篇文章的信念。

日期鑑定問題與布秧碼頭的陶瓷器

我國歷史學家對於馬來亞早期歷史的日期鑑定工作,乃是一項相當艱難的任務。眾所周知,這種情形的產生是因為缺乏這一方面文物考證的幫助。

在為某個政府或國家鑑定日期時,尤其是其歷史十分悠久者,歷史學家非常需要依靠考古學家的協助來作出鑑定,以及來自有關考究對象的國家中,與其文化有關連的古物考證。比如在印尼,其國家歷史可由發現於該國幾個地方的題銘石碑所引述。

像那樣題銘石碑的史料,在我國並沒有被發現。

其實有很多古代歷史社會面貌,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尤其是馬六甲開埠之前。既使多數的歷史學家同意,我國當時社會,在東西方國際貿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我們還不知道貿易活動真正開始於何時?在該貿易中,本地社會的角色是什麼?有何貢獻?

有關於此,布秧碼頭被認為是從公元前第10世紀以來(尤其是第15世紀初的馬六甲出現以前)一個重要的貿易轉口。然而不可因此而斷定布秧碼頭只在這個世紀存在過。基於布秧谷一帶發掘的印度陵廟來推論,它在這個世紀以前早已存在。只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不能確定它真正是在那個世紀就已存在。

宋朝和元朝的陶瓷碎片

雖然如此,被發現於布秧碼頭的宋朝(公元960-1270年)和元朝(公元1280-1368年)的陶瓷碎片,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研究馬來西亞國土的早期歷史。鑑於有許多的陶瓷碎片被發現,證明了在公元第10世紀布秧碼頭是一個最繁忙的港口。

除了中國陶瓷碎片的發現以外,也有來自印度的珠寶和來自中東的玻璃公諸於世。從這點我們可以作出結論:布秧碼頭不只是中國,同時也是來自印度和中東商人的薈萃之所。

雖然西方拓荒者對於布秧河谷的興趣和探索,從1880年就已經開始,可是其興趣焦點是那兒的陵廟和其他古老建築物,與其他有關連的發現如陶瓷具,則不被重視。只有在1961年藍姆博士才開始於布秧谷的挖掘工作。其挖掘工作的簡報刊載於博物館部門出版的專題著作。

首位本地學者寫出布秧史料

之後,在1971年,梁紹興(譯音:Leong Sau Heng)夫人在畢郭監督之下於布秧河谷進行挖掘。她的挖掘成果成為了她碩士文憑的題材。可敬的是她便是馬來西亞第一位詳細寫出關於布秧谷之陶瓷研究的本地歷史學者。

這個階段,在布秧河谷所挖掘及發現的各種陶瓷具,幾乎全是以碎片形式出土。藍姆博士的見解是那些碎片,乃是在交易進行時,已經是破碎的陶瓷碎片而被遺留於該處。

沒有完整的陶瓷具,這是與布秧碼頭本身是一個貿易轉口的角色,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所有的交易活動在海岸進行,而多數到達港口的陶瓷具,另外還要轉達到其他目的地。

從年代的角度來說,在布秧碼頭所發現的陶瓷具概括宋朝和元朝年代;可是從分類的角度來分析,在至今為止從布秧谷挖掘工程中獲取的陶瓷碎片堆中看來,卻不僅僅全是該兩個朝代類型的陶瓷器。

陶器分“土制品”和“石制品”

一般上,出自布秧谷的陶瓷具可分為兩組別,即是由陶瓷學徒所說的“土制品”(Earthenware)和“石制品”(Stoneware)所組成。

如此的分類,主要是因為還沒有一個真正全面的研究報告被提出,而且關於其分類、年代和發源地的問題也尚未揭曉,以及長久以來幾位研究者所作的努力,還是停留在具爭論性的推測階段。

這種局面的形成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在本地或鄰國的挖掘工作,還沒有成功發現任何可以用來打破上述問題之陶瓷制作和燒烤地點的證據。

目前可以作出的結論,便是在等待一個受考古證據支持的真正完整和不容質疑的研究資料的出現;同時證明多數出土的“土制器”型的陶瓷,是發源自東南亞(有可能是印尼和其他群島或泰國,以及也有可能是來自我們馬來西亞自己的國土) 。

第2類型“石制器”在布秧谷被發現得最多,也有一些碎片成功被駁接,可是卻不是一百巴仙完整。

“石制器”型之陶瓷具又可分為幾個小組,小組的歸類,是與採用那1種黏土制作,在制作過程中採用混合塗料、造型設計與圖飾設計的硬度,以及如何燒烤陶瓷皆有密切關係。被發掘的此類陶瓷碎片多數的外層塗料已經脫落,這種情況是由於那些陶瓷在低溫下被燒烤。

制作方式略為粗糙的“石制器”型陶瓷表面通常相當軟,不多沙和經常看到用輪子制作的痕跡。在凹進碎片的表面擁有的手指印更加強了這一方面的推論。

瓷碎片有“龍”的圖案與“錢”字

從那些碎片可以猜得出那一部份是碗、碟、盤和花瓶之口部、底部、肩部或手執的耳部。其厚度在6公厘至1公分之間。有些碎片蓋有龍的圖案,在花瓶的肩部,有時也有中國文字“錢”,蓋在同一地方,此外也有蓋上花卉圖案。

如同愛德華麥堅濃(Edward Mckinnom)所報導的此類碎片,也在北蘇門答臘的“中國城”尋獲。

接下來被發掘的“石制器”型陶瓷碎片,被中國陶瓷學徒稱為“青瓷器”(Celadon),擁有青色的外層,其實這一種陶瓷是被發掘得最多。它亦分成幾個種類和品質,根據它的材料,顯示它擁有類似“青瓷器”之碎片,但是所應用是較稀薄和經常看到掩蓋各處的各種各樣圖飾裂痕。

此外,也有相當吸引人的“青瓷器”型陶瓷碎片,沒有外層的裂痕,若仔細地瞧,可看到外層的泥質有細小的波紋。

多數的北部陶瓷具,尤其是赤露之處,如足底部份,可看到赤紅的顏色;換言之,仿如其在燒烤過程進行中時被焚燒(氧化)。奧斯曼敏默哈目雅汀與其他歷史學家一致同意,這種陶瓷具是稱為浙江省的“龍泉青瓷器”。

那些陶瓷的各種情況或形狀,促使我們可猜測它便是由碗、碟、盤、封蓋的圓箱和小花瓶的碎片所組成。在那些碗具的外表,經常有蓮花圖型的裝飾,而內部表面則列有花卉圖飾。

除了盤和碗被發掘以外,也有小花瓶。

還有一種被發現的,是如藍姆博士所報導的一組陶瓷碎片,有各種不同的顏色,有的是藍色或柔和的淡青色。這些碎片也可臆測為小瓶子、小碗、盤、碟和有蓋的小碗。從砂勞越來的報告,證明此類陶瓷也發現於砂勞越、印尼和菲律賓。

縱觀中國陶瓷具分布於布秧碼頭、砂勞越、中國城和菲律賓,可作出結論:布秧碼頭是經常受到商人來訪的東南亞港口,直到後期被馬六甲於公元第15世紀時取代其重要性。

白和藍的陶瓷沒有在布秧河谷被發現,更加深了此一論點。只有在今後作出更多的研究、挖掘和對出土文物作出更多的分析資料,方能辯證各種不同的見解。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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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1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7篇:梁紹興關於布秧河谷研究報導

梁紹興夫人參於布秧河谷考古挖掘工作所寫的研究文章,是作為她考取碩士文憑的論文,為馬來西亞本地考古史料研究寫下光輝一頁,她的丈夫梁紹興在“馬來西亞歷史學會”出版的專論上,曾刊出一篇有關“布秧河谷”的文章。摘要如下:

馬來半島自公元世紀初,就已經是東南亞主要的古代貿易活動的區域。其位置介於東方和西方中間,使到許多航海家停留於該港口。

通過異國的資料,例如中國皇朝歷代文獻,我們可以得知公元第1或第6世紀以前,就出現了幾個古代小國如“丹丹”、“盤盤”與“吉礁”。狼牙修位於馬來半島北部以及克拉地峽的邊緣地帶。可是,由於所給予的古代小國地理位置的資料不夠明確,所以那些地方位置還不可鑑定。

無論如何,明顯的,那些古代小國的重要性,是與那個階段的時代,穿越半島的東西方貿易路線有關。那些早期的小國多數乃是泊留之處,是各種地方產品如錫米、黃金,以及森林產品,如香本、岩石、松香、象牙、犀牛角、蜂蠟和“甘文煙”(Kemenyan)的供應處。

馬來半島在古代貿易方面的重要性,可以從玻璃市、吉打、威省和霹靂的考古遺跡中察出。其中經常被尋獲的古物是中國陶瓷,幾種來自印度或中東的珠寶,還有外來宗教的祭拜物,尤其是來自佛教和興都教的信仰,如雕像和文字石頭(關於佛教),有時可從中東制造的玻璃片尋獲。

然而,最聞名的莫過於在瑪莫河口和姆拉河口地區的幾個古陵廟。

吉打各古陵廟的發現

吉打各個古代廟的發現,自1830年開始已經有所報導。該地區的考古挖掘是從1936-1937年才開始。下來的一次是於1941年。第2次世界大戰後,吉打的考古挖掘工程延續至今。所有挖掘的努力成果,共有多達50個地盤被發現。

多數被發現的地盤座落於布秧谷和日萊峰以南附近地帶。多數在該地的古廟,其實是建來祭拜佛教和興都教之神佛的朝聖處。由於這樣,在瑪莫河口和姆拉河口的遺跡,被專家認為是源自印度外陸的探索者或居民所遺留之物。

其中持有這種想法的專家是韋爾斯博士。根據他於1936年至1937年挖掘的多達30個地盤,鑑定被發覺的古廟乃是完全依照在南印度佛教或興都教廟宇格式所建造。

又根據他的考證,印度的探索者負起了吉打布秧河谷的文化發展責任的歷史使命。較後時,韋爾斯博士對印度探索者波浪式的前來半島的看法稍微改變。後期他承認在布秧河谷的古代遺跡問題上,必須著重貿易角色。雖然如此,他還是認為居住在古代吉打的印度商人建立那些廟宇。此外,他仍然主張該處挖掘的廟宇,應該是依襲自印度的廟宇。

故此,依照他的推論,來自印度諸商人踏足馬來半島西海岸,帶來興都教和佛教文化的影響。這些宗教也因此得以傳播至此區域的其他地方。

起先,這個影響是介於佛教形式的第7世紀期間,那就是“婆羅教王朝”(Pallava)得勢於南印度之時,在半島的印度文化的影響加強,以至興都“濕婆神派”能夠影響布秧谷地區。這件事可由集中於布秧河兩岸“濕婆神”廟宇所證明。

在第8世紀末,影響吉打瑪莫河口的佛教是來自“瑪哈雅納派”(Mahayana)。

韋爾斯博士的大部份意見受到另1位考古學家藍姆博土的強烈反對。其中一個著名的考古地盤被應用為反駁的假設理由,它座落於日萊峰山腳下的小瑪莫河的武吉峇都巴轄陵廟,離布央谷不遠。

重挖武吉峇都巴轄陵廟

藍姆博士重新挖掘的結果,比韋爾斯博士於1958-59年在武吉峇都巴轄地盤所作的更全面,對有關廟宇產生更完整的架構,以及道出幾項關於公元第9世紀建築風格的文化特色。

武吉峇都巴轄陵廟重新挖掘的結果,亦促使藍姆博士質疑那個地盤和普遍上他對本區域“印度化”問題的假設論點。

藍姆博士的重新挖掘之中,最重要的物品是6個花崗石基柱。每個基柱內有9個裝小東西的洞。其中一個尚擁有幾種古代祭拜物,如寶石、珍珠和金屬塊,以及幾層的金、銀和銅鑄像,如公牛、烏龜、蓮花與坐著的女神像,也有印上字母或符號的金層。

另外,一個銅屬盒(Cembul)也在那花崗石基柱內中間的大洞被發現。

根據藍姆博士,那金屬盒的儲物所象徵的並不是興都“濕婆神”派的祭拜。其實,那些被發現的物品更是一種“佛教密宗”(Tantrik)的祭拜,那是一種包含佛教“瑪哈雅那”派和興都教(包括與“濕婆神”和“毗濕奴神”)的祭拜。

所以,武吉峇都巴轄陵廟並不是如韋爾斯博士所認為,是一座“濕婆神”廟宇。

另外,藍姆博士也發表“Tantrik”式宗教有可能包括了本地的祭拜色彩,那就是祭拜祖先。花崗石的金屬盒並未發現於印度,反而近似武吉峇都巴轄陵廟的金屬盒,則發現於東南亞群島,尤其是中爪哇。所以,很明顯的,埋藏於武吉峇都巴轄陵廟朝聖地盤下的金屬盒,是本地的文化特色。

他強調,雖然無法判斷從那陵廟尋獲的一個金屬盒中間的銅屬盒,不過,它含有人類的遺渣及有機物的跡像,被發現位於該物的下部表面。

他認為,這物品很可能屬尚未破損的金銅屬盒,是用來收藏駕崩本地統治者骨灰的器具。故此,可以證明在武吉峇都巴轄陵廟的緒花崗石金屬盒,是和本地埋葬儀式有關係的。

建築架構與南印度傳統風格相似

從建築的角度亦有不少類似南印度建築傳統的成份。最重要的是中間有洞的幾個花崗石,那些有洞的結石,乃是放置木柱的地基。在武吉峇都巴轄陵廟,不少過66個木柱地基被發現,其中26個在“神殿”(Vimana)部份。

其實,該陵廟不僅是由花崗石建成,大部份的上面部份也由木材做成。根據藍姆博士的推論,很可能該陵廟的屋頂是由棕櫚葉(亞答)做成的。

雖然武吉峇都巴轄陵廟的所有木柱和“亞答”屋頂已不存在,但是,木柱所含有的排位卻能辯認建築物的屋形,尤其是該陵廟“神殿”部份的屋頂,其面積(10.7M X l0.7M)是小過於“走廊”(Nandapa)(13.4M X l0.7M)部份,另外,有更多的木柱地基在“神殿”部份被發現。

地基的排位顯示“神殿”屋頂有別於“走廊”。在“神殿”部份除了有更多的柱基外,也有4組柱基(擁有3個柱基於附近)。那柱基組相信是一座塔的遺跡,座落於牆外4個角落。根據藍姆博士考證,該塔處於“神殿”部份的中間,是模擬武吉峇都巴轄陵廟的主要建築物。

該塔是用來進行祭拜儀式最聖潔的地方,用花崗石建成的大部份牆腳尚且還在那兒。參照他從該塔屋頂角落收集遺留下來的一片浮雕(Pahat)以及一塊鑿石(Curilinear)形於塔頂,藍姆博士考證的屋頂是採用石頭,形狀是一層層的。

該塔也被1座“亞答”屋頂遮蓋的平台所環繞著,這可從該塔周圍許多的柱基獲得證明。

在“神殿”部份的許多柱基,是用來放置支持該平台木柱的地方,此外,亦有支撐著該塔重石的支柱(正如4組於塔外角落的地基所顯示般)。

上述所有的特色促使了藍姆博土作出以下結論:

武吉峇都巴轄陵廟(尤其是“神殿”),乃是一種酷似發現於印度的特別建築,是一種以本地創作風格,應用混合建築材料,如:石頭、木材、棕擱葉或“亞答”。

然後,他拿在蘇門答臘巴東裡瓦斯(Padang Lewas)之古代廟宇版本作比較,在那兒也有特別建築的特色,那些廟宇也是用石頭和木料混合建成。

眾多古代廟宇之中,“Biaro Si Topajan”擁有的平面圖幾乎和古代廟宇版本一樣。雖然它的“神殿”和“走廊”部份分開,沒有像武吉峇都巴轄陵廟般連接起來,整體來說,兩個古代廟宇可能訂自同一建築藝術傳統─“東南亞的建築藝術傳統”。

因此,可以說在該吉打區的武吉峇都巴轄陵廟和另10個古代廟宇的木柱之應用(我們可以在該木柱的緒花崗石地基察覺到),其實乃是一個本地的特點,滲透入當時早期的東南亞幾個國家首都。

影響力強大之印度建築藝術傳統,一個與印度宗教(興都教或佛教)有密切關係的傳統,長久以來便採用更耐的石頭和磚塊作為建立神佛之屋的材料。

所以,當印度建築藝術影響蔓延至東南亞,石頭(和磚塊)成為那個時代的朝庭建築的主要材料。在那個古老時代所建立起來的幾座宗教祠(Religious Monuments)至今日還可以察覺到。

然而大多數的陵廟其實不是直接沿襲自印度,反而包含許多本地建築藝術的成份,比如說在東南亞最出名的是在中爪哇“婆羅浮塔”(Borobudur)佛寺和柬埔寨的“安哥廟宇”。

本地木材藝術作品

另外,在吉打的諸古老廟宇也不例外,它們是具有本地的建築藝術成份,尤其是基於木材藝術作品逐漸流行,雕刻便是和可與注重石頭為建築材料的印度建築藝術結合起來。

可是,惋惜的是那木材藝術作品已無法再找到其證據了。

無可否認,武吉峇都巴轄陵廟是吉打區主要的一座廟宇,因為其古代廟宇是由花崗石組成(當時花崗石是比較難處理的材料)。

在此處發現的另一特點是,河床石塊被應用於圍繞該陵廟的牆和花崗石地板下的基本部份。看來河床石塊之應用不是源自印度文化成份。

明顯的,從本文的討論,我們越是細心觀察在武吉峇都巴轄陵的遺跡,越是會有很多問題浮現。

藍姆博士在地盤的重新挖掘解開了幾個問題,關於該陵廟純粹只是一座南印度廟宇的程度有多少,是否正如韋爾斯博士所認為的等。武吉峇都巴轄陵廟只是顯示出,對於韋爾斯博士在布秧谷和附近地帶發現的所有考古地盤,所應做的重復研究是多麼的重要。

此外,必須強調的是吉打的幾處考古地盤,所進行挖掘努力的缺陷之處,就是缺乏地層學的資訊或資料的分析與辯證。

雖然如此,藍姆博士在1961年位於布央碼頭瑪莫河口地方的挖掘,提供了首個關於該區作為古代貿易地位的推論。依照他的發現,尤其是數以千計的宋朝中國陶瓷碎片,他鑑定布秧碼頭地區是自公元第11世紀末至第14世紀末區域最負盛名之港口。

在1971年,為了解釋或印證藍姆博士對於那時代的布秧碼頭地區的經濟角色的推測,尤其是作為一個貿易轉口中心的地方角色,梁紹興在布秧碼頭地帶3個地點進行挖掘,可以說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持藍姆博士的論點。那3個地盤都有各種宋朝中國陶瓷,近東制造的緒玻璃物品,以及來自印度的珠寶和許多灶。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10

[ Last edited by 海水的前传 on 14-5-2004 at 12:1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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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1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

第1篇:布秧河倒流900年,出土文物刻劃歷史面貌

在布秧河谷地帶的布秧河岸村(Kampong Pengkalang Bujang)的一處田園上,共有3座出土遺址被發掘(遺跡地盤 19/21/22):

一座是建於公元第11世紀至第12世紀,以普通的磚塊建成。史學家不能肯定是屬於陵廟或佛寺,它被發掘於1976年,並重建與修茸於原址。發掘的出土文物有佛陀瓷器雕像、象瓷器雕像、山峰雕像、佛陀站立青銅雕像、屋瓦、念珠和金飾品、瓷器,以及鐵釘。

另一座遺址是建於公元第11世紀至第12世紀,以紅磚築成,是屬於印度陵廟。它被發掘於1971年,1972年在原址重建與修茸。發現到的出土文物有陶器、瓷器、鐵釘和供朝拜的鐵器及佛陀青銅雕像。

還有一座歷史遺址的挖掘工程仍在進行中,遺址上經過挖掘之後,用相當多數量的鉛板蓋著。我好奇地把這3座歷史遺址拍照存案。

從武吉峇都巴轄、雙溪峇都(Sungai Batu)、班達山(Bukit-Pandiat)到布秧河岸村(Kampong Pengkalang Bujang),數代國內外考古史學家們,從以上地方所發掘的地下豐富歷史遺址及出土文物,以及在史料考究和引證方面的貢獻,為古吉打王朝史前刻劃出生動輝煌的歷史面貌。

另一方面,在所體現和反映的史跡中,我們可從中窺察及深刻體會布秧河流域在國家歷史中的卓越地位。

布秧河谷的都市是純粹的印度都市,而且是南印度人的都市,因為證據已經詳細指出,它是屬於南印度的。

居民習俗印巫合璧

第11至第12世紀之間,布秧河谷上都市的真確圖貌是屬“印度─馬來王國”的都市,受國王的統治,他們是早期馬來種族的類型,而且包括基本早期馬來族型的居民。王族的習俗是印度化的;而人民方面則是他們本身習俗和印度習俗的混合。後者的演進是更趨濃厚。

市中最重要的建築物,足以稱為“殖民地摹仿”的印度建築;但民屋則是現代的馬來屋原型,而且是易腐的器材,沒有供考古家發現的遺留跡象。

主要市區則是在布秧河的西邊,顯然伸進小瑪莫河,但也擴展至布秧河的東岸,而進入現在的稻田地區。

主要的建築物,包括3座皇家建築物(觀劇廳、議事廳及其他宮室),大都位於布秧的西岸,其中8座宗教建築物是在東岸。因此,這條河可以說是當時都市的中心。韋爾斯博士及夫人所發現的許多顯著出土文物,就可以作為這都市的概要歷史證跡。

一點可以很肯定地說:這些地方的古代名稱,是從印度人、中國人和阿拉伯人的命名取得,從而解決了早先爭論不休的一些有關“吉打”名稱與方位的考證問題。

地勢佳成重要港埠

位於布秧河谷的都市,使往昔的吉打負有盛名;韋爾斯博士形容這些地方之所以成為東南亞的一個重要港埠,是天然環境使然。其值得贊美的地點,確實是有利於來往錫蘭、阿拉伯海及歌德滿都海岸(Coromahdel)與恆河;其山高3987尺,從海外30里之處就可以看到。

此外,它擁有一優良的水供、生產食品的廣大田野、足夠的高地及所有建築需要的木石器材,而且瑪莫河到瓜拉姆拉河之間,有一足以航行的深河床,這河床現在所通過的地方已是一片沼澤。

馬來亞測量局的拜斯特先生(MR. C.C.Best)是資深馬來亞水路交通專家,他熟悉這地區的情況,並且認為這河床在過去是廣闊了許多,可能是布秧河的出口河道,另外,它曾經是運輸吉打十分之九出口物產的重要商港。

韋爾斯博士的證明指出,像馬來亞大多數的其他河流,瓜拉姆拉河也曾改變其河道。它還能夠在谷亞哥巴(Gua Kepah)地方繪出古代河道的部分。無論如何,它分明就是瑪莫、姆拉兩河之間的內陸交通水道。

擁有陸路交通便利

促成這地區繁榮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這地區擁有陸路交通的便利,從吉打可通至新哥拉(Singora)和六坤(Ligor)。沿著這條古河道的途徑,現在已經築成鐵道。韋爾斯博士強調這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為,若是沒有這條路徑,布秧河谷的埠市就不可能成為馬來亞的北方轉口港。

當論述到其理由之前,他認為必須提起介於東海岸與布秧河埠市之間的另一條交通的可能性。雙溪大年(Sungai Petani)這名稱,可能是古代一道貿易通路的指稱。這路徑是從東海岸的北大年(Petani)溯北大年河,經過黃金的產區,然後由吉底河(Sungai Ketil)南下,到現在的雙溪大年地區,又從而進入瑪莫河。

這路線提示是由“東北馬來諸州研究最高權威”安克爾遴特斯先(Mr. Anker Rentsc)所提出的,他還跡尋聯貫北大年和吉蘭丹與彭亨州的金錫區內陸路線,該處的古代礦址仍存在著。

為明瞭吉打於公元11世紀最初的故事,以及布秧河港埠的存在與繁榮的原因,必須注意以下的基本重要事實:

當時的所有商船,不論來自何處,及其為何種樣型,都靠季侯風的航行,且從未違逆風向的。更明顯的便是經濟理由,通常是短程勝於長程,因為後者會有轉換風向的耽擱。西方與中國之間的主要航線須經過馬六申海峽,更在海峽吐納從爪哇及婆羅洲東海岸的副航貨運,由於海峽中航運程,上下交織,因此需要一轉運的港埠。

寫於公元第11世紀的伯多爾迷“地理志”揭露說:首先有“達哥拉英保良”(Takolah Emporion)的記錄。這一文字是用於“伯多爾迷時代”,意思是指羅馬國王基於向地方政府納金,而準許港埠貿易,即如“協約港口”一樣;當然,這也暗示一些地方統治的形式。

與伯爾多迷同時期的印度文學,也證明其時有個著名的港埠,介於印度和中國之間,為印度船只開闢的航線,其梵文稱為─“達哥拉”(Takkola)。每一位史學權威都同意這兩者是同一名稱。伯爾多迷明白地表示:

“達哥拉”(Takkola)在黃金半島的西北海岸上,其意即指馬來半島。

轉口港拉近東西方

航海學及地理學者的考證指出,事實上北轉口港是在馬來半島的西北海岸,而行經暹羅海灣進行貿易的船只,必須靠西南季節風向東航行,又靠東北季節風而向東。當後者的季節到來時,半島的東海岸全然是臨風之岸,封閉沿岸的船只。

這海岸的馬來亞地區,是提供避風的唯一停泊處,那就是彭亨的關丹河口;在泰國的地區北大年,也是一個優良的定泊處。約在北緯6.57度便是新哥拉碼頭(“Singora”是宋卡的馬來名),六坤(Ligor)停泊處。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海岸之更北的另一部份─萬東(Bandon)小灣,約在北緯9.41度,橫經半島的最利便陸路,剛好就是以這3個地方作為起點。

這些事實遂使東西兩岸之間,得以活躍地交換貨物;而且考古學上的實證,證明了這海岸線從北大年泊船處,向上至萬東小灣之間,曾有幾個印度化的古代都市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現在的“那貢希利淡馬叻”(Nakon Sri Tammarat),或海軍部1973年“中國海領港”第一卷,所稱的“那哥拉希利淡馬拉惹”(Nagora Sri Dharmraja)全省的地方,馬來人都從其都市取名,稱為六坤。

這些名稱,都是梵文“那加拉希利淡馬拉惹”(Nagara Sri Dharmaraja)的轉譯,是一位現代暹羅王的尊稱。其古代城市的實在名稱我們可不知道,但在考古學上,它與布秧河都是同時存在於公元的第4世紀及第5世紀,正如上述的資料反映,有非常便利的陸路交通聯絡著這兩個主要的城市。

北方轉口處,於什麼時候移至布秧河谷地區,卻無從查究。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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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2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2篇:布秧河流域的商業價值

馬來半島和印尼群島位於印度和南中國海之間。在地理上、人類學上和經濟上分成兩個完全不同的區域,因此它們自太古時代起,便注定要扮演一個過渡地區的重要角色。

它們不但是轉運東西方貨物的國度,而且也是東西方商賈的會聚地,就連印度洋的季候風和中國海的貿易風,這兩種相對的風向系統,也會在這兒相遇,因此船舶被迫停一個時期,等候下一次順風到來時,才能夠繼續它們的航程。

其實,這兩個地區也出產許多隨時能夠找到市場的物產,其中需求最巨的是金、錫、香料和幾種有價值的木材。再者,此2地還有眾多的良港和海中拋錨處,使來往船舶得以安全停泊。

若干港口也在這些地方出現,它們的發展使到過去從事捕魚的村民能擴大他們的活動範圍,同時參與沿海和深海的航行事業。

由西到東以及由東到西的商船常沿著海岸線航行,因此這種海上交通必集中在馬來半島北部,因為貨物可以在那里運過克拉地峽的最狹窄部分,再由其他船只轉運過去。

不過據推測,由於後來中國帆船和從西亞前來的船舶進步得更適合於航行,以及航海知識的提高,這種中途停歇的情況,可能移到較南面一點。

在過去近百年來,學者們對室利佛逝的歷史研究作出諸多的努力,也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特別是法國學者戈岱司(Coedes)所獲得的成績,更為可貴。他的著作曾經被譽為“學識上的傳奇”。

只有在這個帝國於11世紀左右開始興起之後,中國和阿拉伯的資料才開始揭露馬來─印尼區域所扮演的角色。

一連幾百年來,這個聲名遠揚,信奉佛教的室利佛逝王國主要中心,被視為馬六甲的前身。由於室利佛逝的勢力伸長到蘇門答臘東岸一大部分地區以及馬來半島的部分區域,它實際上控制了馬來海峽─而正如在往後的一個時期里,馬六甲對這海峽的控制一般。

事實上,室利佛逝的勢力,在當時已擴展到更遠的地方去,而由於西爪哇是它的屬國,巽他海峽也在它的控制之下。馬來半島方面,室利佛逝的勢力範圍遠達地峽附近的六坤,同時也包括吉打這個舊商業中心在內。然而,室利佛逝的真正勢力是在馬來海峽兩岸的範圍。

中印重要中途站

在吉打境內有許多大小的河流,源於高地,迤邐西流注入馬六甲海峽,使外來的商船可沿河上溯,進入吉打腹地;在許多河流中,以中部的瑪莫河為主要。古代的瑪莫河口,水深港闊,是外國商船碇泊的理想所在。

沿河上溯,兩條支流由北南注,第一條是小瑪莫河,其次是布秧河;後者更顯得具有商業價值。

從中國史書藉所記載,在7世紀下半葉,吉打已經是中國、印度間的重要中途站。

歷史上的地理名稱有關於布秧河谷的考證,中國名稱(所有狼牙修校本)也曾有一連串的實證。據說其原地係一東海岸的王國,始終以北大年地區為中心,其境界可能曾於公元第6世紀擴展到西海岸,但伸展的地域不是吉打,而是地峽。關於這些境界的記載,見於公元502年至556年中國的記錄。

其時各國使臣及其他人物朝貢中國,是常有的慣例,從記錄里就可以查出是來自那個的地方,又從狼牙修使臣稱述的許多事物之中,謂其國王立國於公元400餘年之前。

從8世紀間,中國文獻對吉打的載述付之闕如,但從考古發掘,卻暗示了布秧河流域,已經發展成為商港了。布秧河流域印度陵廟的遺址與阿拉伯錢幣的發現,多少說明了印度與阿拉伯商人,已經足履吉打。而唐瓷的出土,也表示了吉打與中國的商業貿易關係,已經建立了起來。

當時社會是先靠捕魚與種植稻米為生。由於耕地面積不大,無法供養太多的人民,所以人口的分布非常稀疏。這期間,吉打居民或許已經採用原始的淘洗法,從事錫產了。

在宗教上,一般居民不是信仰濕婆教(saivism)就是拜佛,這顯然是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

受印度文化感染

第10世紀時,蘇島的室利佛逝,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泱泱大國。室利佛逝是以商立國,建都巨港,為了壟斷東西貿易,便大張撻伐,將吉打淪為屬地,立為“北部”,與“南部”巨港遙牙輝映,控制了馬大甲海峽,扼住了東西交通的咽喉。

那時候,吉打的王國中心,位於布秧河谷。王國的疆域,北起武吉佐拉斯(Bukit Choras),南達大山腳(Bukit Mertajam),廣袤300里。這里矗立著國王的宮殿,宮殿以石塊為基層,四周圍以磚牆,但屋頂卻以木塊砌成,使用茅葉復蓋。

考古學家曾發掘一座“國王接見百官的廳堂”,面積寬達114方英尺。此外,還有不少供奉印度神祗的廟宇,零星散布各地。從布秧河谷遺址及遺物的發掘來看,其建築的形式與風格,深受印度文化的感染。

如果說7世紀與10世紀之間,是吉打商港的萌芽階段,那麼,介於11與14世紀之間,便是吉打商港日趨繁榮,並且逐漸步人黃金時代。可惜中國載藉,並無留下詳細的記錄。

宋朝趙汝適的“諸蕃志”,在“南毗”條下,只有“每歲自三佛齊、監(舟比!!)(Kampei)、吉陀(吉打)等國發船博島”。 元朝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在“重
迦羅國”條中有這樣寫:“吉陀、亞崎(蘇北Achih)諸國相通”。

但考古學家發掘的輝煌成就,卻彌補不了文獻不足的缺陷。考古發掘證明了這期間的吉打,已經逐步取代了大巴瓜(Takuapa), 成為繁榮的轉口貿易港。這跡象也影射一個事實,即橫貫克拉地峽(Kra Isthmus)的商道,已逐漸消失其價值,在這種情形之下,吉打港口的繁榮,是勢所必然。

貿易中心漸南移

這期間,不僅布秧河流域已發展為貿易港,而環繞著瑪莫河目的峇都嶺當(Batu Lintang)、瑪當巴錫(Matang Pasir)與知甘(Tikam)也大大發展起來。

這兩個階段的變化,不在於文化的演變,而在於商業的升華。這時期的商業,主要是轉口貿易,大部分的外國商品在這裡交流變換。

在布秧河流域的港口,到了14世紀下半葉,大概是漸漸沒落了,考古家雖然曾在這裡發掘到大量宋代的陶器,但元朝青瓷的出土,卻寥寥無幾。

這時候,吉打港口似乎南移到姆拉河流域,這里曾有相當數量的元瓷出土。

至於貿易中心的南移,藍姆博士是基於下列2大因素:

1.姆拉河流的改道。許多專家都認定,過去的姆拉河,是流到瑪莫河口的河道,同時可減少紅樹的孳生蔓衍,利於瑪莫河的通航。可是到了14世紀下半葉,姆拉河卻改道,轉注到哥打瓜拉姆拉出口。

2.14世紀下半葉,吉打的轉口貿易有逐漸南移到新加坡的趨勢,而橫斷半島北部的商道又恢復其重要性。姆拉河源遠流長,幾乎與東岸的北大年河遙相接應,所以顯得愈益重要。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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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3篇:唐鏡宋瓷話滄桑─“吉打與中國的貿易”

唐朝初期,政府安定,國力鼎盛,人口激增,耕地日廣,工商業發達。此外,經濟繁榮已促使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日益繁密。同時,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性質也逐漸改變。

過去,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是以朝貢為表,物物交換為實,貢品中以各地的奇珍異寶最為重要。到了初唐,奇珍異寶雖仍不少,但貢品中卻增添了一些藥物與香料。

自8世紀初至15世紀,歐人的東來,前後800年間,是阿拉伯人在世界通商舞台上最活躍的時代。而且自8世紀下半葉,阿巴斯王朝奠都“巴格達”尤其致力於對印度及中國的通商事業,他們是亞洲各國重要的貿易介商。

阿拉伯人東來中國,往往先到東南亞各種重要商港經商,然後帶了東南亞的物產到中國去。當他們從中國返阿拉伯途中,又將中國的特產,散播到東南亞各地。初唐時,中阿貿易的發達,加強了中國與東南亞的經濟紐帶。

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載述,638年,吉打王國遺使者攜帶方物,到中國朝貢。其實,吉打是以朝貢為名,通商為實,那里是慕義而來,所以中國和吉打的通商,在7世紀上半葉已存在了。

阿拉伯人當中間人

中國唐代與吉打的貿易關係,文獻雖不足,但出土的遺物卻是有助於證明這點。1936年,威爾斯博土(DR. H.G.Q.Wales)曾經在吉打中部作廣泛的考古發掘,在布秧河上游,有若干唐代青釉瓷碎片與石制器物出土,屬大約8、9世紀的產物。

除吉打外,唐代青釉瓷碎片也殘存於半島各地。更有趣的發現是在布秧河上游出土的兩面唐鏡。鏡的直徑長近6寸,屬所謂“寶相花鏡”。鏡背有浮雕,狀似7朵盛開的玫瑰。

至於吉打出土的唐代陶瓷器物,到底是什麼人帶來的,這就很難確定。與阿拉伯間的航線,包括吉打港口在內,卻有文獻佐證。

唐代宰相賈耽(738-850年)告訴我們:中國與阿拉伯間的海上交通,有一條“廣州通海夷道”,海船是從廣州出發,繞道印支半島與馬來半島東岸,穿過新加坡,沿馬六甲海峽由南而北;而在海峽的北端,有“固羅國”,即今日的吉打。然後,有些海船會橫渡印度洋,到印度及阿拉伯去。

唐代的海舶,由於船身大、容積廣、構造堅實及抵抗風力強,可在馬大甲海岸上來往飛揚,所以唐舶很有可能在吉打港口泊岸,然後由小船轉載貨品,上溯瑪莫河與布秧河,帶到吉打內地去。另外有一種可能性,即這些器物由阿拉伯商人從中國帶來的。

不過,由於吉打出土唐代器物,畢竟是很少,所以,這期間的中國與吉打貿易沒有大規模展開,而吉打的轉口貿易港也還沒有定型。

宋朝時代貿易大增

但是,到了宋代,中國與吉打貿易就大大的改觀了。宋代政府開始不遺餘力地發展對外貿易。最初指定以廣州、明州、杭州為外國貿易港,並在這些港口設置“市舶司”,處理徵稅與管理對外貿易之一切事務。

後來,福建的泉州發展為繁榮的商港,對外貿易給國庫帶來極大的歲入。北宋時代,廣州一港的關稅收額,竟佔全部關稅的十分之九以上。到了南宋,財政困難,政府要增加收入,更倚重對外貿易,頻頻獎勵與外蕃通商,這時候,泉州的地位足以與廣州相敵頡頑。

據《嶺外代答》與《諸蕃志》的記述,證實了自11世紀時中國與馬來半島各王國間貿易的瀕繁。從半島輸往中國的有:樟腦、白豆寇、沉香、速香、檀香、象牙、犀角等。從中國輸入半島的有:金、銀、鐵、瓷器、米、鹽、絹及酒等。

末代對外輸出品之中,陶瓷器是重要的一環。末代南方的青瓷,以浙江西南隅龍泉燒制的最有名龍泉窯,開始燒制陶瓷器,大約在5代以後,到了南宋,龍泉青瓷器的燒制技術,已有高度的發展,在中國陶瓷史上是一個輝煌的時期。

龍泉的青瓷,大都集中在泉州,由中國與外國商船運輸到海外去。末代海船輸出陶瓷之多,由《朱或萍洲可談》之記載,可見一班。他說:船舶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貨,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
隙地。宋代陶瓷出口之盛,故其流傳到東南亞各地去,是不足為奇的。

宋瓷碎片大量出土

吉打布秧河流域,曾有大量的宋瓷出土,這些青瓷,大都是浙江龍泉窯的產物。1936年,威爾斯博士在好幾個不同的地方,發掘了大量龍泉瓷碎片,碎片上有各種不同的紋飾與圖案。

1961年,藍姆博土(Dr. Lamb)在布秧河谷的布秧河岸上獲得了大量的陶瓷器碎片。他說:幾乎在整個鄉村各地都有碎片出土,各地出土的碎片數量不一,其中以布秧河兩岸最多,數達幾萬片。

埋在兩岸的碎片,被河水衝塌下來,把整個河床都復蓋了。據研究結果,大多數碎片是宋代的青瓷,其中也有少數是淵源於越南與中東的。陶瓷屬性種類繁多,計有:碗、杯、盤、碟、壅等,其中大多數設有紋飾,但也有一部分繪有蓮花的圖形,色澤透明,洵爛多彩,以藍青色最多,包括器皿與珠串等物。

布秧河岸遺物的大量出土,說明了它是海船輻輳的地方,是個轉口貿易站,那些陶瓷等器物的碎片,就是船舶直落搬運,受到糟踢而被遺棄的。既然遺物是來自亞洲各地,我們可以推斷,宋代的布秧河岸是各地貨品集散地,或許阿拉伯與印度船舶運來的貨物,在這裡輾轉搬運,由其他海船載往中國。

同樣的,中國的陶瓷絹綢等貨品,也在這里轉到其他船舶,帶往印度與阿拉伯去。

各州元代青瓷

到了元朝,青瓷的燒制技術,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那時候,中國人已知應用鈷磺繪畫於瓷胎,塗上釉,燒成釉內青花瓷器,學術上通稱為:Blue And White。

據島夷志略載述:彭亨、古蘭丹與丁加奴等地都有元代青瓷器的輸入。考古發掘也顯示,元代青瓷器雖不在布秧河流域出土,但是在姆拉河流域,卻有大量的發現。但,到了元代,吉打的商業中心,不再在布秧河流域,卻南移到姆拉河流域了。

宋元時代的中國造船與航海技術,已有高度的發展。航海方面,已經知道利用羅盤和指南針來辨別方向了。這時候,中國對外貿易和海上交通達到了空前的繁榮,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吉打成為東西交通航線上的繁榮商港,中國商人帶來了重要商品,在吉打港口登陸,進行貨行買賣,似乎是很可能的事實。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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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4篇:有朋自中東來(吉打與阿拉伯通商已千年)

漢代7、8世紀,中東在哈里發福馬野與阿拔斯統治下,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刺激了對外貿易,並且空前地發展起來。到了9世紀中葉,兩國商船來往頻繁。

阿拉伯人告訴我們,兩國是沿著下述的航線來往的:船舶離開了波斯灣海岸的西拉夫(Siraf),滿載了從峇斯拉(Basra)、奧曼(Oman)與其他地方運來的貨物,揚帆東來,首抵印度西岸的盂買,然後轉往錫蘭,繞過半島南端,朝向東行,抵達尼古巴群島。商船在這里添補水源,商人與土人在馬六甲物物交換。

從尼巴古群島,阿拉伯商船直航吉打。然後在馬六甲海峽由此而南,繞過半島南端,沿著東岸北上,航抵印支,最後直駛廣州。由此可見,阿拉伯商人到中國
之前,常在吉打登岸,駐足停留進行貿易。

發現古幣玻璃寶石

考古發掘證實,早在7世紀時,阿拉伯商人已經在吉打做買賣。韋爾斯博士在布秧河谷上游進行發掘,曾發現一些玻璃容器的碎片,它們被鑑定是7世紀時阿拉伯的制造品,由阿拉伯商人帶來吉打。

敘利亞、伊拉克與玻斯原有是盛產玻璃的地方,7世紀上半葉,這些地方先後淪為阿拉伯人屬地,於是中東的玻璃貿易便都落入阿拉伯人手中,成為東來之阿拉伯人的主要商品。

考古發掘也證實了第9、10世紀時,也已經有阿拉伯商人到吉打來。韋爾斯博士在布秧河流域發現了兩枚銀幣,其中一枚刻上的年代是“234 A.H”(相等於紀元848年),另一枚雖殘缺,刻上年代的部分也迷失了,但相信也是同一時代的產物。

這兩枚銀幣都是在廟宇的遺址上出土的,分別埋藏在土地的壅中,威爾斯博士認為它們“毫無疑問是阿拉伯商人帶來的”。

此外,他也發現一些玻璃制成的寶石,晶麗透明,是第9、10世紀的中東產品。

阿拉伯神燈出土

從11世紀至13世紀間,阿拉伯商人繼續到吉打來。韋爾斯博士也曾在布秧河流域發現相當數量的琥珀碎片及玻璃容器,它們被鑑定是產於中東,是11或12世紀間的產物。

同時,他也發現兩個阿拉伯燈的殘骸,燈的玻璃呈青色,頂端繞著一條細黑邊,燈內部分的玻璃管還依附著。韋爾斯博士認為那是敘利亞的制品,大概是11或12世紀的產品。

1961年,藍姆博士(Dr. A.Labm)也曾在布秧河岸發現一兩片阿拉伯燈的殘餘。他也發現了大量玻璃容器的碎片,是從中東與埃及運來的。最有趣的發現,莫過於布秧河流域無數玻璃串珠的出土。各種各樣的串珠,五色續紛,色澤不一,其形狀迥異,大都小過一寸長。

同年,藍姆博士在布秧河岸作考古發掘,伴隨著大量陶瓷與玻璃出土的,是4500多粒串珠的出現。據化學分折顯示,這裡出土的串珠,缺少鉛(Lead)與鋇(Berium)的成分,藍姆博土從而斷定它們是來自中東或地中海的。

這裡出土的串珠色澤,以紅與藍最多,分別佔32.5%與30.0%;黑色也普遍,佔17.5%;其餘有黃色14.0%、橙色2.5%和青色2.0%。

串珠不僅是一種裝飾品,而且有些串珠被認為具有魔力,迷信的人把串珠掛在對頸上,相信可以避邪,魔鬼不侵犯。時至今日,東南亞一些落後地區的人士,仍有這種迷信的觀念,風行掛帶串珠的風俗。

在古代,串珠是中東暢銷的重要商品,也許經營串珠有利可圖,阿拉伯商人便把串珠從中東運來吉打港口,與當地的土人或外商交換。

從6世紀到9世紀間,帕拉瓦的人民曾在吉打活動。考古學家曾在布秧河流域發現了許多廟宇遺址,其建築物風格與雕飾圖案,都是帕拉瓦式的;這些廟宇,毫無疑問是印度人的智慧創作。

此外,印度的銅制神龕、陶器碎片、鐵制匕首,以及若干玻璃串珠,也先後在布
秧河岸出土。這些器物,很可能是印度商人帶來的。

成為外國貨集散地

10世紀末與11世紀初之間,帕拉瓦王朝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注輦王朝。注輦國王積極擴展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到了拉真特攔一世(Rajendra)時,為了與室利佛逝爭奪海上商業霸權,不惜大動干戈,於1025年進佔吉打。

在注輦國王的鼓勵下,印度商人很可能到吉打進行貿易活動,可惜這時期的地下證據,付之闕如,無法證明考古學家們的臆測。

幸好13世紀的印度遺物,終於在布秧河流域出土。1961年的發掘工作中,藍姆博士曾發現了相當數量的印度瑪瑙與玻璃串珠。瑪瑙是一種石制的串珠,是印度輸出東南亞的主要商品之一。據藍姆博士的研究,布秧河岸出土的4500餘粒的玻璃串珠,其中有30%是印度的產品。

介於7世紀與13世紀之間,吉打仍是一個小國寡民的國家。其經濟發農漁業為基礎。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國本身對舶來品是不可能有大量的需求。

從這期間的吉打貿易結構看來,中國人帶來陶瓷、米糧、鹽及絹綢;阿拉伯人也帶來了透明與不透明的玻璃容器、玻璃串珠、棉布及棉織品。

這些亞洲各地的貨物,以吉打為集散地,相互交換,或許吉打的居民也從內地帶來錫產與樟腦,來換取少部分的舶來品;還有一部分舶來品,沿著半島北部的商路,被散播到東岸去。

吉打王國設關稅局

吉打貿易是有利可圖的,因此史學家相信吉打的貴族統治階層,很可能也參於貿易活動。而因商港的繁榮,萬商雲集,也必然給吉打帶來很多財富。外船及舶來品的進口,很可能需徵稅。

由於外國商船必須停泊商港,沿河上溯,所以統治階層也有可能在河口建立關稅局,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或許王國已設有專官來處理徵稅與對外貿易事務。

在考古發掘過程中,除了兩枚阿拉伯銀幣出土外,尚未有其他國家錢幣被發現,因此史學家們相信,吉打的商業活動,是通過物物交換的方式來進行的。不過,至於交換的標準是怎樣,當時的度量衡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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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2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5篇:吉打名從那里來?

當我們對布秧河谷這一歷史傳奇性之輝煌發達城市的描繪,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時,我想更加需要的是對吉打這片作為馬來半島最古老的一個州的名稱來源,進行“緊密追蹤”,期盼能取得更為鮮明的輪廓。

“吉打”在過去的史藉史書中寫作:羯陀、羯荼、吉陀、吉達及吉礁。在考證吉打名字的來源時,書金孫(R.J.Wilkkinson)認為是印度語“Khedah”或阿拉伯語“Kadah”轉變而來;葡萄牙文寫為“Queda”,有一段長時期內,英語則寫成“Quedah”。

由梵文演變而來

到底吉打的名稱是怎樣來的呢?有許多史學家曾經下過很大的功夫,從印度、中國、阿拉伯等國的各項資料中,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推論。根據各國學者所接受的事實,皆認為吉打的古文為梵文的“Kataha”(逝陀訶或羯荼訶),早見於“火天往世書”(Agni Purana)中所作的是“Kataha-Dvipa”,在俗語“Prakrit”中是寫作“Kadaha Dipa”,其意義為“羯荼訶洲”。

“Kataha”一名,在公元2、3世紀時的一部淡米爾古詩“Pattin Appalai”中是稱為“Kidaram”。後來該詩的箋注者說,“Kidaram”也作“Kalagam”;另外,注輦碑文中是作“Kidaram”。有關這點,沙土帶利教授(
Prof. Nilakanta Sastri)曾在其“History Of Chola”(注輦史)中加以考訂:

“Kadaha”是梵文,其他3個則為淡米爾文;其中“Kadaram”和“Kidaram”為異音同字,與梵文的“Kataha”有同樣的意義;至於“Kadaram”的意義為“黑”,與梵文同義。“Kadara”的意思為黃褐色,或深棕色。“Kalagam”為淡米爾文中最古的一式,因此,這王國的印度名稱分別有2個:

1.梵文“KATAHA”=淡文“Kalagam”或“Kidaram”(釜)

2.梵文“Kadaha”=淡文“Kalagam”(黑或深棕色)

許雲樵教授在其著作《馬來亞史》中說:“Kedah”一名,是梵文或淡米爾文的簡化;此外,他認為中文吉打是由原名“Kedah”譯成的,該名的來歷也是有兩個:

1.Kataha=Kadaram=Kidaram=Kidar=Kidah=Kedah

2.Kadaha=Kadah=Kedah

前吉打歷史協會主席拿督宛依不拉欣(Dato Wan Ibrahim Bin Wan Soloh)在其一篇“吉打州簡史”中作非常簡短的描述:

在第2世紀時,有一位淡米爾詩人巴汀納巴賴,稱吉打為“卡達南”,現譯為“吉打”,這是一項最早有關吉打的記載。

可是,留傳在皇族內有關吉打的名稱來源,又有一種傳說:

皇族另一種傳說

古吉打原稱─“Qualhha”,後來有一位回教阿拉伯人賽依鴨都拉(Shaik Abdullah)到此地向村民募捐,他手里領著一個“有蓋的碗”,這個碗具的名字稱為“Keddah”。

由於他四處走動,向村民呼吁:“募捐,Keddah!募捐,Keddah!”。後來蘇丹聞訊,下令招見賽依鴨都拉,這位阿拉伯人拜見蘇丹之後,兩人結成親友。蘇丹招他進入回教。後人把這位阿拉伯走遍的角落範圍稱之為“Keddah”(吉打)。

以上都屬於傳聞性,或不很詳盡的引述,我想我們還是從布秧河谷的史料考證過程,從中探悉吉打的名稱淵源,會比較科學與實際。

殖民地的人民常以祖國的名稱,命名其新的殖民地,古代的印度人,幾乎於此更具強烈的觀念。東南亞各州的地名,無不與印度名稱有關聯,吉打也不例外。一般的見解是認為梵文的“Kataha”(即淡米爾文“Kadaram”), 就是“吉打”的印度名。

梵文的“Kataha Dvipa”,是開始出現於《亞尼史話》(AgniPurana)。這已是印度5大重要史話之一。那些史話確是極古的著作,不過,被認為最早印度學者的現存校本,它們不可能更早於公元300年至600年的“笈多時期”。其中所用的地理名稱,大都是公元第5世紀期間所應用。

“Kataha Dvipa”是印度北部及中部通行的語言。“Prakrit”的形式是:“Kadaha Dipa”。因此,它的出現,是與吉打最早考古實證,所顯現的約同一時代。(梵文的“Dvipa”的通用語是“Dipa”, 根據文胍是指一個海島、大陸或半島)。

至於全馬來西亞地區,古代稱為“Dvipantara”,現代的通用語仍稱為“Dipantara”,尤其在印度,某處若有人要往馬來亞,通常告訴其友人說他或她將往“Dipantara”。有關這地區的“Dvipas”紀文,都見於“5大史話”里,不過所用的名稱常有不同。《亞尼史話》里的:“Kataha Dvipa”就是指此地區。

以生活偷快聞名

其次,所提及的“Kataha”,於年代上的記載也有出入;但公元第7世紀者,似乎很靠得住。它指稱吉打國(Kataha Nagara)是一普通的城市,以生活愉快聞名,航海船只常至其地。

公元第8世紀至第11世紀的文學─“Katha”(傳奇),其中出現了許多與“Kataha”有關的故事。當那些事實加以精確分析之後,毫無疑問是出自《亞尼史話》,以至最後“Katha”引證所述的吉打及其轉口港,其所稱的布秧河殖民地,就是一個城市。

出土遺跡顯示,其中有座建築物,位於吉打峰上;但不幸的是,卻都被愛伏爾伊凡斯先生築上了水泥,籍以防止任何增進的查究。據首先發現者和伊凡斯兩者的報告描述,這建築物似乎可能是過去興都教的廟宇。

從其地點看來,很有理由令人想起這廟宇賦有航海的意義,很可能在毗近之處有一古代的燈塔,其確實的年代已不能指出,但似乎可能“不早於公元第8世紀”。

淡米爾語的“Kataha”稱為卡達南(Kadaram),書寫也是如此,是淡米爾文中的一種常見變體,如“Kada-Kina”、“Kana-Kina”、“Pala-Pila”等。雖是一古代的名稱,直至公元第11世紀,仍不能證明“Kadaradam”即為“Kataha”的同義。

羯荼即是吉打港

“羯荼”是出現於公元第7世紀的中國名稱,漢學家都同意這是梵文“Kataha”的音譯;我們只好信其如此。

提供這名稱的作者是一位研究梵文的大學者,他就是中國著名的高僧義淨,著有兩部古典著作,英語可簡稱為“記錄和傳記”,即 《南海寄歸內法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之後即可明白,事實上,他所稱的羯荼地方,就是吉打的轉口港。

隨著印度文和中國文的證明,原先的馬來名吉打,顯見正確。它是古印度名同“Kataha”的現在形式,基於淡米爾形式的“Kadaram”在印度已有其對手,就是現在位於馬拉斯州馬都拉縣的“Kadaram”,韋爾金遜詞典裡指稱這是原先的馬來名,那僅是臆測而已,倒不能令人信服。

吉打的名稱由來已古,現在卻僅是聯合邦的一州,其原始的名稱,可確定指出,是古代的印度名。

公元618至906年的唐代,是中國歷史裡一個最強盛的時期。當時有大佛教的活動,且於7世紀的後半世紀,以中國僧人到印度而聞名,他們在米哈(Bihar)的那蘭達大學從事研究,在那地方已確立了“笈多時代”,且達到高度的盛譽。

他們之中,有者從陸路前往,而義淨及其他20人,則取道海路。他那兩部著作所指出的重要事實,是作出多次海程後的描述,記錄非常明白和確實,而“羯荼”就是當時的吉打。

考古學上證明,也使我們認為那轉口港,就是布秧河的港埠,其停泊處就在瑪莫河上。義淨與玻斯船主安排其海程,於公元671年11月從廣東啟航,前往室利佛逝的首都。

義淨告訴我們,當時其處有1000名僧人。他自己先在室利佛逝研習6個月的梵文,然後乘一國王的海船,前往恆河三角洲;他又說起另一些中國求法僧人,乘另一艘國王的海船,前往湟加帕。

在另一次的航程裡,他表示室利佛逝有定期船只來往於馬大甲海峽的兩轉口港之間,半途的港埠叫“末羅瑜”,他說,這國家為室利佛逝所吞沒。“末羅瑜”就是現在的馬來語─“MELAYU”的正確譯音。

末羅輸的國王於公元844年至645年,首次派遣使臣到中國,自此以後,這時候的中國史書就不曾看到關於它的記錄。

在吉打的歷史上,室利佛逝佔據重要的地位,即當時最著名的“印度─馬來王國”。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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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2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6篇:吉打歷史名稱與方位的考證

義淨在他的記錄裡,解釋11州的意義,是“崑崙諸國的通常所知名稱”(崑崙這名稱,是古代中國人對馬來亞的地區、人民、語言和船只的泛稱),也是崑崙人首次游覽東京及廣東時而獲知的。

崑崙人鬈髮而黑虜,其州的居民一如中國人,有赤足及穿“絳幔”(即是沙龍)的習俗。

他列舉南海11州名稱所指的諸州之中,兩個是指室利佛逝和末羅瑜。他在往印度的途次及歸航中,都曾在羯荼登岸,不過沒有敘述其埠市和居民。

在吉打發現的考古證件中,只有一小數量的唐代貿易品(瓷器碎片和兩面中國銅鏡),因為唐代的中國船業仍未進步到航行南海這種地步。

較早的中國記錄說,運載使臣和其他中國人的只有外國船只。在布秧河谷諸址,也曾發現大宗的宋代瓷器,幾乎全部破碎,而且大都品質美好,這可能是當時的中國船只運來的。

阿拉伯的地理學家描述從波斯灣至中國的航海路線時指出:

“從波斯灣至中國的半途之間,有一個稱為“Kalah ”的地方。全海程分4個階段,每段可航行一月。第1段是馬拉巴(Malabar)海岸的奎隆(Quilon);第2段經尼古巴群島(Nicobars)而至“Kalah”;第3段通過馬六甲海峽而至印度─中國海岸的1個港埠;第4段則從該處到廣東。”

“‘Kalah’是一地區及海岸的名稱,其處設有關防;而且它也是一個轉口港,成為東西往來船只的雲集之所。歷史上的地理學家們,卻不曾應用正確的方法以確定‘Kalah’就是吉打的阿拉伯名,或那轉口港埠是否在瑪莫阿布秧河谷地區。

但是,歷史上的地理,也像其他科學一樣,需要從每一個可以利用的根源,求得所有可信賴事實而加以考究,並且提出的理論也必須符合事實。此所謂(可信賴)的1詞,對阿拉伯學者們的情況是極重要的。”

閃輝玻璃稀世古品

有件珍異且合乎事實的事,就是關於最早阿拉伯前往中國的海路記述,恰巧在其統治的時期,而從布秧河畔城市發現唯一具有年代的品物,也是從其朝代而來的。

羅威上校在100多年前探訪威斯利省及吉打的神廟廢墟,也從期間發現許多玻璃器,且記錄各種玻璃的顏色。

在此,有必要重述幾項重要節章,方便讀者在考究“吉打名稱與方位的考證”方面,取得較為系統的參閱:

所有韋爾斯博士發現的阿拉伯貿易品證之中,大都是玻璃器,而且都是發現在布秧河谷沿岸的6處遺址。其中有許多是不同顏色的玻璃碎片,有屬於燈器者,更有“2塊透視黃光的八角玻璃”。

關於那些玻璃,他相信是近東的制品,由阿拉伯商人運來的;那兩塊映光的玻璃,也可能是近東的原品,由阿拉伯商人運來的。他鑑定這些產品是敘利亞的制品,且定其年代至公元14世紀。

他在神廟廢址發現的一個銅質藏寶箱裡,發現其中所藏的許多“古寶”中,包括那兩塊八角玻璃,認為“可能是公元第9世紀至第10世紀”的物品。事實上那些小件的閃光玻璃,應是珍貴的稀世古品,它們似乎不是回教阿拉伯商人帶來的貿易品。

從布秧河谷第7個遺址所獲得確定品證,就是阿爾莫太瓦奎主教(Caliph Al Muta Wakkil)統治時期的兩枚銀幣。其一清晰地刻有回歷234年的字樣,即公元848年。另一枚所刻的年代已不見,依大不列顛博物院專家的考證,認為與前者同一年代,前者是半“特亨”(Dirham)的銀幣,後者為四分一之“特亨”,分別發現於兩不完整的印度樣式的淡紅色土壺里。

這些土壺,係埋在布秧河東岸1座神廟的鐵礬土地面之下,然後才被掘出來。香一個阿拉伯“特亨”的面值,相等於第1次世界大戰前的1個法朗,面值馬來亞幣3角6占。

其真正的價值雖然不能加以估計,但無論如何,這半“特亨”和四分一“特亨”,是不能以其市值而被藏入銀幣的用意,應是取其廟宇興建的年代,韋爾斯博士鑑定這廟宇的年代是“約在公元第9世紀的後半期”,這兩枚銀幣在實證上是不可輕視的關聯,它證明“Kalah”就是吉打及其轉口港的阿拉伯名。

以下是有關吉打海岸的描述,是基於公元9世紀中葉至11世紀初期一連串的事實報告:

穿著沙籠河邊沖涼

“Kalah”是一個王國,具有本身的法律制度,包括犯法的監禁罰金。全國所有的人民集團,由一個國王統治,且鑄造一種貨幣,其當地的“特亨”重量等於阿拉伯者的三分之二。

不過,購買阿拉伯貨物只用一小量的金錢,因此,物物交換就成為這個轉口港的主要貿易方式。馬六甲海峽是以南諸航線路的總匯,其集中交易的貨品有:沉木香、樟腦、檀香木、象牙、錫、烏木、巴西木、各種丁香以及其他種種東西,不勝枚舉;除此之外,從其他報告中還有金、藤和竹。

芸芸吉打國內的物品中,被阿拉伯估量為最優越者,就是精良的樟腦和十分純淨的錫,以及正庄的沉香木;錫和沉香木,曾經被稱為著名的“加拉尼”(Kalani)。

“Kataha”是以出產沉香木而著名,淡米爾又稱“Kadara”,俗語轉為“Kidaram” ,是3種不同沉香木之一種。另外,淡米爾文又稱之為“Kidaavan”,可見吉打的沉香木極為阿拉伯和南印度的國內市場所珍視,因此以其運出的地名見稱。

“Kalah”的城市是“十分廣大”,具有高牆及無數的花園,且泉水足,城中包括一座砲堡,其中塑造的武器,都是“真正的印度兵器”。繞城之處,是一連串的市鎮,都是屋宇密集。

“Kalah”國王居住在城里,阿拉伯人稱為“Djabam Al-Hindi”─“印度人”。其貴重服式與冠冕的描述,顯見是印度式的;但貴族及平民的男女,只各穿一“孚搭”(即沙籠)而已。

在報告中指出:“Kalah”人民所吃的是麥、棗子、蔬菜等,都按衡量而售賣,還有扁餅形的面包,計數目而發售。他們不作固定的浴室,卻在水流中沐浴。

吉打在回教改宗之後的幾個世紀,大概所有留在地面上的磚瓦石塊,都作建築房屋和其他的用途,而阿拉伯報告中描述的主要城市及其衛星市鎮,就成為羅威中校所見和韋爾斯博士及夫人所發掘的證跡,更有一些遺址仍在等待發掘。

吉打海岸自公元9世紀中葉至11世紀初期,印度的文化和阿拉伯的明燈,也使我們明瞭當時的馬六甲海峽及馬來亞地區的政治概況。

阿拉伯的明燈,證實吉打在公元第9世紀中葉至11世紀初葉之間,是由室利佛逝所統治。(不過從任何方面的證明,都不能昭告其統治者的真確性質,或開始於何時?)

文字記載刻於銅版

義淨法師曾很明白地告訴我們:末羅瑜為室利佛逝所吞沒,而發現於末羅瑜中心國的4道“古馬來”銘刻之一,說是其地由一室利佛逝的拿督所管轄,可是阿拉伯的證明,則表示吉打有自己的王國。

若為兩轉口港的利益設想,必有一種同盟的締結,而兩個海濱的強盛海軍帝國交戰,便是希望從而得以控制馬六甲海峽,阿拉伯和中國的記錄,都不提及這件事,其證據僅在“注輦”(Chola)帝國諸王的記錄中找到。

注輦的歷史分為兩個主要的時期,蹭隔著一條漫長的歷史長夜,其最早時期是在公元初的3個世紀;另一個時期就是在公元850年至1200年的注輦帝國。

這兩個時期的注輦人是以航海為業,國王特別專心執行有關維持強大海軍和鼓勵海外商業。最偉大的國王拉惹一世,曾是在位年與其獨子拉惹特拉一世共同治理帝國。大業的成就是其子所為,也因此而定其子立國的朝代為:公元1012年至1044年。

當時的注輦國,掌握南部印度的整個東海岸、馬爾地韋斯及錫蘭。那時候,與室利佛逝及吉打的戰爭,就是拉惹特拉一世在位的時期開始,他是印度唯一征服東南亞州而擴張領土的君王。

注輦國王和人民的語言是淡米爾語,不過,同時也以梵文為官方語言及應用文,這就關聯到室利佛逝及吉打也大都應用淡米文及梵文兩語文。當時有種習慣,就是常以“巴拉沙士底”(Prasasti)介紹每一記錄,即為序文。文中常歌頌國王及其功績。

這些“巴拉沙士底”重要事件的記錄,賦有偉大的歷史價值,其中有關連室利佛逝和吉打者就具有這一價值。記載的文字,就刻於銅板之上。

室利佛逝控制吉打

這些記載的最早者,稱為“大萊登封賜”,以淡米爾文和梵文寫成,供給了最先的確證,證明“Kadram”是“Kataha”的淡米爾文之同義,且有“Kidaramrm” 的形式變換。

這刻銘記錄拉惹特拉一世於公元1006年,認可一鄉村地契歸由其父拉惹拉惹一世,以維持那加巴淡地方的一座佛寺院;最後的銘刻則稱為“小萊登封賜”,年代在公元1089至1090年,記載一附增的契約,並封給同一寺院,從此其他鄉村都由公元1070至1120年的古洛敦加發落,使寺院的收入增加至一倍以上。

這最後的契約,注明是出於“Kidaram”國王派來的兩位拿督之要求,且顯然由淡米爾文書寫。以注輦國諸王都是興都教的“濕婆教”派看來,那兩道銘文顯然就是宗教容忍及友好關係的證明。

銘刻的全文,大體上可證明當時的吉打,是在室利佛逝帝國的宗主權之下,而所提及的卡達爾(Kadaram)國王,確是室利佛逝的國王。銘文上顯證的室利佛逝和吉打,當時都是室利佛逝帝國的領土。

帝國包括兩個國王及兩個首都,當時銘文記錄中,戰爭所利用的首都就是在吉打。

關於吉打最早範圍的記錄,葡萄牙人託密波爾斯(Tome Pires)於1513至1515年所寫的“Suma Oriental”里稱:“一邊以德蘭(Trang)為分界,另一邊遠達馬六甲及木歪(Bruas)王國的盡端。”

著名的葡萄牙作家愛勒底亞(Eredia)在他的1507年至1600年“黃金半島題本”里說“吉打是著名的古老港埠”。到底他所說的“港埠”在那里?前馬來亞大學理事會首任主席拿督羅蘭特爾爵士(Dato Sir Roland Braddell)針對這個主題作出深入的研究。

他指出:“今日的吉打並沒有稱為吉打埠市,而且在北緯6.07度流入馬六甲海峽的現在吉打河,也非是原先的河道。這名稱似乎於1634年曾向北移動,因為1635年及1633年的地圖裡,首次出現“舊吉打”(Quedah Lama)的名稱,而在較先時只是寫下“Quedah” 而已。”

愛勒底亞把1613年的馬六甲、印度及中國描繪在子午線地圖里,現在的吉打河並無任何名稱,且明顯地把“Queda”的字樣置在今日的瑪莫河口處。1946年的海軍部馬六甲海峽航導則將“舊吉打”與現在的“班茶村”(Kampong Tanjong Dawai)並列於瑪莫河的北岸。

這已經進入了北緯5.14度的丹絨伯利伯(Tanjong Perepat)以南一里半之間,但當時的“舊吉打”可能是位於河的南岸。正確的位置與我們的研究目的是無關重要。

總之,“舊吉打”確是在瑪莫河上。從河口潮流而上,有兩道北向的支流,發源於吉打高峰南向斜坡之低處,首先要到達小瑪莫河,然後才到達布秧河。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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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12:3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7篇:“狼牙修國”方位考證的13種推論

關於狼牙修國和赤土方位的考證問題,在我國史學上曾經展開了一場非常激烈的爭論。這種現象,在較早時各國的學者們,也同樣作出諸多的推論與猜臆:

各國學者展開激烈的論爭

1.葛路耐(W.P Groeneveldt)於1876年輯譯的《南洋群島文獻錄》(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誤“狼牙修”為錫蘭古都楞伽(Langka)的對音;

2.夏德與柔克義所譯注的《諸蕃志》,則以為它是在地那悉林(Tenasserim),或克拉(Kra),這也只是猜臆;

3.英國著名學者祈利亞(Gerinl)考證它是暹羅灣內的“狼卡修” (Kah Langkaciu),也未被人們所接受;

4.伯希和(Paul Pelliot)指狼牙修在今日的日萊峰(Gunong Jerai);

5.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在所著的《狼牙修國考》中認為它是暹羅南綞的北大年,並 跨半島西岸,西邊便是吉打;

6.暹羅史學家坤西里瓦哈那亞那拉(Khun Cire Vaehana Anadra)認為赤土在蘇勒(Surahatara Dhani,今稱Surat)田村縣(Ban Na)的池城(Viang Sra);

7.荷人蒙恩斯(Mmoens)則說在今日的佛頭廊(Phathalung);

8.丁謙斷指在北大年、吉蘭丹及下加奴等地;

9.鮑威里(Paul Wheatley)所作的圖示,相當於北大年及古蘭丹;

10.馮承鈞稱主要在馬來半島之中;

11.鄒代鈞則指在婆羅洲;

12.桑田六郎則指在南及在巨港;

13.許雲樵教授指出是在宋卡;

歸為3大類

在上述諸多學者們的考證與猜臆中,比較重要的說法可歸納為3大類:

1.其都城在馬來半島海岸的吉打;

2.處在馬來半島東海岸的北大年;

3.這是一個經歷過諸多變遷的國家,最初在六坤(Ligor)一帶,為蒙吉蔑(Man Khmer)所建,後繼續侵略赤土,南至吉打。馬來民族遷入後,再擴展至北大年,所以歷代載藉所記載的名稱都不同,這些名稱的更換,正是民族興替和國土變遷的一種象徵。

但是上述的3種說法,實際上是可以合一的,學者根據載藉所記與考古學家的發掘,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失國家地位

“這個國家是在一世紀以後,印度人在吉打一帶進行殖民活動時期建立的;它的發展,是以吉打為中心,而向北、向南、再向東擴張,並非以地峽為根據地,而從陸路向中南擴展國土。它的勢力,在6、7世紀期間達到了最高峰,7世紀以後就被建立在同一地點的‘羯荼’(Kedah)所取代。”

“總括來說,在梁隋時代,狼牙修的疆域,地跨馬來半島北部,椒於今日里董、玻璃市、吉打、宋卡、北大年及吉蘭丹一帶的地方,而源於日萊峰;其政治中心,則有知名的固羅、赤土、羯荼、羯陀、基拉、吉陀等,都是以都城聞名於世。

8世紀以來狼牙修城,先後在室利佛逝及注輦控制下,其實已實亡。但一進入宋元時代,由於中國航運的發達,有過於隋唐而無不及,影響了東海岸的人民,於是市港口相繼興隆起來。

狼牙修的名稱晦焉不彰,至明代時似乎局限於北大年一隅,即鄭和航海圖中的郎西加,或則是北大年的前身,究其實,狼牙修真正的歷史,僅是梁書及隋唐赤土傳中所載的一段,即固羅而至羯荼(赤土)時代。

在吉打之前、羯荼以後的時期,狼牙修不但已失去其獨立性,連名字也寂寂無聞,而且馬來亞先後在室利佛逝、注輦、暹羅及滿者伯夷控制下,加以國際航線及海岸貿易航線的改道,橫跨地峽便失其重要性,以致失去經濟活動力,相對地也失去了立國的條件,根本不能自為國家。

那時候,狼牙修就連一轉口市鎮的地位也無法維持,其寂寂無聞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但如果我們真要為狼牙修立一個歷史地位,就其消長而言,應為室利佛逝帝國的一部分。

吉打州,作為馬來半島一個最古老的州,歷史的淵久、史料的佚傳、其名稱與方位的考證,也就顯得較為錯綜復雜,那是在所難免;也因為這樣,發掘更多吉打州內布秧河谷的出土文物,便成為史學家百多年來前僕後繼,日以繼夜努力奮斗的目標。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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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01:2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部

第1篇:追蹤華人南來足跡

在布秧河谷(這片豐富歷史文物的地下倉庫)“追蹤歷史節章”的過程中,發覺有不少中國漢唐元宋的陶瓷器出土,是馬來西亞內外考古學家們,前僕後繼考證吉打州歷史的珍貴文物。

我在走入這道“歷史門檻”之後,再作進一步的“追蹤”,也發覺到中國文獻對研究華人南來吉打的古代史料考證,提供了非常重大的貢獻。

針對中國文獻對研究東南亞歷史的貢獻,新加坡著名文史學家許雲樵教授指出:“如果要把東南亞的近代史卸接起來,便非借重中國文獻不可。”

中國文獻3大貢獻

中國文獻對於東南亞古代史和史前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有以下3點:

1.在東南亞各國古代歷史的空白上,建立起一個輪廓,俾歷史家從各方面搜集資料給以補充,以完成一個歷史體系。

2.對已有的東南亞歷史記載中的錯誤,給以補定,使之成為信史。

3.粉碎沙文主義者的一切歪曲論調,將真實的國際關係史實,赤裸裸地公開出來,以促進世界和平,這不僅只限於對東南亞古代史的貢獻。”

中國和馬來西亞的交往,早在三國時代(約在公元前400年)便有官吏康泰、朱應等人派至馬來西亞,以後陸續不斷地,漢武帝、晉及唐代,部有派人前往馬來西亞。

在《漢書地理志》中,已有從廣東南航到印度的路線記載,據傳說,在漢武帝(公元前140至100年)時代曾派遣遠征隊由海道入印度,以代替先前由雲南省經過緬甸的艱辛陸路。

當時的路程可能是由廣州行經到安南、暹羅,在馬來西亞北端的克拉地峽(Kra Isthmus)登陸,越過地峽,又再搭船到達印度,但並沒有經過馬來西亞,這大概是因為馬來西亞還未開闢的緣故。

到了晉朝時,高僧法顯從印度到錫蘭,然後乘船回國(約公元265至419),雖然取道經馬六甲海峽,但在他的《佛國記》1書中,並未提及馬來西亞,說明當時的馬來西亞還未被開化。

一直到南北朝梁武帝時(公元502至549),才正式有關於“狼牙修國”(Langkasuka)遣使入貢的記載,可見中國與“南洋”正式發生關係是始於那個時候。

經歷數朝仍稱唐人

中國與海外交通的興盛,開始於唐代,同時僧侶、使節及赴海外的商人,亦是在這個時期出國到海外。在唐代,海上的交通發達,中國的國威遠揚海外,打從這個時候開始,海外的華人也就有“唐人”之稱。而且海外的各國臣民,皆稱中國為“唐”。

經歷宋、元、明時,仍稱中國人為“唐人”。《明史》卷423真臘國條雲:

“唐人者,諸蕃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

此唐人的稱呼,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才以“華僑”的名稱取代之。而在唐代之前,與中國通使的國家,計有扶南、盤盤、狼牙修、赤土、丹丹等國。其中,狼牙修和赤土是兩個與古代吉打歷史考證有著密切關係的國家,另外,“追蹤”中國的古代通使及貿易史料,也是本文探討的中心內容。

三保太監七下西洋

到了宋朝末年(公元1279年)中國南方居最,因為戰禍綿延,流離失所,生活困苦,加以不甘忍受蒙古人的統治,相繼冒險南渡。此為華人集體移殖到馬來西亞的先聲及其主要因素。

至14世紀時,明朝三寶太監鄭和7次下西洋,宣揚國威,其足跡遍達東南亞天主教堂,馬大甲、彭亨、吉蘭丹、婆羅洲、瓜哇及蘇門答臘是他常到的地方。

但是,這是吉打布秧河掀開國家歷史之後的延續。

本文是撰寫《吉打州華人史》及掀開研究與探討華人南來馬來西亞歷史資料中最重要的一章,因為吉打州畢竟是馬來半島歷史最古老的一州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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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01:2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2篇:中國文獻對“狼牙修國”命名的記載

狼牙修(Langkasuka)王國,相傳是馬來半島上最早的一個印度化王國,也是中國古書中記載得最多的一個國家,建立的時間大約是公元2世紀初葉,其國家的方位至今不明,莫衷一是,而釋名也不一。

快樂的馬來亞山城

狼牙修國的得名,大概是受了印度化的影響,因為印度人很早就到這地方經商,而且在那裡建立了商站。

按照印度的佛經典《枵伽經》里的記載,“狼牙”(Lanka)一辭,原是傳說中一個“馬來亞峰”(Mount Malaya)上面的山城;“修”這一個音實,是“蘇卡”(Sukha)音的合譯,在梵文中,它乃是“快樂世界─Sukhavati”一詞中的前半截。因此,狼牙修這個國名,可能取義於“快樂的馬來亞山城”。

但是,在中國古書中有提到狼牙修國,卻不下20種:

“在中國的古藉文獻中,狠牙修最早見於《梁書》(第7世紀之後),較後相繼出現在更多的中國文獻,並對‘狼牙修’作出各種不同的稱法,但其音韻非常接近,其中包括:

1.《梁書》、《太平寞宇記》、《文獻通考》中寫作“狼牙”;

2.《南史》、《通典》、《舊唐書》、《新唐書》中寫作“狼牙修”;

3.《續高僧傳》拘那羅陀作“稷伽修”、 四隋書《赤土傳》及《北史赤土傳》 中寫作“狼牙須”;

4.《大唐西求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寫作“郎伽戍”;

5.《大唐西域記》、《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寫作“逝摩浪伽”;

6.《諸蕃志》中寫作“凌牙斯”或“凌牙斯加”;

7.《島夷志略》、《星槎勝覽詩曰》中寫作“龍牙犀角”;

8.《武備志》中寫作“狼西加”;

9.明人《鄭和航船圖》中寫作《狼西加》等。”

在中國古代里,不同朝代古籍對吉打名稱來源有著密切關係的“狼牙修”或“羯荼”,以及“赤土”這兩個歷史古國所作出的各種記載與描繪,對我們研究與探討古吉打歷史的考證,帶來了非常重大的幫助;

而這項“史料追蹤”卻是在布秧河谷出土文物中的中國古代陶瓷器所發現,致使考古學家們獲取更多有關吉打史料考證的文獻,作出更進一步的貢獻。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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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01:2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3篇:《梁書》─馬來西亞最古老文字史料檔案

當佛教在狼牙修國流行的時候,中國的佛教,也大為昌盛,南北朝時代的梁武帝蕭衍,極力提倡佛法,他的聲望,因此遠播於東南亞許多崇奉佛教的國家。

當時狼牙修國的國王為“婆加達多”。在他即位時,就熱衷於佛教,曾於公元515年(即梁代的天監14年)派了使者阿撤多訪問中國的南京,與梁武帝打交道。當時,狼牙修國所著的國書,收集在《梁書》卷54的《狼牙修國傳》中,這封國書這樣寫道:

狼牙修國之國書

“大臣天子足下:

離:淫、怒、癡、哀愍眾生。慈心無量,端亞相好。身先明朗,如水口月,普照十方。眉部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供正法,寶梵行眾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山(Gandha-Madana),樓觀羅列,
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為极尊盛。

天生愍念群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榮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

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恭承先業慶嘉元無量。今遣使部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這一封國書,可以說是馬來西亞與中國之間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外交文獻,同時也是馬來西亞最早一種有文字史料的重要檔案。馬中的歷史外交關係從這個時候已經建立起來。

《梁書》卷54的《狼牙修國傳》中,也作出對這個古國的描繪: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在東西30日行,南行20日,行去廣州2萬4000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婆律香等。

其俗男女皆袒而披發,以吉貝(Karpasa)干縵(Kambala);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胛,以金繩為絡,帶(金+不)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纓珞繞身。

其國累磚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400餘年,後嗣衰,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囚執,其繅無故自斷,王以為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

遂奔天竺(Inde)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為王。二十年死,子
婆伽達立。”

梁書的記載

後來又在公元522年的梁代普通3年、531年的梁代中大通3年、568年的陳代大2年...,都有使者去中國,而期間南來的華人更多,許多去印度求法的高僧,也有不少在期間經過或停息在狼牙修。

梁書的記載也反映了當時的狼牙修或吉打是一個商業十分發達、經濟富裕、社會繁榮的美好國家,梁書形容“狼牙修已累磚為‘牆’,用磚來建築,確比木板為城堡的國家,其文化可要進步得多。”

梁書的記載“狼牙修立國以來400多年”,說明了狼牙修早在公元1世紀末至2世紀時立國,是以吉打為中心,繼而向北、向南及向東擴進,一直到6至7世紀間,發展到最高峰。

到了7世紀以後,注輦王國被同一個建立在吉打的“羯荼”所替代,而狼牙修的國王仍被保留;一直到了12世紀間,因疆土的變遷而移到北大年去。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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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義淨法師公元671年來到吉打

“未隔兩旬,果之佛逝(Sriviaya),今為‘Pelembang’,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Melayu),今占碑國(Jambi),原注雲:今改為‘室利佛逝’也復停兩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船,漸向東天矣。”

自唐代(公元618至907)以後,海上交通比以前發達,在公元692年,唐代華人高僧義淨法師在《大唐西域高僧傳卷》記載他行程中的一段,其中提到“羯荼”就是吉打“Kedah”的原名。

吉打原是印度語的“Khadah”或阿拉伯語的“Kadah”;吉打的古名本為梵文“Kataha”,就是“迦吒訶”或“羯荼”。

義淨在室利佛逝停留6個月,專攻梵文的文法,據他估計,在室國的僧侶不下1000名。義淨在印度“那爛陀大學”研習10年後,返國時又在室國停留4年,一面從事譯經的工作,一面到東南亞各地宣傳佛教。

以後他回廣州,只停留不久,又回到室利佛逝來。這次他寫下了他的兩部有關僧人游歷印度經過的書。公元292年,他把稿本先寄回中國,而自己卻在公元695年回國。根據他的記載,當他第2次再回到室國時,過去其他的馬來王國,都變成室國的一部份了。

他也說:小乘佛法的勢力在南海一帶很流行,只有少數的人是信奉大乘佛法。室利佛逝王國是因為接受大乘佛法後,才有機會發展成為一個繁榮的國家。

義淨與吉打因緣深

義淨法師到吉打是在公元671年,即唐代咸亨2年。義淨,姓張,字文明,範陽人。15歲時就萌志要游西域,到671年,已是37歲時,就發心啟程;起初到番禺,同路者有幾十人,等到登陸時,大家失去了勇氣,義淨用不屈不撓的精神,歷經30多個國家。

先後有25年的時間,他同吉打的因緣很深,從他的行程中所寫就可反映出來:

“從羯荼北行十餘日至裸人國(Nikobar)島向東望岸,可122里許,但是椰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彼見船至,爭來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鐵馬,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搜其衣,即便遙手不用。

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即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椰子諸根,無多稻谷,是以盧呵最為珍貴(注:此國名鐵馬為盧呵)。茯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制團藤葙,餘處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

從玆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耿摩立底(“Tamralipti”今“Tamluk”)國即東印度南界也...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耿摩立底。

末至之間,遭大劫賊,僅免割刃之,得存朝夕之命。於此升舶,過羯荼國在吉打確曾作了偉大的翻譯工作。”

義淨有一個好助手貞固法師,依照《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貞固傳)中所記:

“淨於佛逝江口升舶,附書憑信廣州,見求黑紙,抄寫梵經,並僱手直;於時商人風便,舉帆高張,遂被載來,求往無路,是知業能裝飾,非人所圖,遂以永昌元年(公元689)7月20日達於廣府;”

“誰能共往收取,隨譯隨受,須得其人,眾僉告曰:有僧貞固...斯為善伴。”

“廣府法治,悉贈資糧,即以其年11月1日附商舶去番禺,望佔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驅。”

這是義淨在佛逝作了6年的翻譯工作,再到廣州去找助手。至於,現在吉打之名,也是義淨從楚文中的(Kadah)譯來的。

“Kadah”這個字是從“Kataha”、“Kadaha”轉來。“Kadaha”最早在《天往世書》(Agni Purana)作“Kataha-Dvipa”,在印度民間流通的俗語─“Prakirt”中作“Kadaha-Dipa”,即“羯荼訶洲”的意義。

在第2至第3世紀時的淡米爾古詩─“Patinappalai”中作“Kalagam”是印度人移民來到這里時,將他們的老家的名字帶來而稱用的。

我們在布秧河谷所知悉的3塊由史學家們所發現的古碑,都是用梵文及帕拉瓦文字刻成的,可以知道“Kadah”、“Kedah”、“Kalah”的胍源,就是華文古藉中所譯名為羯荼、吉陀、固羅的根據。

若以土地的方位說,漢代之名“狼牙修”、隋代之名“赤土”,唐代之名“羯荼”,事實上都是在馬來半島北部的同一地方;人事盡管有變遷,疆土還是在同一個地帶。

義淨:60高僧曾來過吉打

最著名的是義淨法師的記錄,聲明最少有60位高僧都是由馬來亞的東海岸登陸,越過吉打,抵西海岸的印度洋。到了唐代,因為中國文化大盛,造船業與航海術也相當進步,常有大船經過馬六甲海峽。

那時南來的華人高僧,有記錄的包括:常愍、明遠、義玄、智岸、會寧、運郎、解脫天、窺衝、慧琰、智行、大乘燈、彼岸、曇澗、道琳、曇光、慧明、善行、僧哲、玄游、智弘、無行、法振、乘悟、秉如、大津、道空、法朗、孟懷業、慧曰、不空、金剛智、船利若華蓮、貞固義淨等。

其中以義淨與他的助手貞固與吉打的關係最深,因為他們不但把經典存在吉打,並且以吉打為他們翻譯經文的地方。

從義淨法師的記錄中,可以知悉至少從漢代至唐代為止,第5至第6世紀中,華人到馬來亞的,都是以狼牙修為終站,如還須向南去印度或阿拉伯,則以吉打為中站,也須在狼牙修的西海岸換船。義淨所撰《高僧傳》的義朗事跡中,是在這綴纜換船的,他寫道:

“義朗律師者,益州成都人也,與同州僧智岸拜第一人名義玄,俱至烏雷,同附商船...”

“掛百杖,陵萬波,越舸扶南,綴纜朗迦戍,蒙朗迦戍國王待以上賓之禮。”

這兩則記載,短小精幹,反映當時的商船在此地停泊,華人上岸的也相當多,高僧們又能蒙受國王的禮待,可見當時的國王與華人是很友善的。

中國高僧客死異鄉

義淨在記載中也反映中國高僧客死異鄉的情景:

“智岸遇疾,於此而亡,朗公既懷,死別之恨,與弟附舶開師子洲,披求異典頂禮佛牙,泊之西國。”

可見當時智岸是葬在馬來亞土地中的華人高僧之一;那時候,狼牙修的疆土是橫跨半島東西海岸。

除了義朗法師是死在這塊土地上,按照義淨所載,多位南來求法的和尚中,還有義輝法師也是葬在這塊土地中。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寫道:

“義輝論師,洛陽人也,到郎迦戍國,因疾而止,年三十矣。”

從這點看來,在當時同來經商的華人的數量肯定會更多,留下來的,死在這裡的,在1000多年前已經有不少的數目。

至於經過這裡而沒有留住的華人數量,就更加無從計算,像無行法師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夫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原注唐雲慧天)與智弘為伴,東風泛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王見從大唐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來王舶。

經十五日達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到冬末轉舶西行,經30日到那伽缽顫那(Nagapattana,Negapatam)從此泛海,2日到師子洲,觀禮佛牙。

從師子洲復東北泛海,一日到“訶利雞羅”(Harijkera,Karikal)國,此國乃是東天之象界,即瞻部洲之地也。義淨見時,春秋五十有六。”

當時南來的華人都是經過漢代馬援立有銅柱的越南,來到馬來半島的東海岸,越過馬來亞北部,再從吉打的兩岸駛出印度洋的,有的會到錫蘭去,有的則會去印度,甚至是羅馬。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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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宋代古籍的記載

到了宋代,狼牙修政權也由印度人移到馬來人手中。宋代《諸蕃志》所記:

“凌牙斯國自單馬令(Tambeling)風帆六晝夜可到,亦有陸程。地主纏縵跣足,國人剪發,亦纏縵。

地產象牙犀角、迷暫香、生香、腦子。番商興販,用酒、米、荷池、纈絹、恣器等作為商品,各先以此等準金銀,然後打博,如酒壺登(Tola)準銀一角、準金二錢、米二登準銀一兩、十匐準金一兩之類;歲貢三佛齊(Pelembang)國。”

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有“龍牙犀角”條,亦有以下這樣的記載:

“峰嶺內平而外聳,民環居之,如蟻附坡,厥田下等,氣候半熱,俗厚,男女稚髻,齒白,系麻逸(Mait)布。俗以結親為重;親戚之長者,一日不見面,必攜酒持以問勞之,為長夜之飲,不見其醉。

民煮海為鹽,釀秫為灑,有酋長。地產沉香,冠於諸番,次鶴頂,降真,蜜糖,黃熟香頭。貿易之貨,土印布八都刺布,青白花碗之屬...”

江大淵是在公元1349年完成此書的,這之前他有很多次附搭海航南來,到過幾十個國家。

國際性貿易王國

狼牙修是一個國際性貿易昌盛的王國,在東漢時立國,到了3世紀以後,一度成為越南半島上扶南國的藩屬。狼牙修的發祥地,受到史學家們推論是在吉打的瑪莫河,其最盛時期的疆土,包括吉打、吉蘭丹,和泰國南部的六坤(Ligor)一帶。
以吉打城為首都,這個吉打城,就是現在的亞羅士打互瑪莫一帶。

史學家也曾作出這樣生動的描繪:

“當時的吉打城,萬商雲集,因為在第1至第2世紀時,地中海地域已受到羅馬統治,連中東的敘利亞和埃及都是受轄在內。而中國的絲,早在公元前1523年至1027年的商朝已發明,在當時歐洲與亞洲東西方來往貿易時,這些絲是經營生意的商人,結隊經過波斯與突厥時傳入羅馬的。

而負責供應的華人商隊,就從中國把絲帶到馬來亞來,以狼牙修的吉打城為交易站;所以說,有相當數量的華人在1至2世紀時已經來到馬來半島,吉打是必經之地。”

當時西方的羅馬人,以為“絲”是樹上生出來的一種植物產品,皇帝奧古斯都(Emperor Augustus)已有作打通埃及直接到印度海路的嘗試。

後來,有些羅馬的船舶就從本德啟賴(Pondicherry)附近設有一個交易站,再航行到馬六甲海峽,登岸狼牙修國,而到萬商雲集的吉打城進行貿易。如要再去中國的也須越過馬來半島,由東海岸出發北去。

當時歐洲通中國的路線,是經阿拉伯海或波斯到達印度,然後從印度先到馬來半島,再由吉打、玻璃市、北大年至古蘭丹,候東北季候風,揚帆北去的。

東西文化交流地

華人商隊帶來的貨物,是以絲織品和陶瓷品為多,所以,在馬半島上北部及泰國南部的地帶可心發現漢代陶器的碎片;在玻璃市,1951年間威廉韓德少校(Major Willam Hunt),也發現過第4至第5世紀希臘花瓶的殘片,因此,馬來亞可說是當時是東西文化的交流地。

西方的希臘人託勒蜜(Ptolemy)在公元150年間,在阿歷山大市,曾畫過一幅早期的世界地圖,題目叫作“黃金半島:Golden Chersonese”而他在作品所注寫的地名,雖然很難一一證釋,因為當時的埃及與亞歷山大市,是東方貿易的終點,有關東方的消息,西方人都是在那兒搜集的。

狼牙修國後來在扶南國興起後,它的勢力逐漸減退,一直到13世紀末,就消失在歷史的舞台。而在1279年間宋代末年,中國南方的居民,因為逃避蒙古人的統治,作了大規模的移民,成為華人大量南來的一項歷史時期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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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4-5-2004 01:2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6篇:唐代史書的記載

“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城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諸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齋物五十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求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逃,東南泊陵伽缽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詞焉。”

這是《隋書捲八二赤土傳》所記中的一段,大業3年即公元607年,那時因為狼牙修已建國好幾個世紀,華人到馬來半島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所以常駿和王君政一行人等南來,目的是訪“赤土”,但是對“狼牙面國”之山,卻具有仰望之心。

《赤土傳》記載當時方位與風俗

《赤土傳》前段記雲:“赤土國,扶南之別種,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王色多赤,因以為號。”

“東波羅刺國(Brunei),西婆羅洲國(Baros),南訶羅量國‘訶陵’,北拒大海,地方婁十里。其國王姓翟雲(Guatama)氏,名利富多寒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16年矣(592至607年)有3妻,並鄰國之女也。居僧抵城,有門豐重,牙去各百許步。每名圖畫飛仙、仙人、菩薩(Budhisattava)之像,懸金花鈴耄。

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鋼力士之狀,交門而立。門外者持兵枚,門內者執白拂,交遂冠垂素綱綴花。

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

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應陳金壅,壅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

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宦有“薩陀迦羅”1人,“陀孥達義”2人,“迦利室迦”3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1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逝”(Nayaka)1人,“缽帝”(Pati)10人。

其俗等皆穿耳剪發,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雲雜色布為衣。俗敬佛,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巢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作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惟幼子與父同居。

父母兄弟死,則剔發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柵,柵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惟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

冬夏常溫,雨多雪少,種植無時,特宜稻襟、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址。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為酒...。”

以上所述的是赤土國當時的方位與風俗,是華人眼中所見的實況記錄。

專家考證“赤土國”位置

雖然有些專家考證赤土國的首都,是在泰國南部東岸的宋卡;但在馬來西亞西海岸,緊接吉打的威斯利省,經發現4世紀時陀手佛陀芨多主立的梵文石碑,碑文中的“Rakatmattika”即為赤土的義譯,在隋書的《赤土傳》文中,一開頭就說到“所都土色多赤”。

而馬來亞北部,毗連泰國南部土地都是酸性土琳餘土的紅土。紅壤,是雨林的土壤的特徵。當時的赤土國,包括馬來半島、威省、吉打、玻璃市、吉蘭丹,以及泰國北大年、宋卡等地,跟著國家局勢的盛衰,領土也跟著朝代的變遷而產生變化。

不過赤土國在隋書中出現的現後,比隋早的《梁書》,及比隋後的唐代古史書藉中,再也找不到這個國名。那麼龐大的一個國家決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專家們終把狼牙修、赤土及赤羯視為同一個國家。

《隋書赤土傳》後段所記載關於常駿與王君政等,連同侍員衛士,一定人數不少,在公元607年的10月,在南海郡出發,晝夜航行了20多天才到赤土之界:

“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Kumara)以帕三十艘來迎,吹蠡鼓以樂隋使。迸金巢以纜駿公,月餘至其都。”

王遣子那邪迦(Nayaka)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並鏡鑷金合二枝、貯香油、金瓶8枝貯香水、白疊布4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末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迎使人,並致金花盤以藉詔函。

男女百人奏蠡豉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引導至王宮。駿等奉紹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奏天竺樂。

事畢,駿等還館,又遺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4色之餅,牛羊魚鱉豬玳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坐者地席,各以金鐘置酒。

女東送奏,禮遣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並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Tola)葉,隱起成文為表函蠡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即入海見緣魚群飛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再行一日不絕,雲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址。

駿以6年(公元610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賜駿等二百段,俱授秉物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名有差。”

“赤土國”文化水準高

常駿一班人到了赤土國,從都城的建設到內宮的招待,可見赤土國的氣派不小;另外,從用具上看來,不僅富裕,當時的文化水準也很高(那時正值7世紀初),若以狼牙修來互證,似乎兩者同在盛時,方位又相合,可能1個是國家的本名,1個則是國家的通稱。

赤土國在7世紀初葉時,該國王子已到訪過隋朝,常駿和王君政等一班人,受了赤土國優握的招待,邦交上已有基礎。所以,當時樂意到南來的華人一定更多,而且願意遠到印度國的,可能也是受了赤土國交誼上良好的影響。

赤土國在6至7世紀時,對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可說是有很大的功勞。

在唐代社佑所撰的《通典》捲188,也有一篇《赤土傳》,提到“僧抵城”,又叫“師子城”,全文較隋書簡略。但所寫的內容卻有“異曲同工之處”。

常駿是公元610年間從馬來東海岸北返的,12年後,即公元622年,回教就在阿拉伯半島掘起。當時的赤土國,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橋梁,亦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站。可見華人在赤土國的時代,不僅帶來了寶貴的絲與瓷器等物,也帶來了各項種植與工藝的技術。

星洲互動‧供稿:鍾錫金.200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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