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近代最邪惡的獨裁者

Nucifera

一本注定要改變歷史的書
摧毀中共製造之紅色神話，張戎新書透穿毛澤東魔障！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英文書名：MAO：The Unknown Story）是張戎及其丈夫喬·哈利戴合著的一本毛澤東傳記，耗時約10年完成。全書五十八章，中文版700頁，資料來源佔82頁。張戎夫婦為完成此書，訪問過數百名毛的親友、與毛共事、交往的中外知情人、見證者及各國政要，包括六名總統、六名總理、四名外交部長、十三名前各國共產黨領袖。這些人物中，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美國前總統福特、英國前首相希思、達賴喇嘛、史達林與赫魯雪夫的翻譯、張學良、蔣經國、陳立夫等。訪問毛身邊工作過的人員，達十八人以上。毛的主要同事和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也幾乎都訪問過。同時，深入俄羅斯、阿爾巴尼亞、東德、美國、英國、梵蒂岡等二十八個檔案館，取得許多聞所未聞的史料。該書英文版在出版後短期內即躍居英國、澳洲等國非小說類排行榜榜首，全球銷售量達一千二百萬冊。

書中對歷史事件的描述

    * 毛澤東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曾經收取來自蘇聯提供的「職業革命家津貼」，並十分感嘆其改善物資生活之大用。在江西崛起之時，毛曾縱容李韶九等人，假借肅清內部姦細的名義，以酷刑殘害異己，株連成千上萬無辜。

    * 延安整風運動的起點被張戎追溯到江西時期的打AB團運動和富田事變。

    * 紅軍強渡大渡河的故事是偽造的。由於紅軍前鋒已偷渡過大渡河，並迂迴殲滅了守橋川軍，故紅軍只是從鋪設好木板的鐵鎖橋上走了過去。多年後飛奪瀘定橋故事被外國人問及，鄧小平予以了否認，稱那麼說主要是為了鼓舞士氣。在軍閥割據的形勢下，蔣介石把紅軍趕入貴州，他才能以剿匪的名義把中央軍進駐，紅軍只是一個棋子。

    * 西安事變的內幕：證實張學良當時不是為逼蔣抗日，而是要取代蔣介石。

    * 毛澤東在蔣中正陣營裡安置了四個紅色代理人──邵力子、張治中、衛立煌，以及胡宗南；這四個人皆有扭轉乾坤之功，毛澤東全靠他們裡應外合，贏得內戰勝利。

    * 毛澤東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時候，同時也簽訂了承認東北和新疆是蘇聯勢力範圍的秘密協議。

    * 原子彈之謎：毛澤東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他造了原子彈，甚至是「一箭三星」，使中國成了軍事強國。但該書裡用了大量史料來證明，中國造不了原子彈；那個造原子彈的基地，只是蘇聯專家們設在中國的第二個工廠而已。

    * 餓死人民換原子彈：中國的工業化其實是軍事化，那援外156個項目都是搞軍事的。如果中國不出口農產品來換取軍事化技術，哪一個人也不會餓死。張戎指出，毛澤東為了造原子彈死的人，已超過兩顆在日本爆炸的原子彈炸死人數的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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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的言论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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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到現在，依然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搬遷自由，這叫站起來了嗎？
Nucifera 发表于 8-7-2010 10:31 AM

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就不能叫站起来？？？

看看当时“文革”的时候 实行“大民主”！！！什么是“大民主” 你知道吗？？？

当然 如今没有了！！！

搬迁自由？？？中国人不能搬家？？？


毛泽东是搞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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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5年前曾經也是毛澤東的崇拜者，和某某共產大爺一樣，到處發表共產主義很好的言論

但後來，我覺醒了，完全的覺醒讓我痛恨我過去的愚昧，對毛澤東這一塊，甚至是中國歷史全面的反思，所以今天的我，是非常討厭共產主義，尤其是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
Nucifera 发表于 8-7-2010 10:31 AM

“共产主义”不好吗？？？“共产主义”只是不切实际而已！！！

就是因为这样 你思想极端 选择性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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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关系，标志中苏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全面合作的历史时期。当代史学界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讨论已经相当不少，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这不仅关系到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性质的界定，而且对我们客观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由同盟互助走向敌对，再到正常化的这段历史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力求以两国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前提，围绕上述两条约的签约背景、主要谈判过程，以及条约文本和附件内容进行一次量化比较，为我们再次客观认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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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讨论1945年8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背景，我们就不能不对“十月革命”后中苏关系的状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众所周知，以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为基础，中苏两国恢复和建立了新的外交关系，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但发生在1928年前后的中东路事件，使中苏关系再度恶化，导致苏联政府在1929年7月18日单方面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尽管中苏双方在后来的时间里做出多种外交努力，但两国关系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①]“九一八”事件的发生为中苏复交带来了新的契机，苏联根据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对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行为极为关注，向中国给予了道义上的同情与援助。与此同时，由于对国际联盟、美英等大国干涉和制止日本侵略行径的希望彻底破灭，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要求与苏联复交的情绪的压力之下，国民党政府于1932年10月5日决定同苏联无条件复交。中苏两国在1932年12月12日通过外交换文，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决定互派大使。[②]尽管中苏两国关系此间在形式上恢复了正常，但彼此双方相互充满了不信任和猜疑。“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苏联政府从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出发，为牵制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妥协，决定援助中国，因此更感兴趣在法理上与中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强化对华援助的政治基础。蒋介石之所以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举棋不定，反对把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联系起来，所担心的就是条约中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中苏两国最终迫于形势的需要，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客观地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加强了中苏两国在战时情况下的军事与经济合作，但该条约并未能帮助中国真正解决抗日战争的根本问题，即打败日本的侵略，同时也没有为两国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达成谅解。苏联尽管以该条约为法律基础，向中国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经济贷款和军事物资援助，但此间的中苏关系是极其动荡的。[③]1941年12月7日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也使未来的中苏关系走向了一个以极大满足苏联利益为前提的历史时期。由于美英中三方均对日本宣战，因此各方要求苏联同时对日宣战。尽管苏联以对德作战仍未结束，不易分散力量为借口拒绝上述要求，但此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因此苏联表示一旦在远东积蓄力量，时机成熟时即对日宣战。苏联对日宣战对盟国和中国来讲自然是件好事，但令美英两国所预想不到的是，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是以在远东得到更大的利益为前提。1945年2月间，在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讨论欧洲问题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明确提出了对日宣战的条件：（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毗连全部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共同经营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于苏联[④]。尽管美英在某些问题上并不完全赞同苏联的建议，但为尽快使苏联对日宣战，美国几乎是完全满足了苏联的要求。虽然三大国首脑统表示有关外蒙古和上述港口和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同意，但他们同意苏联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苏联方面同时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雅尔塔协定》不仅将战后各国在远东势力范围进行了明确划定，同时也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打下了伏笔。首先，美英两国在苏联远东问题上必须根据协定的有关决定，劝说中国，支持苏联在中国获得相应的利益；其次，对中国政府而言，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是同意外蒙古独立，同意苏联在中国旅大地区，中东路地区享有种种特权，这也意味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谈判势必只有在《雅尔塔协定》框架的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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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比，《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约背景对刚刚夺取新中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极为有利。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苏关系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苏两党都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联共（布）、共产国际曾犯下了被部分中共领导人认为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挥性错误，[⑤]但客观地看，联共（布）、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壮大在原则上是给予了积极支持，中苏两党高层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保持着密切联系。[⑥]随着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令苏联方面感到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接受行未必适宜，而且联共（布）中央、包括斯大林本人深知该条约对中国方面的不平等性，并且表示在适当时机对该条约的有关条款加以修改。[⑦]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仅两个月后的12月26日就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匆忙出访苏联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但其真正用意是为同苏联签订一个新的条约，既在政治上得到苏联的强有力支持，在经济上获得苏联的各项援助。苏联方面之所以此时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是因为中共在国内已经夺取全国政权，苏联无论从革命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显然希望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苏联此时再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与中共和国民党政府保持一种双重的外交关系。[⑧]纵观此间国际局势，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已经形成，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历史教训中打消了在苏美之间保持平衡、做美苏桥梁、“中立美国”等想法，而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⑨]中共的上述做法正是处于对战后国际关系发生新变化的战略调整，而这种战略恰好符合苏联的革命利益，换言之，符合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面对战后国际社会的新格局，不仅新中国需要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后盾，苏联更需要中国作为其远东的战略屏障，与帝国主义阵营抗衡。有关毛泽东计划访苏的历史，我们可以追述到解放战争时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曾至少三次计划访问苏联，但由于中国复杂的战争局势迫使毛泽东的访苏计划一再拖延和耽搁。尽管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保持着友好关系，但苏联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保持的外交关系并未中断，因此令苏联方面感到棘手。从现已公布的档案文献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米高扬1949年1-2月间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涉及了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应如何确立，而刘少奇1949年6-8月间秘密访问莫斯科强化了新型中苏关系的原则，明确了毛泽东到访莫斯科的时间，即毛泽东在1949年底，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正式访问苏联。[⑩]1949年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就其访问莫斯科的时间向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通报。次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的会谈中正式向苏联方面提出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计划。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目的是希望参加斯大林70 寿辰的庆典活动，向斯大林亲自表示祝贺。除同斯大林建立私人联系外，毛泽东在访问期间还准备提出签订中苏条约问题。”[11]苏联方面对毛泽东此次提出访问苏联的计划给予了及时答复，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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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41# Nucifera

    一本骂人的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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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仅签约背景有明显区别，而且在谈判内容上同样巨大差异。前者是在苏联方面巨大压力下进行的，而后者则具有明显的协商性，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签订的条约内容。在此之前，国民党方面对签订条约谈判均持乐观态度，甚至美国一再向中方建议应尽力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与苏联达成正式协议，而且目前是中苏之间达成协议的最好时机。1945年6月30日，在中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率团抵达莫斯科拜见斯大林的过程当中，斯大林就已经暗示中方，协议肯定是要达成的，但能否出兵东北，签订条约，首先要看中国方面能否满足苏联的要求。为此，斯大林提醒宋子文，谈判的过程应当是艰苦的，要宋子文对此坚定信心，而且不要有丝毫疑虑。[13]的确如此，在7月2日的正式会谈中，斯大林首先为谈判的前提划定了范围，那就是中方对《雅尔塔协定》内容了解的程度和渠道来源。在其确信中方确实了解该协定的基本内容后，斯大林同意进行谈判，而所谈及的内容首先是外蒙古独立问题。宋子文以蒋介石认为外蒙古问题不是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为由表示暂不予讨论，但斯大林坚持要求首先要解决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如果苏联在外蒙古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14]斯大林认为，即使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但两国均是强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苏联在外蒙古必须享有自卫的法律权利。斯大林认为，外蒙古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而是要求独立。对中国而言，同意外蒙古独立是利大于弊，反之对中苏双方均属有害。斯大林强调，苏联建议与中国结为同盟的目的是加强苏联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以两国的军事力量，再加上美英的力量永远战胜日本，其之所以提出对旅顺、大连、库页岛南部以及外蒙古的要求目的同样是加强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15]

关于大连问题，宋子文指出：“《雅尔塔协定》关于1904年因受日本诡诈攻击所害之俄方昔日权益应予恢复”的声明似乎过于笼统，要加以分析。但斯大林解释这指的是并非对中国方面的权益，是针对苏联与日本的关系。斯大林要求在港口的管理上，特别是苏联使用的港湾的条件上应比1898年条约[16]规定的有所改善。如果能以该条约为基础，及以改善，是件大好事。宋子文表示，港口的管理权应属中国，但因苏联是最大的航运国家之一，所以优越商业地位应属中苏两国。宋子文强调，该条约是同帝俄政府所签订的，加上目前期限已满，而且不存在当年的战争形势，因此不应该以该条约为基础。斯大林反驳道，不仅需要签订新的条约，而且还要更多的权益，不仅是对各国开放，而且要保证苏联在港口的优越地位。斯大林明确地提出，苏联需要一个不冻港，如果苏联对中东铁路所经过的港口没有若干权力，要中东路还有什么用。[17]关于旅顺军港问题，宋子文表示不愿意再有租借地，希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港口。斯大林表示，尽管理解中方的请求，而且不愿意做有害中国的先例，但可以找到更合适的词语代替，旨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关于中东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该铁路为旅顺军港使用，也为海参崴与西伯利亚建立联系，中苏双方共同经营，所有权应归铁路的建设者（即苏联—作者），将来归中国所有，期满后苏联立即撤出该铁路。

应当指出，正是在此次会谈中，双方提到了中国的内政，自然包括了国民党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以及苏联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认为国共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他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关心中国的前途。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正是斯大林的上述立场促使了国共之间的再度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客观地说，这次谈判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但也让斯大林永远背上了不须革命的“黑锅”。[18]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态度，宋子文在当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称：“本日谈话时，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19]宋子文将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旅大的租借期限问题和对中共的态度问题向蒋介石做了详尽汇报，请蒋介石指示在斯大林坚持其主张的情况下如何处理。7月5日国民党中央举行高级官员会议对中苏谈判的条件做出决定。次日，蒋介石把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电传宋子文，要求其在谈判中切实交涉：（1）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由中国主管，军港可以和苏联共同使用，但不是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按照各国自由港管理的范例，但行政权由中国主管。中东路可以同苏联共同经营，但不是双方共同管理。（2）新疆的伊犁和整个新疆沦陷区必须完全恢复，中苏双方应依照以往的协定共同在边界地区清剿土匪。阿尔泰地区应属新疆。（3）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由中央统一指挥，按照各国政党和国家法令的原则，政府将一视同仁，正式召开国会。政府改组时可容纳中共进入行政院。（4）中国必须统一到如此程度才可以按三民主义原则主动提出外蒙古，计划由外蒙古人民用投票的方式解决。如果投票结果是外蒙古独立，那么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正式通过后，方可宣布独立，但必须是在抗战结束之后。

1945年7月9日，在中苏双方举行的最重要的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首先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籍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蒋介石要求苏联答复的问题如下：（1）满洲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为了中苏共同的利益出发，中国准备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为20年，旅顺、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应属于中国，目的是保证中国在满洲的主权真正完整。中东、南满铁路干线可以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但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经营不包括资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为20年。（2）新疆在最近一年内发生叛乱，导致中苏交通中断，商业贸易无法维持，希望苏联能按照从前签订的协定，与中方一道平定叛乱，使得贸易交通得以恢复。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该继续是新疆的一部分。（3）中国共产党有自己单独的军事和行政组织，由于其军令和政令未能归中央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和物资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在提出上述三个要求外表示；“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结症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之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有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为避免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20]蒋介石同时在电报中对对外蒙古的疆界范围做出明确划定，即以中国旧地图为准。斯大林听完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后，对宋子文以蒋介石电报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方式颇为满意。尽管中苏双方在外蒙古的独立、其主权和宗主权问题上的理解和看法有很大分歧，但这丝毫没影响谈判的继续。斯大林做出承诺：关于满洲问题，他已宣称，并愿意做出任何中方希望得到的声明，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表示并不予以支持，也没有支持的意向。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国内还有另一个政府，自称为政府，应当由中国自己去解决。关于蒋介石提出的只援助中央政府的要求，斯大林表示自己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斯大林表示，自己愿意同中国真诚相处，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应有关系。在8月12日的第九次会谈中，中苏双方就一系列技术性问题进行磋商，苏方继续坚持在中长铁路局局长和军事委员会问题上以往的立场，强调旅顺市区的行政不能划归中国的原则，令中方难以接受，但中方谈判代表宋子文已经明显感到苏方已不可能妥协。8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21]有了蒋介石的授权，8月13日深夜，斯大林和宋子文、王世杰终于最后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至此，所有问题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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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毛泽东一行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后，即与斯大林进行了首次会谈，所涉及的首先是如何对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表示，中共中央曾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解决，但需要澄清应当宣布保留1945年缔结的现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它进行修改，或现在就对它做相应的修改。斯大林不无担心地表示苏中之间的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而该条约的主要条款是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苏方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斯大林建议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即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斯大林以协商的口吻对毛泽东说：如果这种做法不能使中国同志满意，那么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22]毛泽东表示：我们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怎样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就应当怎样做。这个问题应当考虑。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应当修改条约。[23]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目前的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中长铁路还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斯大林回答说，撤军并不意味苏联不再援助中国。斯大林同时对苏联军队驻扎在中国领土有可能引起美英等国反对表示了担忧。他强调如果苏联军队根据双方同意由旅顺口撤出，那么中苏两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是赢家。大家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蒋介石没有能做到的事。斯大林表示，虽然条约赋予苏联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退出军队。相反，如果这样做不合适，苏联军队可以根据中国的需要留驻若干年。

    由此看出，中苏双方在对待是否修改或重新签订中苏友好条约问题上的看法出现分歧。

苏联方面实际上是采纳了刘少奇1949年7月4日提出的对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第一种方

案，即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它完全接受这个条约并使其生效，不做任何修改。[24]毛泽东虽然

在会谈中表示中方在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同意苏

联方面提出的目前不修改该条约的意见，但在心里上坚持认为该条约是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

订的，而且国民党已经倒了，不重新签订该条约，不好向国人交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斯大林在整个会谈中没有像对待宋子文那样，向中方施加任何压力。因为在斯大林看来，自

己所担心的外蒙古问题早在几年前已得到解决，而且目前的国际形势与五年前已大不相同。

在此期间，为表示对毛泽东到访的重视，斯大林数次派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人前往毛泽东住处探望，了解毛泽东的愿望和想法；双方应当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斯大林还亲自打电话给毛泽东询问有什么想法。[25]1950年1月2日晚，毛泽东在同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代表柯瓦廖夫的会面中表明，中方想同苏联签订一个新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条约的基础上巩固下来。毛泽东认为中苏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关系。对现有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跨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有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26]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的具体指示，（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1月19日到莫斯科）周恩来一行1950年1月10日凌晨由北京动身，1月20日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就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贷款、通商、贸易等问题同苏方进行谈判。正是由于周恩来出访莫斯科的工作做得较为充分，加上毛泽东1月2日、3日在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对周恩来此次访问的任务加以明确，因此在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2日，中苏双方就有关起草新条约和贷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性问题举行了会谈。

斯大林在听取了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关于中方希望签订新条约汇报后，改变了原来所坚持的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暂不做修改的立场，同意与中方签订新的友好条约。斯大林在2月22日的会谈中首先发言，认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可分两类：第一类是涉及苏中之间现有的协定；第二类是涉及满洲、新疆等地的当前事务。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方面认为这个条约应当修改，尽管苏联方面从前曾经想这个条约可以保留，但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跨，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了落后于时代的东西。[27]

当斯大林请中方谈谈对新约的想法时，毛泽东表示中方还没有具体条约草案，仅有一些设想。斯大林就此回答说：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再起草相应的条约草案。随后，毛泽东表示：“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我们认为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有良好的反应。”毛泽东强调在新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因为我们两国都希望繁荣昌盛，因此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干扰我们。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赞同，同时认为日本虽然战败了，但它的骨干保留了下来，它们迟早必定会抬起头来，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当前政策的条件下。毛泽东再次强调新条约同旧条约的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从前仅仅是在口头上讨论友好，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已经具备真正友好合作的一切条件。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文化和军事合作问题，经济合作是最重要的问题。[28]在谈到中长铁路问题时，斯大林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询问中方有哪些建议。毛泽东表示：“或许，像旅顺口协定那样，应当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而实际上进行修改的原则作为基础。”斯大林说：“这不是说，你们同意宣布现有协定在法律上仍然有效，而实际上作些适当的修改。”毛泽东认为中方应当考虑从中苏双方共同的利益出发。在斯大林明确表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协定后，毛泽东担心修改这个协定会触及《雅尔塔协定》的原则，会对苏方不利。斯大林则表示既然我们采取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就需要进行到底。当然，这样做会使苏联有些难堪，苏联方面还要同美国进行斗争，但我们对此已经迁就过了。斯大林就此解释道，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签订现有条约的出发点是苏联军队驻扎在旅顺口将有利于苏联，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力量。斯大林建议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本和约前仍然有效，在与日本缔结和约后苏联军队撤离旅顺口，或者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军。斯大林表示无论采纳何种方案，苏方均表示同意。[29]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的建议持保留态度，虽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但希望中苏双方在旅顺口进行军事合作，训练中国的海军。毛泽东认为旅顺口可以成为中苏双方进行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则可以成为中苏双方进行经济合作的基地。最后，双方就旅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新条约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负责起草。在具体谈到中长铁路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在新协定中应当指出共同经营与共同管理的原则今后将继续执行，但在共同管理问题上中方应起主要作用。莫洛托夫认为在两国合作和共同管某个企业的条件下，通常规定双方的股份额度均等，以及领导职务轮换制。虽然在旧协定中规定，铁路的管理归苏联方面，但苏联方面认为今后必须实行领导职务的轮换制。斯大林同样认为既然是共同管理，那就必须实行领导职务的轮换制，这样更合乎逻辑。苏方不反对缩短协定的有效期。就此，中苏双方商定有关经济合作问题由周恩来、李富春、米高扬、维辛斯基负责解决。毛泽东对中苏谈判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起草工作感到满意，并于1950年1月25日致电刘少奇做如下通报：（一）22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方法。23日，周王李[30]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铁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贸易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31]尽管我们目前只见到了毛泽东同斯大林两次会谈的纪要，但从双方会谈的内容和各自发言的情况来看，没有理由认定双方的会谈是不平等和不相互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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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名称上仅两字之差，而且文本的条款极其相似，甚至某些条款确有雷同之处，[32]很容易让人感觉到新约是由旧约演变而来。[33]但当我们仔细比较新旧条约的文本就不难发现，尽管两条约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就其内容和主要原则具有本质区别。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首先是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个军事同盟，其宗旨就是双方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从条约的前四款来看，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日作战和防止日本重新发动侵略。而后四条则是关于双方在战后的合作，以及涉及双边关系的原则性立场。尽管条约规定了双方将在和平再建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合作。”但可以看到，此时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已是在保证外蒙古独立的情况之下。关于外蒙古问题，在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的照会中双方再次确定“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愿望，中国政府应当同意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实际上对外正式宣布了中方在战后同意外蒙古独立。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双方规定，该铁路的所属权归中苏双方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关于大连问题，协定规定，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除此以外，《关于大连协定议定书》还规定了所有港口工事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30年，其余一半由中国留用。港口的扩建与重建，应由中国与苏联同意。苏联方面为了确保自己在旅大的军事地位，在该协定中要求中长铁路由大连通往沈阳，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区域以内各段，应不受该区域内所设定之任何军事监督或管制。《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规定了两缔约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其目的是加强中苏两国的安全，防止日本再事侵略。同时，协定附件明确划定了海军基地的范围。应当肯定是，《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在本次条约签订中具有积极意义。该协定不仅明确规定了苏军进入东北后与中国地方当局的关系，管理权限等，虽然斯大林不愿意在该协定中注明苏联军队应在日本战败后3个月内撤出中国东北，但斯大林保证在苏联军队应当在3个星期内开始撤离，其撤退时限最多不超过3个月。

而《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则是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一个新型的双边关系条约，不仅是一个军事同盟，更是一个政治同盟。该同盟不仅为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东山再起，以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之相勾结的国家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侵略，更是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友好与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愿以忠诚合作的精神，参加所有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迅速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条约的第四款，明确规定了中苏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均进行彼此协商。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远东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帝国主义遭受到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经被推翻，推行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业已成立，双方决定重新处理两国间事务。在新条约中，旅顺、大连、及中长铁路问题已不作为苏联为取得某些特殊利益的前提条件，相反苏联方面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保证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力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出，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比，在本次条约的签订中，中方完全彻底地收回了旅大的主权，保证了苏联军队（俄国）自1896年《 中俄密约》 签订以来由中国领土的永远撤出。

通过以上对两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内容及条约文本的量化比较，我们就不难对两条约的性质有一个更明确的认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中苏关系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签订的，而且有损中国主权《雅尔塔协定》几乎完全限定了条约所规定的各项内容。在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惜以外蒙古独立为代价，换得苏联出兵东北，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结束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斯大林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出发，向中方提出一系列损害中国主权的苛刻条件，而希望苏联早日出兵东北的国民党政府几乎完全满足了苏联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和条件。如果说苏方在条约签订的谈判中还有些让步的话，那也是在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前提下的让步。然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在远东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后，与苏联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充分反映出中苏之间在未来的新型合作关系，所强调的不仅是同盟，更是互助与合作。

从两次签约的谈判过程和内容上看，前者突出的是苏联、斯大林为确保苏联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甚至损害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但后者则截然不同，所体现的完全是平等协商与对话的原则。尽管《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在中苏12月16日的会谈中被斯大林再次提及，但斯大林此时完全改变了像对待国民党谈判代表那样的态度，与毛泽东不仅充分协商，而且道出原委，最后并非在中方的压力下，准确地说，应当是在彼此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改变了计划不修改1945年条约的初衷。关于后者仍有两个问题是当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一是条约规定苏联应在1952年末前撤兵，但直到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苏联军队才撤离旅大；再则是中苏双方签订的《秘密协定》。以笔者之见，苏联军队在1954年撤出旅大绝非是赫鲁晓夫送给毛泽东的“见面礼”，因为此时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朝鲜战争已经结束，苏联和日本已经签订和约，苏联之所以没有按条约规定的期限撤出旅大，是在中方的请求之下做出的决定。[34]至于秘密协定的目的是为防止第三方势力在东北以及新疆对两国安全的影响。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中苏双方做出如此选择，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更符合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正是有了这个协定，才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在未来的时间里有足够的可能和措施保证自己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凭借上述两点否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平等性质，显然有悖客观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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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联政府1929年7月18日单方面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声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中的权力。此间，尽管中苏双方通过种种外交努力，包括张学良在1929年12月22日同苏方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就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状况，中苏复交与通商达成地区性意见，但南京政府以中方谈判代表所签文件有越权行为由，部分否定了议定书的内容。尽管如此，中苏双方还是根据《伯力会议议定书》的相关规定，自1930年10月11日到1931年10月7日间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谈判，但由于中方坚持主张收回中东路，双方在谈判中的想法差距甚大，再加上“9，18”事件的爆发，谈判随之搁浅——作者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10-912页。

[③] 参见潘友新：《大使札记，中国1939-1944》，莫斯科1981年版。

[④]《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页。

[⑤]《毛泽东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1956年3月31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10期，第2-6页。

[⑥]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95-118页；齐赫文斯基：《中国通向统一

与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

[⑦]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卷宗606；《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0-101页。

[⑧]  栾景河：《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剖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6-107页。

[⑨]  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期“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第97页。

[⑩] 《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1949年7月4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9期，第 27 页。

[1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目录42，卷宗19,第82页。

[12]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存件；贾丕才：《三个十年，三种政策》，莫斯科1979年版，第29页

[13] 《行政院长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6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572页。

[14]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4页；《苏中关系1937-1945》，莫斯科2000年版。

[15]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5页；《苏中关系1937-1945》，莫斯科2000年版。

[16] 指1898年3月27日中俄两国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又称《中俄会定订条约》。该条约规定租期25

年，俄国以此取得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以北陆地的租借权——作者

[17]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6-7页；《苏中关系1937-1945》，莫斯科2000年版。

[18] 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725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19]《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致蒋介石电》，莫斯科1945年7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576页。



[20]《蒋介石致行政院长宋子文电》重庆，1945年7月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593-594页。

[21] 《蒋介石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电》重庆，1945年8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649页。

[22] 《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3期，第3页。

[23] 《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3期，第4页。

[24] 《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1949年7月4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9期，第25页。

[25]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7页。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212页。

[27] 《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3期，第9 页。

[28] 《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3期，第 10页。

[29] 《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3期，第 11-12页



[30]  周，指周恩来；王，指王稼祥；李，指李富春。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页。

[32]  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7—132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75-77页。

[33]  薛衔天先生在《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文中认为新约是由旧约转化而来，虽有继承关系，内容相似，但本质却迥然不同。详见《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6月版，总第78辑，第88-89页。

[34] 《中苏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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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Nucifera

    一本骂人的小说 。。。。。。。。。。。。。
psk0060 发表于 8-7-2010 04:56 PM

这样极端反中反共的书籍比较能受到他的青睐！！！

共产之红旗

這本書一出版，就遭到中共的大力批評，甚至說這本書是杜撰的，沒有學術價值。哈哈，這叫心有鬼。如果是杜撰的，書中的citation爲何超過80多面，難道世界上的讀者都是傻的？？

中文版，這裡找不到，原因有可能是大使館那邊的壓力，不過，英文版，在MPH有，大概是RM70.00
Nucifera 发表于 8-7-2010 10:31 AM

你这句话让我笑了！！！

世界上的读者当然不是傻的！！！但是“选择性相信”及“极端反共反中”的人有很多！！！

给你讲到中国政府在打压我国一样！！！

在大众书局 反毛泽东的书籍多到可以压死你！！！

ice_spas

你这句话让我笑了！！！   

世界上的读者当然不是傻的！！！但是“选择性相信”及“极端反共反 ...
共产之红旗 发表于 8-7-2010 05:05 PM

    哈哈哈哈

共产之红旗

哈哈哈哈
ice_spas 发表于 8-7-2010 05:12 PM

你做什么？？？

共产之红旗

说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您恐怕已经不再有什么胃口了。 笔者要说的是诸位从没有细打听过的一件事 —— 那颗原子弹的原料是哪里搞来的？ 这件事说出来有点好笑，却又不好笑，中国当时精选原子弹的原材料的过程就跟做豆腐差不多，居然是由成千上万农民工用人类最原始和简陋的材料，在山寨工厂里，流血流汗，不顾放射性危险，硬凑出来的。  

懂一点核物理的都知道，造原子弹要从找铀矿开始。 只有铀235可以造核弹，而自然界的铀只含有不到0.7%的铀235。 原子弹需要较高浓度的铀235。 这个过程先要把铀从铀矿石（多为花岗岩）中提炼出来，然后浓缩出铀235。 提炼铀包括开矿、选矿、浸矿、炼矿、精炼等程序。 前三步技术含量较低。从铀金属中浓缩分离出铀235是最后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流程，必须在正规工厂或实验室里做。

造原子弹，就得从找铀起步。铀矿这个东西即便今天也不是拿钱就可以随便买的。 1955年那个时候我国是两眼一麻黑，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有铀矿。 当时的二机部决定铀矿勘探和开采要全民来办。 不久两万多人的地质队伍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普查，最后确定了几个铀矿开采基地。但有意思的是，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铀竟然不全是出自这几个铀矿，而是来自于那些搞不清铀元素为何物的农民工手中。

当年许多县甚至人民公社都组建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了找矿工作。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采矿大军便将近地表层的铀矿石几乎扫荡一空。

铀矿找到了，下一步是精选。  这在当时是个大问题。 那时铀矿精选和处理铀矿石的工厂都没有建成，而研究单位又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便指示三局想办法先生产出制取二氧化铀的原料。三局决定在广东的一个地方搞土法炼铀。 这个地方叫下庄。

下庄是粤北山区中一个仅有几十户农家的小山村。 苏联专家别捷夫去那里看过后很兴奋，命名其为希望矿化区。  为了在炼铀厂建成之前获取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重铀酸铵，三局副局长佟城首先赶到下庄，组织十一分队实施土法炼铀。

不到一个月炼铀厂就建成了，但厂房有点山寨，竟是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起来的。 草棚下并排竖立着几个大桶，用以代替浸出槽，每个桶中装满了碎矿、稀硝酸和稀硫酸，被浸泡着的矿石在桶里发出咕咕的响声，浸出来的溶液从第一个桶里流进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流进地下的容器里，再从容器里倒回到第一个桶中，反复浸泡沉淀。在这里，用布袋、豆腐包搞过滤，用煮饭用的大铁锅当反应器，接下来，在另一个草棚里，人们用同样简陋的土办法，把溶液慢慢烤干。

湖南省有个郴县（今为郴州市）也是当时的一个土法炼铀的点。 汗流浃背的农民矿工们用铁锤砸碎放在用来锤稻子的臼窝里的矿石，用筛米的筛子筛出粉末，接着加酸浸出，用滤斗过滤，用电炉烤干。

当时苏联专家对这样一种全民办矿，土法炼铀，既热烈又混乱的局面持两种态度。三局的总工程师斯捷潘诺夫主张按照正规的办法办，采样、试验、设计、订购设备、建厂都要按程序来运作。但如果按他的办法搞就得多搞几年时间。 中方领导考虑那个时间太长，根本就没法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的时间表按时出弹。 水冶专家特拉菲莫夫却支持中方的做法，他说他自己原先就搞过土法炼铀。 苏联的土法是什么办法呢？即使用陶土大缸和大木桶，再用纱布过滤。这个办法对人身体有危害，对环境的污染比正规的厂子大。但是当时为了早日把铀产品搞出来，肯定要做出牺牲的。  所以当时苏联专家提出来要加工20个大桶，直径要两米，高也要两米，这样每个桶装几吨矿石做渗滤，把硫酸倒进去，从里面把铀矿浸出来。 苏联专家还强调要加强安全防护，设备条件简陋不等于说就不能安全防护或者不需要安全防护了。比如操作的时候都要戴胶皮手套，要穿上套鞋，穿上工作服，还要穿上橡皮围裙，戴口罩，另外废水一定要经过石灰和木炭处理。 但这话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当时一穷二白的乡下哪来这些个家伙？ 很多人不得不直接用手来操作，结果死伤了好几个工人和农民。这其中也包括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土法炼铀中，有些材料需求量很大，比如用来过滤的布就特别费，在酸液中浸一、两次就不能再用了。  当时布都要凭布票购买，每人每年的定量很有限，买多了不行，人家要盘问。  铀矿工人们就拿着上级发的布票，轮流去各家商店购买，一人一次只能买几米回来。买布时还要保密，不敢跟人家说一下子要这么多布干什么。

1958年底，二机部在下庄主持召开了全民办铀矿现场会，推广下庄的土法炼铀经验。在此前后，江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20多个省区的农民也被动员起来，人人动手，用土法采矿并冶炼。他们从附近采集矿石，用类似的办法制成精选矿。 当时这种被精选后的铀矿被称为“黄饼”（不是黄豆制成的“豆饼”）.。 农民制成“黄饼”后，拿到收购点去。尽管这样的“黄饼”极其粗糙，但国家当时定出的价钱却超过了黄金，每吨 20来万元。 在当时20万元可以盖一所中型医院。 不过扣除了制作成本，加上其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农民并没有赚什么钱。

二机部的袁成隆副部长说，土法炼铀，老百姓搞，我听说云南云沧那个地方有农民在那儿炼铀，就亲自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去了一看，到处是小高炉，正在那儿炼呢，一个副专员在那儿主持这个事儿。开采呢，就是用镐刨，那个矿比较富，把那含铀矿刨出来。要碾碎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用碾子，就是老百姓碾粮食的那种碾子（日后还要用那个碾子压粮食），把那铀矿石碾碎。碾碎以后得过滤啊，那就用做豆腐的麻布包过滤，一道一道过滤。最后得出细一点儿的，那个铀的沫，这也叫初铀。将来拿这个就可以搞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道一道弄下去了。

老百姓找矿代价很高，不仅浪费了许多铀，消耗了大量选矿原料，而且还由于缺乏环境保护设施和手段，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农民由于缺乏自身防护的知识和设备， 受到放射性污染的伤害的肯定的。 不过，这种低剂量的放射危害要很多年后才能体现出来。  

但当时这样的土法炼铀却了产生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全民办铀矿，获得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63吨，为原子弹试验的核燃料的生产提供了原料，进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赢得了时间。对此，美国学者刘易斯和薛理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

这件事今天看起来确实很好笑 —— 当年造第一颗原子弹居然就跟造豆腐似的老土，连命都不要了。 但也不好笑，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有点精神的。 伙计，日后可别再小看中国的农民工了，造第一颗原子弹也有他们的血汗和生命。 那座丰碑上有邓稼先、钱三强等伟人的身影，碑下浸润着农民工的血汗。

ice_spas

你做什么？？？
共产之红旗 发表于 8-7-2010 05:12 PM

    没有啦，我看你说的很好

共产之红旗

没有啦，我看你说的很好
ice_spas 发表于 8-7-2010 05:14 PM

不要这么说！！！等下有人说你被我洗脑。。。

Nucifera

回复 143# 共产之红旗


    和你溝通，真的很累

我不想和你謾駡。

我覺得你不過是盲目支持中共，對中國體制根本一知半解

請問中共廢除了戶籍制度嗎？？
可能你連中國的城鄉戶籍制度都不知道。

就是這個封建的戶籍制度，把中國人分成城市人和鄉村人，鄉村人民是無法搬遷到城市的。

不像我們要改IC的地址那麽簡單

另外，中國大使館干涉我國華社是無所不在的，你不知道張曉卿的老闆就是北京的中共
星洲日報除了要聼KDN，也要聼大使館的，這是公開的秘密

很抱歉，大衆書局真的沒有反毛的書，至少我找不到，有的話，請列舉！

如果你真的那麽堅信毛澤東的偉大，有本事去讀《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

還有我要說的是：如果你真的是共產主義信徒的話，那就請不要再發表一些大中國民族狂熱主義的言論

因爲在共產主義者的眼中，是沒有民族的，只有階級而已

否則，你不過是披著共產主義的大中國極端主義分子！！！和perkasa沒有分別！！！

現在真正能代表共產主義的，不是現在資本權貴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卡斯特儸的古巴！！！

我說完了，不會再作任何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