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心灵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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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圣经）中有一句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就因此，有人误以为凡是评论即是论断，以致对任何事情缄口不言。岂知论断的意思在此是武断、攻击，而不是理智的分析、公开的评论。
　　评论是使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项重要方法，它使我们提出个人的见解，也采纳别人的建议，更使我们深一步地检讨，推翻陈旧的形式。所以就评论而言，应该是：“客观地批评，也接受他人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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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些时买了一棵仙人掌，上面正结着一个小蓓蕾，为了盼望它早日盛开，真可以说是悉心照顾、早晚浇水。但是过了一个月，花不但没有开，蓓蕾也调萎了。伤心之余，我看仙人掌本身没有什么异样，想或许会再开花，所以仍然按时浇灌，直到有一天仙人掌的茎突然倒下，才发现它由根部腐烂，早已死去多时了。而腐烂的原因，却是因为我浇了太多水。
　　对于许多事物，我们常巴望早日成功，而给予过度的照料，结果产生了反效果不自知，等到发觉的时候，却已经无法挽回了，为人父母师长者，能不引为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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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师大美术系做学生的时候，教室里程了许多石膏像，因为疏于照顾，上面落了许多灰尘，但灰尘是渐渐落上去，看来石膏像还是很白。直到某日工友用鸡毛掸子一掸，大家才惊讶地发现掸过的地方要比其它地方白得多。而后有同学用橡皮擦了一下，居然擦过比掸过的地方还要白。
　　为人也是如此，当不良习性渐渐养成的时候，我们是无所感觉的，甚至彼此看来都还跟过去一样。只有当某一天回顾原来的“真我”时，才发现已经相差得太远，而且愈是比较，愈是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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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对我说，他控制学生有两样法宝，一个是每堂点名，一个是监考严格。因为每次点名，所以学生不敢溜课；因为监考严格，所以没有学生胆敢作弊。但是另外一位同事也提到他教书的心得，他说因为经常为学生复习，加深记忆，所以学生考试用不着作弊；因为他充实教学内容，引发学生兴趣，学生认为不听课是一种损失，所以总是座无虚席。
　　以上两者效果似乎相同，做法上却是迥异其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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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看过一则故事：有个人拜师学射箭，但是师傅除了起初教他张弓、瞄准这些基本功夫外，后来只是在门上用线悬了一个铜钱，天天叫他站在远处盯着铜钱看。许多学生都因为耐不住而离去了，只有他依然遵照师傅的话去做，久而久之他觉得铜钱似乎一天比一天大，后来居然变得如他身体一样。这时师傅把弓箭交给他去射，“当”的一声，他才惊讶到射出的那支箭，已经穿过了铜钱。
　　这个故事所启示的是：当我们学习时，最大的阻碍往往是精神不集中，唯有达到气静神凝的境界，才能神乎其技，也才能参透最上的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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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位朋友每次看书的时候，都听音乐，但是如果问他音乐的内容，却说因为看书专心，根本就毫无感觉。我问那又何必要听呢？他说这是为了保持宁静，因为音乐的旋律是柔美的，可以掩盖周遭不合谐的杂音，使自己更容易专心念书。
　　人生不也是如此吗？在这个错乱喧闹的环境里，如果我们都能拥有一件使身心平和的事，也就可以排除外界的干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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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看画展的时候，常责怪有些画标上《无题》的名字。其实这并没有错，因为画既然呈现在我们眼前，又何需题目去指引呢？如果他画的是冬天；我们自然会有冬天的感觉；如果他画不出冬天，即使题上冬天的画名，也没有用。
　　同样的道理，我们做许多事情，是不必向别人说明的，实质上的建立，远比徒具虚名来得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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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绘画是相通的，而它的变化也有类似之处，譬如《诗经》比较自由，但是经过“骚赋”、“五七言古诗”到“律诗”就极端形式化了。再由诗而词而曲，到民国以来的“新诗”，却逐渐恢复自由。绘画发展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拿现代画家与原始民族的作品比较，常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唐代的“金碧山水”却很形式化。两者都是由自然而形式，又因归自然。这因为过于自然常缺乏创意，过于形式又失之刻板。艺术既是以各种方法描写自然，所以总在这两者之间参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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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位画国画的朋友，外号叫“三六九”。因为他如果以三个小时绘画，就得用六个小时作诗，再加上九个小时去欣赏。他的理由是：用六个小时作诗是为了得到画的神髓，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否则把画上的东西再说一遍，显得毫无意义。至于用九个小时去欣赏，是为了深入检讨，否则下一张作品不可能有大的进步。
　　我想如果我们从事任何创作，都能有他这种“三六九”的精神，是绝对能够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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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看过一则文学的寓言，当混饨初开的时候，世界上只有四种人，也就是诗人、哲学家、科学家和商人。诗人感叹地说：“这个世界真是太美了！”哲学家讲：“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呢？”科学家想：“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造的？”商人则说：“我真希望能拥有这一切。”
　　接着诗人作了一首诗，哲学家看了讲：“我终于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万物了！”科学家看了说：“这真是一首结构严谨的作品！”商人则高兴他讲：“这首诗如果印成书出版该多好！”
　　由这个故事可以知道：同一件事给予每个人的感觉是大不相同的，而人类的文化不也就靠着他们的创造、思想、分析、推展而日益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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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画素描的时候，常面对石膏像几个钟头也画不正确，但是此刻如果到外面活动一下，聊聊天，走动走动，然后回来再画，却可能一眼就发现原来的错误。这是因为当我们与一件事物接触太久之后，常会流于主观的固执，就如同我们常见不到自己亲人的错误一样。只有换个角度，做疏离的反省，才能很快发现问题的症结。这也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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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论中有所谓“未动笔前，要兴高意远；已动笔后，要气静神凝”。自从加入新闻工作，我深深感觉这两句话也很适用于记者。因为采访的时候必须要活跃快速，否则就抢不到新闻；至于回来写稿，则要安静地整理，否则就找不到头绪。
　　我想其它的职业也当是如此，在这个既要行动快速，又得思想冷静的时代，谁能做到“动如脱兔，静若处于”，谁就是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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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带学生到公园写生的时候，常有人围观，我发现虽然在教室里程度差不多，但写生时怕人看的学生，总是急于表现，多半画不好。至于根本不理会四周，而按照自己计划慢慢描绘的学生，则表现都不差。
　　同样的道理，在这个人与人接触频繁的时代，我们固然有时要毛遂自荐，但是不能汲汲营营，为求表现，而失了步骤。凡急着在小处获利的人，多半个能成大的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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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以前有一群画家郊游，我们常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是国画家，哪些是西画家。因为国画家常是纵目四顾，记丘壑于胸中，回去再加以整理；西画家则常是把握瞬间的光影，就地取材，当场写生。
　　但是现在画家们如果在一起，我们就不大容易分出来了，因为国画家日渐重视写生，而不愿落入古人的集臼。西画家则力求更多的感性，而不愿跟照相机比写实的工夫。大概东西画风渐渐会通，也可以由此见出一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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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认为所谓美就是艺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艺术的东西都美，美的东西却不一定艺术。譬如一盆插花可以很艺术，但是个别的花只能称得上美。油画很艺术，但是画油画的颜料却并不艺术。
　　所以艺术有个必要条件，就是经由人再创造的。那些不用思考、情感，只想把自然物再现的人，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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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科刚开完刀的病人，医生常给他们戴一种挖有两个小洞的黑纸眼镜。原因是：这样病人必须由小洞向外看东西，眼睛不会转动，反比把脸蒙上，病人合着眼皮转动目珠，对伤口有好处。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心神不宁的时刻，找一件引发兴趣的事去做，要比枯坐在屋里，更能够产生安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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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读历史，看到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屋的时候，常觉得很好笑。因为对我们来讲，那只是最肤浅的发现罢了。但是如果亿万年之石，谁敢说那时的人类看爱迪生，不会像多们对燧人氏、有巢氏一般呢？
　　世界上只可能有空前，不可以有绝后的事。就因为能空前，所以我们可以超越古人；就因为无绝后，所以未来比现在更进步。像燧人氏、有巢氏在当时能有空前的发现，也就具有他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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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说：“能者多劳”，其实也可以讲“劳者多能”。“能者多劳”是形容有能力者，需要他的人多，所以劳碌，也就是“聪明才力大者，服千万人之务”。“劳者多能”是说劳碌的人因为做事经验丰富，所以多能，也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就因为能者多劳，又劳者多能，所以能者愈能；就因为愚者多怠，而久怠则愚，故愚者愈愚。能愚之别，肯不肯“劳”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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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位朋友最近刚学会游泳，我问他有什么心得，他说：“当我全身放松，水就把我托起来；当我一紧张，它则使我沉下去：，我发现放松自己，竟是那么困难的事。”
　　人生不也是如此吗？许多事情如果我们心平气和，泰然处之，常能很容易地解决。倒是斤斤计较，战战兢兢，容易导致失败。如同游泳一样，“放松”应该是我们学习任何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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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教书的时候，经常问学生有没有去过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而每次令我惊讶的是，由南部来的学生多半都去过，一直住在台北的却有许多根本不曾去过。原因是南部来的学生，以前因为住得远，总向往着故宫，所以一到台北就赶去参观：北部的学生，因为故宫离家不远，心想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所以拖上好几年也没到过一趟。
　　毕加索曾对张大千说：“我奇怪有那么多中国人到巴黎来学艺术，真正的艺术应该在中国。”人们总是如此，愈是容易获得的东西，愈忽略它的价值，所以当我们艳羡别人瓶花的时候，应该先想想自己屋后美丽的庭园。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摹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