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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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贡茶、税赋繁重，给茶民造成了沉重负担。据史产载，仅在太祖乾德元年（963）泉州陈洪进贡茶上万斤。荆南府进贡片、散茶八千七百多斤。唐代的贡茶推崇义兴（今江苏宜兴）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和四川蒙顶茶，而到了宋代则以建安为贡茶之上品。

宋赵汝砺撰《北苑别录》对宋代自太宗太平兴国（976-984）至仁宗庆历皇祏（1045-1053）年间，在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县》凤凰山北苑建立御茶园，从采摘时间，制茶工艺，贡茶品目、数量等等都作了极为翔实的记载，为今人了解、研究宋代这一时期的贡茶情况，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本篇将有关部门作扼要介评。

北苑御茶园：建安之东三十里凤凰山麓北苑及其周围地区均列为御茶园。计有：九窠、十二陇、麦窠、壤园、游龙窠、小苦竹、苦竹里、凤凰山、带园、官平、和尚园、罗汉山等共四十六所，方圆三十多里。自官平以上为内园，官坑以下为外园。其中"九窠、十二陇、小苦竹、张坑、西际又为禁园之先也"。其地所产之茶，均属上品。在太平兴国年间初定为御焙。每岁焙制珍品龙团凤饼，以献宫廷。至仁宗庆历年间，执掌茶事的转运使，更加重视贡茶，品目日益增多，工艺越益精湛。北苑所产之茶，"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

贡茶之采摘：惊蛰前开园采茶，"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传观。"古时采茶要求于今不同，现在要求不能采带露茶，而宋时采贡茶必须在清晨，强调"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稀，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茶之膏腴内耗，受水（按指制茶前再以水洗）而不鲜明"。"故每日以五更挝鼓，集群夫于凤凰山。山有打鼓亭。监采官人，给一牌入山。至晨刻则复鸣锣以聚之，恐其逾时贪多务得也。"

入园采茶的人，要求选招当地熟知茶事的人。采茶要求以"甲而不以指，以指则多温；以甲则速断，而不柔。"宋徽宗所著《大观茶论》曰：采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芽，不以脂柔，虑气汗熏渍，茶不鲜洁。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徽宗皇帝这一要求则更高更严，要求每个采茶工随身自带新汲清水，将每得一片茶芽随时投入水中，以保持其鲜洁。

贡茶之焙制：焙制贡茶，共分：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等多道工序。在拣茶时，茶工要精心剔除影响茶味和茶色的紫芽、白合和乌带。然后再从中分出水芽、小芽和中芽。如初造龙团胜雪白茶，以其芽先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仅如针小，谓之水芽，是芽之最精者也。最消耗工时的则是研制珍品贡茶。以蒸熟之茶芽，置于盆中，分团酌水研磨，按不同品目，水次均有定数。如研制"胜雪白茶"为十六水；拣芽为六水；小龙凤为四水；其余贡茶品目皆为十二水。自十二水以上者，身强力壮的研工每日只能研一团；自六水以下者，每日研三至七团。要求每水"必至于水干茶熟而后已。水不干，则不熟，茶不熟则首面不匀，煎试易沉。故研夫贵于强而有力者也。"而研茶所用之水，是取自凤凰山凤凰泉（一名龙焙泉、又名御泉），其泉水清且甜，昼夜酌之不竭。

贡茶在焙制过程中，要求也极为严格。按照不同品目，将已研好、制成不同等级的茶膏盛于薄厚、规格不同的"銙内，在适当的火温下进行烘焙。明代陈继儒在《茶董补》卷上言及焙笼法式时说："茶焙编竹为之，裹以蒻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北苑贡茶烘焙时间之长短，是按照不同品目来确定的，有的经过六宿火至八宿火，最长者有十至十五宿火。也即是说，烘焙时间最长的贡茶，要经过十五个昼夜。火候既足，出焙后即过汤上初色（按：宋时所制贡茶龙团、凤饼等均在茶面上涂以色油〔读去声〕，谓之"上初色"）。初色之后，置于密室，以扇扇之，则其色自然光莹矣。至此，便算完成了精美绝伦的贡茶制造过程。

各类贡茶品目及其数量：据《北苑别录》所载，仅北苑一地之茶，每岁贡分三等十二纲共四万八千余銙（按：銙分两类：第一类是以竹、木制成，盛粗色茶品，其容积较大；第二类是以金属锡、铜、银质制成，盛超级细品贡茶。因銙之规格大小不一，所以对每銙之重量，亦难作出准确计算。现将粗细各色贡茶品目及数量摘录数纲，可见一斑：细色第一纲：龙焙贡新水芽，十二水，十宿火，正贡三十銙、创添二十銙。细色第三纲：龙团胜雪水芽，十六水，十二宿火，正贡三十銙；创贡六十銙；白茶水芽，十六水，七宿火，正贡三十銙、续添十五銙（原文中夹批：一说为五十銙）创添八十銙；御苑玉芽小芽，十二水，八宿水，正贡一百片；万寿龙芽小芽十二水，八宿火，正贡一百片。细色第五纲：太平嘉瑞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贡三百片；龙苑报春小芽，十二水，九宿火，正贡六百片、创添六十片；南山应瑞小芽，十二水，十五宿火，正贡六十銙、创添六十銙。粗色第一纲：正贡：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一千二百片，六水，十六宿火；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四水，十五宿火；增添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一千二百片；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建宁府附发小龙茶八百四十片。粗色第三纲：正贡：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六百四十片；入脑子小凤六百七十二片；入脑子大龙一千八百片；入脑子大凤一千八百片；增添：不入脑子上品拣芽小龙一千二百片；入脑子小龙七百片；建宁府附发大龙茶四百片；大凤茶四百片。

宋代贡茶中的超级绝品：

据《北苑别录》载，周密所记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1165-1189）年间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北苑试新，方寸小銙，进御只百銙。最里层护以细软黄罗；第二层以柔软的蒲草包裹；第三层再以双层黄罗包封，封口处盖有漕司的朱红印记；然后再装入朱漆小匣，并加有镀金小锁；最外一层是以细竹编织的精巧小竹笼加以保护。贡茶包装达六层之多，可谓精美绝伦。内装乃雀舌冰芽所造之"龙焙试新水芽"，一方寸小盒，仅可以供数瓯啜饮之珍茗，其价值达四十万钱。此特级珍品，专供皇家御用。偶有一、二赏赐宠臣，获者视其如珍宝，分片以针线穿连，再转赠至交同僚，亦均沾圣恩，以为奇玩，珍藏不舍。

《北苑别录》成书于孝宗淳熙丙午孟夏，亦即是淳熙十三年（1186）四月。作者当时在福建转运司主管帐司任内，因掌管茶事，遂有机会得以研究从北宋太平兴国到南宋淳熙年间的宋代七十多年北苑贡茶的史实。

宋高宗体恤民情减贡茶：

有研究宋代历史的学者认为，宋代之所以亡国，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赋税、喜宴乐是重要原因，其中嗜茶成风亦是宋代朝政的一大弊端。当半壁江山沦陷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依然歌舞升平，大享"盛世"之乐。如有人在南宋绍兴、淳熙年间（1131-1189）在杭州旅邸（即旅馆）壁上题诗讽曰：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但南宋第一代帝君赵构，总还有一点体恤民情之心。据《宋会要辑稿补编》食货四十七记载，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六月十八日诏："福建路转运司并建州：每年合起大龙团凤饼并京挺茶，并自来年为始减半起发。先是上言：福建岁有工供龙凤团茶数目甚多，今赐赉既少，无所用之，枉费民力，故有是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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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规定，各地方州县每年必须向皇室贡献土特产品。浙江、岭南、福建、四川等地则以茶贡为主。初时规定进贡时间一般在冬天，因茶一般都是产于春季，春茶鲜美，后来即改为春季作为贡茶时间。唐代湖州顾渚紫笋和常州阳羡茶作贡茶是始于肃宗和代宗朝。到德宗兴元元年（784）春，湖州刺史袁高作《茶山》时，早已改为春季贡茶了。实际上因各地产茶季节与时间不一，一般即以各地每年产第一批新茶之后，为进献新贡时间。

唐肃宗年间（756-762），常州义兴阳羡茶（即江苏宜兴茶）被列为贡茶珍品。仅此一地每年贡茶即达二万担以上。朝廷为了保证阳羡茶的来源，特派茶史太监赴唐贡山及顾渚茶山设"茶舍"和"贡茶院"，专管贡茶的采制、品鉴和进献。每年春分刚过，茶芽如雀舌初展之际，便招来民间妙龄少女，在清晨进茶园，用舌尖衔摘饱含滴滴玉露的嫩芽。采后随即制作。在贡茶制成后，立即将明前茶派专人策马日夜兼程送往长安，赶赴朝廷的"清明宴"。

阳羡茶，早在汉代即闻名于世了。在唐代被列为贡茶之后，更享有盛誉。茶圣陆羽品尝阳羡茶赞之为"芳香冠世产"。并有诗云："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

唐代为帝王采制用以祭祖的贡品茶时，地方官员还要选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举行隆重的开园仪式，然后才能采制贡品。如李吉甫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撰写的《元和县郡图志》记载了采制《蒙顶茶》（今称之为"蒙顶黄芽"的情景：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每年于清明节前，名山县令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请山上寺院的和尚主持开园仪式），在焚香拜山后，在"皇茶园"中采茶叶三百六十片（合夏历全年之天数），炒制成茶，存入两个银瓶，贡送京都，供帝王祭祖之用；同时，在蒙山上清峰、甘露峰、玉女蜂、井泉峰、菱角峰摘"凡种"茶叶，揉成茶团名"颗子茶"，贮于十八只银瓶内，陪贡入京，称作"陪茶"。此种礼仪从唐一直延续到清末。

唐代诗歌作品中有不少描绘采制贡茶的情景，如白居易、杜牧、李郢、卢仝、袁高等，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对当时采制贡茶的情景及给贡茶产地茶农造成的沉重负担，从不同侧面作了生动描绘和深刻的揭露。因为一些诗人当时就是奉诏修茶的地方长官，他们的作品是由衷而发，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如白居易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在苏州刺史任内所作《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因寄此诗》有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且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堂各斗新。……"此诗从侧面描绘了在太湖之滨西岸的顾渚山与唐贡山采制春季贡茶的情景。据载，顾渚紫笋从唐代宗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763-764）列入贡品，与唐贡山成为地界毗连的两大贡茶区。分属于湖州与常州。在每年清明之前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奉诏进山修茶时，还要带上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人众，到茶山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同时还要邀请临近州县的地方长官、乡宦名绅为宾客前来茶山助兴。在"境会"上要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以至在太湖之东因病中的苏州刺史白居易似乎都闻到了这茶山欢宴上的悠扬的乐曲之声。以己身不适未能应邀赴会而引为憾事呢。

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在湖州刺史任内奉诏修茶时，曾作《茶山》诗，有句云："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这四句诗说明不仅同样带着大批人众，歌伎乐工，而且携带夫人公子、小姐登山游乐。但谁又知在歌舞欢宴的背后，茶民们为采制贡茶要付出多少艰辛和血汗呢？

唐代诗人卢仝在其著名的《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说，他的好友孟简在常州刺史任内奉命修茶，一次就派兵士给他送来三百片珍贵的阳羡贡茶，卢仝在诗中生动地写了品饮"七碗"之后，以辛辣的笔触写道："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从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这些诗句，正切中唐代贡茶的时弊，表现了诗人对身悬"巅崖受辛苦"的广大茶工的深切同情，对唐皇室和高高在上只知贡茶鲜美而不了解民间疾苦的达官显贵，作了辛辣的讽喻。

时任湖州刺史幕府给事的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写道："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天，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噉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李郢这首《茶山贡焙歌》（全诗及注释详见本书第七章《今古茶诗（上）》二十《唐李郢二首》注）较详尽地记述了他陪同湖州刺史进茶山督办贡茶时的所见所闻。诗人对采制贡茶付出辛勤劳动和血汗的广大茶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诗人希望身居九重的天子和锦衣玉食的皇亲国戚们，在品饮珍贵的贡茶时能体量茶民的艰辛与贫苦，减轻他们的负担。诗人还以浓重的笔触写了一位十分同情黎民疾苦的清廉的湖州刺史。无论是美酒歌舞，金丝玉馔，或是浓郁芳香的珍贵香茗，都不能激起他的情绪，一进贡焙，便完全浸沉在体恤民情的忧思之中。

在唐代的诗人中，敢于义正词严地批评唐皇室贡茶制度的，莫过于湖州刺史袁高了。他在奉命进顾渚茶山修茶之后，写了一首著名的《茶山》诗（全诗与注释详见本书第七章《今古茶诗（上）》七《唐袁高一首》注），针对唐代大兴贡茶制度的弊端，慷慨陈词，直言上谏；并对那些借修贡茶意在邀功求赏的奸佞之辈，作了有力的鞭笞。如诗云："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选纳无昼夜，捣声晨继昏。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皇帝尚巡狩，东郊路多堙。周回绕天涯，所献愈艰勤。……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伸？"

袁高，是唐朝立国后一百六十多年间，历任湖州刺史中第一位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贡茶的地方长官。而在那"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视贡茶制度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的时代，则更表明了袁刺史敢写《茶山》诗气度非凡，难能可贵。并在贡茶修讫之时，刻石立碑于顾渚茶山。时为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春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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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1368-1398）年间，全国贡茶额的分配是：南直隶五百斤；浙江五百五十二斤；江西四百零五斤；湖广二百斤；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其中福建所产贡茶不仅数量最大，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好。如探春、先春、次春、紫简及荐新等名茶，都被视为珍品。明太祖还规定，生产贡茶的茶户，可以免除其他课役。

明代的贡茶是，立国之初纳贡地区范围较小，数量亦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贡茶地区范围不断扩大，数额亦屡增不已。如洪武（1368-1398）年间，建宁贡茶共一千六百余斤，至隆庆（1567-1572）时增至二千三百多斤；宜兴贡茶原一百斤，宣德（1426-1435）增至二千九百斤。茶民除贡额外，还要献给镇守的宦官大数额的上品茶。如安徽的六安茶，称为"天下第一夺"，镇守太监对茶民常常征以高出定额数倍的贡茶。

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的贡役之重，已使民众苦不堪言了。万历年间（1573-1620），有一位尚能体察民情的地方官吏--佥事（协理州府政务、掌管文牍）韩邦奇写过一首《茶歌》揭露官府残酷勒索贡物的情形，《茶歌》云：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奇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足见明朝贡茶为害之甚已达到民不聊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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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陕西省紫阳县生产的紫阳毛尖，在东汉时即被列为贡茶，当时茶名为"紫邑宦镇毛尖"。姑且从东汉末献帝（190-220）年间算起，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可称为贡茶时间最早之最。浙江湖州顾渚紫笋，从唐广德年间（763-764）即被列入贡品，历经唐、宋、元、明四个朝代，直到洪武八年（1375）罢贡，历时长达六百多年，其贡奉历史之长，居全国贡茶之首。而江西宁红茶是历史最短的贡茶。宁红的珍品太子茶，于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被列入贡茶，至清朝覆灭仅有七年。

上述贡茶，这一封建制度的产物，在中国社会历经沧桑，长达几千年，终于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廷的覆灭而终止了。毫无疑问，历代贡茶的兴趣与衰败的史实，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反映出了中国茶叶生产的一部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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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兴亡之运，而贡茶产地亦有盛衰之时。宋代推崇建安之御焙贡茶，而到了元代，宫廷贡茶的主要产地又转移到福建的岩茶产地--武夷山区。

元代官府为督办贡茶，于大德六年（1302）在福建崇安县城南15公里的武夷山四曲建立"御茶园"，又称"焙局"。创建之初，建有仁风门、拜发殿、神清堂及思敬、焙芳、宜菽、燕宾、浮光等诸亭，附近还设有更衣台等建筑。

元代宫廷，为什么又选择这里作为贡茶的主要生产基地呢？这里是中国武夷岩茶的著名产地。武夷山区平均海拔650米，九曲溪水迂回其间，有红色砂岩风化的土壤，土质疏松，腐殖质含量高，酸度适宜，雨量充沛，山间云雾迷漫，气候温和，冬暖夏凉，岩泉终年滴流不绝。茶树即生长在山凹岩壑间，由于雾大，日照短，漫射光多，茶树叶质鲜嫩，含有较多的叶绿素。这使武夷岩茶独得天地之厚受，形成了它独有的特色和风韵。这武夷岩茶，早在宋代就闻名于世了。苏轼在咏茶诗里就有："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佳。"是说宋代的两位福建路转运使丁谓、蔡襄早就对武夷岩茶赞许宠爱有加了。所以元代宫廷放弃了自宗代起已开发三百多年的建安北苑御焙，而把皇室的御茶园建在武夷山四曲卧龙潭溪水南岸。不惜茶民血汗和工本，大力开发武夷岩茶，作为宫廷贡茶的主要来源之一。

元代在建立御茶园之初，贡茶从每岁进献数十斤，逐渐增至数百斤，而要求数量越来越大，以至高达每岁焙制数千饼龙团茶。明朝建立后，继续以此为御茶园，焙制贡茶，至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在当地茶民再也不堪承受劳役之苦，纷纷四散逃亡的情况下，这个历经元、明两代二百五十余年的"御茶园"终于罢贡废园了。现仅在呼来泉（又名通井）等遗址，似在向游人陈诉往昔茶民的无言凄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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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清代的贡茶，还得先从清宫的茗饮之风说起。由于清代历朝皇帝（特别是乾隆）所好，清代宫廷饮茶是颇为盛行的。清廷内务府设有御茶房，由一名管理事务大臣主管，设尚茶正、尚茶副各一名，尚茶十一名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内臣直庐三楹，由清圣祖康熙皇帝御笔题匾额。除御茶房之外，还设有皇后茶房、寿康宫皇太后茶房。皇子、皇孙娶福晋后，亦有茶房。各茶房都设专人管理日常茗饮事宜。从御茶房及至皇后、皇妃茶房，每日供茶份例与所用金银、瓷器具皆有定例。如御茶房日供柴一千七百斤，备御用茶份例每日为十四斤，分七十四包（按：古代一斤为十六两，每包约三两多）。仅此常例一年御用茶即达五千多斤。

清宫的饮茶习俗，是以调饮（饮奶茶）与清饮并用。清初，按旗俗以饮奶茶为主，清朝后期，逐渐改为以清饮为主。据清宫钦定总管内务府则例规定，从皇上至皇子，每人每日供应调制奶茶（包括作点心等食用）均有奶牛头数份例：皇上每日乳牛一百头，皇太后二十四头，皇后二十五头，皇贵妃六头，贵妃四头，妃三头，嫔二头，阿哥（皇子、皇孙）娶福晋后八头。每日供应的牛乳，按量交上茶房与茶膳房。

清宫除常例用御茶之外，朝廷举行大型茶宴与每岁新正举行的茶宴，在康熙后期与乾隆年间曾极盛一时，如康熙五十年（1711），时逢康熙皇帝六十寿辰大庆，为招待进京祝寿的老臣，康熙皇帝在畅春园（按：其故址在南海淀大河庄之北，圆明园之南，颐和园昆明湖东堤之东。康熙时期就明代李伟旧园址改建，为康熙、乾隆皇帝治事、游憩之所）举行"千叟宴"。出席者有六十岁以上退休老臣、官员、庶士多达一千八百人。"千叟宴"的一项重要程序，是首开茶宴。在宴会之后，皇帝还要向一部分老臣、王公、显贵赐御茶及所用过的茶具。康熙六十年（1721），圣祖玄烨（康熙帝）又举行了第二次有一千余人出席的"千叟宴"。清朝另两次大型"千叟宴"，分别于乾隆五十年（1785）与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年为乾隆执政最后一年；次年嘉庆即位，乾隆为太上皇）举行，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远远超出了康熙举行的两次"千叟宴"分别有三千多人与五千多人出席。"千叟宴"的进餐程序，仍然是首开茶宴。宴会后，按常例有一部分官员及出席者会得到皇帝赏赐御茶、茶具等殊荣。

乾隆在位（1736-1795）的六十年间，清代正处于康乾盛世，加之乾隆皇帝酷好饮茶，又擅作诗，每年正月初二至初十便选择吉日在重华宫〔按：重华宫在北京故宫西路，雍正五年（1727）清高宗弘历（乾隆帝）大婚时赐居于此，乾隆登极后升为宫〕举行茶宴，由乾隆钦自主持，其主要内容：一是由皇帝命题定韵，由出席者（一般为十八人）赋诗联句（每人四句）；二是饮茶；三是诗品优胜者，可以得到御茶及珍物的赏赐。清宫的这种品茗与诗会相结合的茶宴活动，其规模虽然较小，但在乾隆年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除少数年份之处，几乎每逢新正都是要举行的，称为重华宫茶宴联句，传为清宫韵事。

清代历朝皇室所消耗的贡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清初查慎行（1650-1727，浙江宁海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在任翰林院编修官时在《海记》中对康熙年间的各地贡茶列有条目--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的七十多个府县，每年向宫廷所进的贡茶即达一万三千九百多斤（详见附录五）。在清代的贡茶中，有一部分是由皇帝亲自选定的。如：

洞庭碧螺春茶，由于此茶独具特殊的天然香气，古时当地人俗称其为"吓杀人香"。清圣祖玄烨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时到太湖，巡抚宋荦，从当地制茶高手朱正元处购得精品"吓杀人香"向康熙进贡。康熙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曰"碧螺春"。自此后，碧螺春即成为清代皇帝御赐茶名的珍品贡茶了。

西湖龙井成为清廷贡茶，是曾受到高宗弘历御封的。乾隆下江南巡幸杭州时，曾在龙井泉赋诗、作联语，到狮子峰湖公庙饮茶，并将庙前的十八颗茶树封为御茶，从此，西湖龙井茶亦即成为专供皇家享用的贡品了。

君山毛尖，产于湖南省岳阳市洞庭湖君山岛，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即被选为清宫贡品。遣定云雾茶，从清代开始生产即作为贡茶进献清宫。至今贵州省贵定县云雾区仰望乡苗寨仍保存着乾隆年间建立的"贡茶碑"，碑中有关于云雾茶作"贡茶"和"敬茶"的记载。在乾隆年间被列为贡茶的，还有如今仍产于福建省宁德市西天山的芽茶，产于安徽省宣州市敬亭山的敬亭绿雪等茶。

清代阮福著《普洱茶记》云："普洱茶名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云"，"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茶"。在清代被列为贡茶的还有今仍产于四川省名山县蒙顶山区的蒙顶甘露，从唐时起作为贡茶，直到清末才罢贡，在历史上连续作为历代宫廷贡茶，竟长达一千余年。

今仍产于浙江省金华市双龙洞顶鹿田村附近的金华举岩是已历千载的今古名茶，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仍保持芽茶与叶茶两个品种为贡茶。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清朝临近覆灭之时，还将产于江西省修水县的宁红珍品太子茶列为贡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