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诸方言

森崎二郎

作者：不详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1）北方方言（即官话）

北方方言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分布在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广德县—郎溪县—宣城市—芜湖县北—繁昌县—南陵县东—铜陵县—铜陵市东—青阳县东南—石台县北—彭泽县—湖口县南—九江市南—瑞昌市—长江—黄石市—武汉市南—长江—临湘县—常德市—沅江—怀化市—靖州县—通道县—永州—郴州—桂林东—贺州—柳州南—河池南—百色）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官话一般分为六大区，即北方官话、秦晋方言、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北方官话内部又分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内蒙古宁城县；北京官话分布在北京、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官话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部、内蒙古东北部。

西周分封燕国之前，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东胡语支。后来由于黄帝的进入、黄帝之后分封于蓟（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特别是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逐渐强大，东胡大部分被驱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族、蒙古语组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中色彩则逐渐淡化。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四百三十年，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官话的源头。明朝收复北京后，移民一百三十多万各地的汉族人到残破的北京，由于当时汉族人来源不一，汉族移民们都使用已占少数地位的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官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后，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汉语标准音地位。“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官话又扩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塔城地区的托里、布克赛尔，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湖县。

战国以后，就有大量燕国华夏人移民东北，燕人卫满就是带着东北的华夏移民入主朝鲜建国的。永嘉乱后，北京汉民大量移居东北，但到了唐末全被异族同化了。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人掳掠大量的北京人入关，这些东北汉人说的北京官话奠定了东北官话发展的基础，1122年金兵占领北京，把北京城里人全部掳掠到东北，这些北京人与辽代先期到来的北京人一起，使得东北官话开始形成。由于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同处一国，联系密切，而与中原汉语沟通不多，所以东北官话基本上也就等同于北京官话。清军占领明朝的东北领土后，开始说汉语东北官话，1644年满族人和汉八旗人又带着这种方言来到东北人的老家———北京。1620年东北汉族300万人，由于跟随清军入关，清初东北汉族只剩下15万人了，但到咸丰年间又自然增殖到200多万人，都居住在辽宁中北部。咸丰以后，允许汉人入关，山东半岛人跨渤海，一部分定居无人居住的辽东半岛，形成胶辽官话的新分布，一部分向北继续迁移，居住在吉林—黑龙江东部；操冀鲁官话的河北人出山海关，定居于吉林—黑龙江西部。定居吉林—黑龙江的山东人河北人原操与东北官话很接近的北方官话，移民时又都要经过说东北官话的辽宁中北部，加上清政府派遣的官员说北京官话，吉林黑龙江的满族也说东北官话，所以早已在东北扎根的东北官话就成了吉林黑龙江这些山东河北移民的通用语。

夏朝时期，今华北平原西部为华夏族、东部为诸多华夏化很深的东夷。商朝时期，商完全华夏化，诸多东夷华夏化程度也加深。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方言—鲁方言（周族方言与东夷语言的融合），华北平原西部的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言（黄帝语言），但这些方言的差异就如同福州话—闽南话、赣语—客语之间的差别一样大。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雅言）和秦晋方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华北内部人口流动频繁，齐鲁方言、赵方言、燕东南方言也越来越混化。北宋定都开封，汴洛音独得天下之正。此时的齐鲁、赵、燕东南都正好处于京都边缘地区，共同的地理形势和经济状况为华北平原的方言提供了融合的机会，冀鲁官话形成。至于北京官话独立于冀鲁官话，那完全是北京一直是东胡汉族杂居，并受辽金两代长期首都性统治有关。元明时期，冀鲁人向天津、北京市平谷县、唐山、秦皇岛移民，扩大了冀鲁官话分布面积。

西周初期，山东半岛存在没有丝毫华夏化的东夷，语言是通古斯与百越语言的融合，跟现在的韩语相象，而与当时的汉语齐方言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后来齐国并吞了山东半岛，但齐国华夏族百姓跟这些东夷仍没有机会进行交流。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山东半岛开始与齐人之间进行相当规模的流动，于是东夷人开始处于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汉化，胶辽官话形成。胶辽官话与冀鲁官话的分界线是：莱州湾—潍坊西—临朐西北—沂源东—沂水南—五莲南—日照东北。与东北官话的分界线是：桓仁北—宽甸西—凤城南—岫岩北—海城南—大洼南。

秦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省、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张家口西北、河南省新乡安阳以西。秦晋方言分布区交通闭塞，十里不同音，对古音的保留相对顽固一些，比如保留了入声。由于该方言区历史上一直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秦晋方言里也留下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痕迹。战国时期，该方言占领了今河南省黄河以北西部地区，1722年该方言又占领了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兰银官话细分为8片：银川市，石嘴山市—平罗—陶乐—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市—中宁—同心—中卫，宁夏盐池县，兰州市—榆中—民勤，永登—皋兰，古浪—天祝，河西走廊（除敦煌和景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尔塔拉州—阿勒泰市与青河县—塔城（除托里、布克赛尔）—哈密。

中原官话分布在远古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苏州市吴江县菀坪镇、宣城市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于中原官话孤岛。 中原官话又细分为河南方言、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南疆方言。

河南方言包括河南省九十八个市县、河北省南部二个市县、山东省西南部三十一个市县、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二十八个市县、安徽省淮河以北二十二个县市和淮河以南的凤阳县—蚌埠市—霍邱县—金寨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①黄帝打败炎帝，二者联合击败了东夷，华北平原西部、汾河渭河平原的炎黄后裔逐渐融合成华夏族，夏、蓟就是华夏族的两个分支。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山西省南部），其语言乃炎黄融合的原始华夏语；蓟统治北京，其语言乃黄帝的原始华夏语。②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流行于中原东部（今鲁西南—冀南—豫北—皖北—徐州），商朝统治中原几百年后，逐渐与中原的夏族语言融化成今日中原官话的雏形——华夏语。③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孔子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语的传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汉代雅言演化为“通语、凡语”，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魏晋南北朝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通语”从中原传向北方和江左一带。《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令“断胡语”，用正音（洛阳话）”的记载。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的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④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的正音和正语。唐朝时，洛阳话仍然被看作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如孔颖达对经学的传述和注疏，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等，促进了汉民族书面形式的共同语的广泛流传。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语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的《切韵》的规范。北宋都汴梁（今开封），洛阳话和汴京话十分接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当时洛阳话仍处于标准音的地位， “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中原之音基本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今日北方官话之所以与河南方言大同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而形成的。⑤金人迁都北京后，河南方言的影响扩大到金人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元朝时出现了中原之音（河南方言）广泛传播的“四海同音”的局面。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以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编写的。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从明初的《洪武正韵》到清中叶以前，教授标准音的学者都是以中原雅音为依据的。与此同时，元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元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等）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元末明初的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就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清政府曾发布过政令要求各级官员和“举人、生员、贡监、童生皆学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是在清中叶以后。清朝学者陈冲庆说：“国朝建都于燕，天下语音首尚京音”。于是乎，汉民族共同语经发展演变，在标准音方面实现了从中原雅音到北京语音的转变，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关中方言东府话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商洛市下属商县—洛南—丹凤—山阳、陕北的宜川—黄龙—洛川—宜君—黄陵—富县、甘肃宁县；关中方言西府话包括宝鸡市。关中方言区乃炎帝故地，母系为炎帝属的周族语言即是炎帝语言，炎帝语言与炎黄融合的夏语近似，又由于地理相近，沟通频繁，所以关中方言与河南方言同属中原官话。

秦陇方言包括陕北的延安、甘泉、富县、定边，陕南的略阳、勉县、南郑、汉中市、城固、洋县、西乡、汉阴、安康市、平利、旬阳、镇安，陇东的庆阳、合水、正宁、华池、环县、镇原、平凉、泾川、华亭、崇信、灵台，渭河以南的陇西、漳县、武山、甘谷、礼县、西和、岷县、宕昌、舟曲、武都、成县、徽县、康县、两当、文县（除碧口镇）、临潭、卓尼，敦煌、河西走廊东端的景泰，青海省的西宁市、湟中、湟源、门源、互助、贵德、化隆、平安，宁夏省固原市、彭阳、隆德。

陇中方言包括青海省大通、乐都、民和、循化、同仁，宁夏省海原、西吉、泾源，甘肃省永靖、临夏、和政、广河、康乐、临洮、渭源、定西、会宁、通渭、静宁、庄浪、秦安、张家川、清水、天水市。历史上长期受氐羌影响，与关中方言有了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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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方言包括库尔勒、阿克苏、克孜勒苏州、喀什、和田、吐鲁番、伊犁州。

西南官话包括十一片：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西部十九县市、湖南省西北部、陕西省南部的留坝—佛坪—宁陕—镇坪—岚皋—紫阳—石泉—镇巴—宁强、甘肃省文县碧口镇；泸州市—宜宾市—乐山市—西昌市、贵州省铜梓—仁怀—沿河—印江、云南省大关—绥江—水富，内江市—自贡市—仁寿县—富顺县，雅安市—石棉县，云南省西北部下关—剑川—宾川—洱源—云龙—丽江市；云南西部的大理—保山—潞西；云南省东中部的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楚雄—个旧—开远、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四川省宁南县；贵州省北部以遵义—六盘水—毕节为中心的二十七县市、云南省威信—彝良—镇雄、重庆市秀山县、湖南省芷江—怀化—凤凰—新晃— 吉首；贵州省东南部镇远—岑巩—黎平—锦屏—台江、湖南省靖州—通道；贵州省南部凯里—都匀—贵定县；湖北省北部的襄樊—十堰—丹江口—老河口—随州；武汉、湖南省临湘县；湖南省南部永州、郴州；广西省以柳州—桂林—百色—河池为中心的五十六个县市；海南省昌江县—东方市—儋州市—三亚市的部分地区所讲的军话。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在广水县—安陆县—应城县—黄陂—黄冈市—鄂州市—蕲春县一线以西以南。

商周秦汉时期，洞庭湖还属于原始汉语与藏缅语、苗瑶语、融合而形成的楚语，永嘉乱后，迁入湖北的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有六万，出现了西南官话的最初雏形。安史之乱后，十倍于土著的北方移民入洞庭湖北部，冲击、涵化并最终取代了当地的楚语，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江淮官话分布在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福建南平城关、长乐县洋屿村属于江淮官话孤岛。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方言分界线如下：连云港临洪河口—东海县浦南镇— 东海黄川—东海白塔埠—东海平明—东海房山—东海安峰—新沂黑埠—沭阳阴平（潼阳）—沭阳颜集镇方圩村—沭阳悦来—宿迁关庙—宿迁丁嘴—泗阳仓集—泗阳屠园—泗洪曹庙—泗洪金锁—泗洪重岗—泗洪上塘—泗洪峰山南—淮河—凤阳县南—蚌埠市西南—淮河—霍邱县东—金寨县南。

（2）北方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有：

A. 语音方面

①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大都有清声送气与清声不送气之分，而没有清声与浊声的对立，反映出清声母多而浊声母少的特点。 古全浊声母字在现代官话方言各支系中几乎都念为清声母字；古全浊平声念送气清声母，古全浊仄声念不送气清声母。

②韵母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辅音韵尾比较少。

③声调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调类的数目比较少。除江淮官话、秦晋方言有入声调外，其余各地官话都没有入声调。整个官话方言区的声调以4～5个为最多，尤以4 个声调最普遍。古四声中，平、上、去三声在各地官话中的分化、发展情况相似，即：古平声清声母字现念为阴平，如包、周、基、夫、甘、尊、当、江、光等；古平声浊声母字现念为阳平，如爬、徒、锄、奇、条、林、沉、群、同、红等；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现念为上声，如补、早、胆、粉、党、井、榜、选、暖、染、老等；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和古去声字，现念去声，如古上声全浊声母字部、父、道、愤、荡和古去声字过、怕、步、带、共、耀等。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中的念法比较复杂，除江淮官话、秦晋方言保留入声自成调类外，其余入声调消失的各地官话，古入声字的归属各不相同。

大致说来，北方官话、中原官话东部入声消失后入声调的字分派平、上、去各声，即所谓“入派三声”：入声全浊声母字归阳平，入声次浊声母字归去声，入声清声母字分派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调中去；少数地方与北京略有不同：入声清声母字或全归阴平（如济南），或全归上声（如大连）。兰银官话、中原官话西部古入声调字的分派有两种情况：或是入声全浊声母字归阳平，其余归阴平，如西安；或是古入声全浊声母字归阳平，其余归去声，如兰州。西南官话古入声字的分派最为划一：只要是古入声字，不论声母是什么，一律念阳平调。

B. 词汇方面

官话方言的词汇和普通话的词汇大同小异。官话方言中通行范围比较广的语词，大都已进入共同语，作为基本词汇，没能为共同语吸收的官话方言词，大都只流行于某一个官话方言片或方言小片。南北各地官话在词汇上的差异，比官话和其他各大方言之间的差异小，但有的地方也有与众不同的方言词语。例如北京土话"二乎" 意为"犹疑"，"咋呼"意为"嚣张"，"冲道"意为"敢做敢说";天津话"广"意为"打","老公"意为"乌鸦"，"罢了"意为"了不起"；西安话"瞎了 "意为"浪费"、"糟踏";山东聊城话"毁"意为"打"；河南洛阳话"连连儿"意为"赶快"。新乡话用"乱"表示"住"，用"红"表示"卖力气"；成都、昆明等地"聊天"说成"摆龙门阵"，武汉、重庆等地"倒霉"说成"背时"，"可怜"说成"造孽"……如此等等，都各具一格。"太阳"一词在官话方言区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北京、保定称"老爷儿"（北京也称"太阳"），沈阳、西安称"日头"，太原、呼和浩特称"阳婆",合肥称"热头",成都、武汉、昆明称"太阳";光是河北一省,对"太阳"的称呼就有"老爷儿、爷爷儿、爷爷、日头、日头爷、日头影儿、阳婆儿、阳婆、前天爷、佛爷儿"等等，可见词汇上的分歧，即使是在官话方言内部，仍然不容忽视。官话方言的词汇跟其他方言比较，还显示出以下一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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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双音节词特别占优势。双音节词在汉语中是整个词汇里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在官话方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许多在官话方言中加“子”而成为双音节词的，在其他方言中往往是没有“子”的单音节词，如“稻子”在南方方言或叫“稻”（吴方言、闽方言），或叫“禾”（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谷子” 在南方方言或叫“谷”（吴、湘、赣、客家、粤等方言），或收“粟”（闽方言）；“相片”一词官话方言区各地大都叫“相片”或“相片儿”，而南方各方言，除客、赣方言仍用双音节“相片”外，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都是单音节词，或叫“照”（吴方言苏州话），或叫“相”（粤方言、闽方言）。

②古代语词保留得比较少。尽管每个汉语方言都继承了不少古代汉语的语词，但是相对而言，官话方言区各地方言保留古语词的现象比较少。例如“眼睛”一词，官话方言区各地大都说“眼睛”，而闽方言至今仍叫“目”，粤方言仍叫“眼”，保留了古代汉语对这一人体器官的名称；又如“站立”一词，除官话方言区及湘方言外，吴方言叫“立”，闽、粤、客家、赣等方言叫“企”，都沿用了古代汉语的说法；此外，还有一批极常见的生活用词，南方各方言保留了古代的说法，而官话方言则采用了跟现代汉语普通话一致的说法。如“看”是官话方言普遍通用的；而粤方言、闽方言（部分地区）却用古代的语词“睇”。

③外来借词比较少。和南方诸方言比较，官话方言中外来的借词比较少。南方闽、粤等地向来为出海门户，与外国接触多，方言中较易借入外语语词，如闽方言中借入不少印度尼西亚—马来语词，粤方言中借入不少英语语词。有时候同一个事物，官话方言与南方各方言却采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显示出“舶来”词与“土产”词的差别。例如“水泥”一词,粤方言区有人叫“士敏土”，吴方言叫“水门汀”，都是英语cement的译音；闽方言叫“番家灰”、“红毛灰”之类,也显示出外来的色彩,而官话方言大多数和共同语一样用“水泥”（部分地方叫“洋灰”）则是地道的汉语语词。又如照相用的“胶卷”,官话方言各地都叫“胶卷”，而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却都采用英语film的译音词“菲林”。

④语气词比较少，用法比较概括。和南方各方言比较，官话方言的语气词比较少，用法更加概括，分工不那么细。例如常见的语气词"呢、吗、啊"之类，官话方言跟共同语是一致的，而南方吴、粤等方言的语气词则丰富得多。

C. 语法方面

①构词方面，修饰性的词素一般在前。如除西南官话偶有"鸡公"、"鸡母"一类说法外，各地官话大都是"公鸡"、"母鸡"、"客人"、"拖鞋"等说法，不象南方某些方言把修饰性的词素加在后面。如"鸡公"、 "人客"、"鞋拖"（闽方言）之类。

②运用语音内部屈折变化表现语法意义的现象比较少。除个别地方外，官话方言很少有语法学上所谓"构形法",即"狭义形态"的东西,粤方言、闽方言用变音的方式来表现某种语法意义的现象在官话方言中很少见。

③结构助词"的、地、得"的运用。官话方言中不少地方有结构助词"的、地、得"，用途各不相同。这几个结构助词以北方官话用得最普遍，已进入共同语的语法体系中。在官话以外的南方各大方言中，却很少见，就是有类似的结构助词，也不象官话方言那样"的、地、得"分工明确，用法不混。

④重叠式的运用范围相当广。官话方言的重叠式内容相当丰富，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例如亲属称呼，南方闽、粤、客家、吴等方言一般都不用重叠式，多用单音节词素前加"阿"来称呼,如"阿爸"、"阿弟"、"阿嫂"之类。而在官话方言中，则普遍用重叠音节的方式来称呼人，如"哥哥"、"舅舅"、"爸爸"、"嫂嫂 "、 "叔叔"之类。又如某些常用的名词，在南方各方言中是不能重叠的，在官话方言中却以重叠的形式出现，如"星星"一词。在西南官话、西北官话中，重叠表示附加的小义。如成都话"盘盘"意为"盘儿","眼眼"意为"眼儿"。"豆豆"意为"豆儿",西安话"帽帽"意为"帽儿"。西北官话有的地方量词和指示词也可以重叠，如西安话度量词重叠表示计量方式："这米不卖升升"（不按升卖）;指示词重叠表示所指的具体位置:"你的站在这这等着"（你们站在这儿等着）,这些重叠的用法在南方各大方言中都是没有的。

⑤量词的使用比较概括。官话方言中最常用的量词“个”用途很广,可以用在许多事物上面，虚的实的,都能和“个”配搭。称人一般在官话方言中用“个”和 “位”（尊称），而在其他各大方言中，却用各种不同的量词，并往往在量词的选用中体现出一定的感情色彩和修辞风格。例如粤方言，既有“这位先生”、“那个同学”等合乎规范的叫法，而在某些场合，“呢条老坑”（这个老头儿）等指人量词的独特用法。

⑥官话方言中一个句子里可出现两个"了"字，前者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后者作为句末的语气词。如："他吃了饭了"，这种用法在南方各方言中比较少见。

⑦表示被动的介词比较多。在被动句里，表被动的词在官话方言中除了用"被"以外，还可以用"给"（他给人骂了）、"受"（小张受人欺负）、"让"（老鼠让猫逮住了）、"叫（教）"（我今天叫雨淋了一场）等。

⑧官话方言疑问句有两类不同的格式。一类是北方官话用的,跟共同语一样,有"是什么？""好吗？""是不是？"等句式;另一类是西南官话（云南、贵州）及江淮官话用的，跟共同语不一样，有"ke（果）是？（或'可是'？）""ke（果）好？""是不？"等句式。

（3） 粤方言

粤方言区分布在广东中部——西南部，海南的儋州话—迈话—蛋家话，广西东部—南部，香港，澳门。（东南亚——南北美的华侨华裔也大都以之为母语，粤方言是现代汉语方言中与民族共同语差别最大的一种方言） 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口的5%左右，以广州话为代表。

百色—南宁—桂平—梧州—肇庆—广州这一线，是西江航运的黄金水道，通行粤语。粤方言形成于晚唐西江土著乌浒—俚僚消融于汉族的时候，是中古汉语与西江土著语结合的产物。今广府话分布区域远古时居住有岭南三个古代民族：番禺（南越）、骆越、西瓯。秦兵下岭南时，番禺族与秦人结合而成南族；西江流域的西瓯族与西江南路的骆越族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今广府话内部南海—番禺—顺德话、肇庆话、云浮市新兴县话的差别，可否追溯到此时。汉统一岭南，广信（今封开,在梧州东）成为岭南使用汉语的重心。汉末，西瓯演变为乌浒（唐朝时未汉化部分演变为黄峒蛮），骆越与南迁汉族融合为俚僚。汉朝时期汉语在岭南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但远没有普及，这个时期西江土著民族的乌浒语—俚僚语与上古汉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粤方言的前身，但还未成为汉语的方言。五胡乱华以后，南迁汉人亦不断增多，但数量上远不及土著，被土著同化。广府汉族的先民乌浒—俚僚族，不是当时汉族的一部分，而是土著的一部分。故乌浒—俚僚语，是今天壮侗语族的母语。梁陈两代广州都督府驻高要（肇庆市南），高要成为推广汉语的中心。南朝时期，南迁汉人的有势力者成了土著渠帅，如冯氏、宁氏、黄氏、陈氏，对汉语与土著语的结合起了重要作用；今粤语次方言分布区域，与之有一定联系。如高阳话分布区域，主要是冯氏活动范围；钦廉话分布区域，主要是宁氏活动范围；邕浔话分布区域，主要是黄氏活动范围；而广府话分布区域，则主要是陈氏活动范围。

初唐至盛唐，渠帅的势力仍相当强大，其时岭南是双语区：汉语与土著语同时使用。晚唐以后，产生了中原汉语与土著语的结合物——广府话。宋朝，广府话经历了进一步吸收中原汉语，使自己与汉语更加接近的进程。元代开始，广府话开始与中原汉语分道扬镳：北方话将中古声韵向口腔前演变，造成前声母、前元音发达，而广府话则将中古声韵向口腔后演变，造成后声母、后元音发达；北方话对古声调进行归并，而广府话对古声调续行分化。

（4）闽方言

闽方言分为建瓯、闽东（福州—浙江泰顺县）、永安、莆田、闽南5个次方言，之间互不通行，可能是秦汉时代汉人南侵时与当地的语言交互的结果。闽南次方言又细分为厦门—台湾话、舟山群岛—古琉球群岛王室话、潮州汕头话、雷州半岛话、海南话。

（5）楚语衍生出的三大方言

湘方言分布在湖南中部的湘水、资水和沅水中游东岸一带。内部有新、老两派的差异，新湘语流行在长沙、株州等大城市，老湘语流行在沅水东南、湘水以西的娄底市双峰县—衡阳一带。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口的5%，以长沙话为代表。吴方言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口的8.4%，以苏州话为代表。分布在舟山市—东海—玉环县—洞头县—平阳县—苍南县—泰顺县—庆元县—福建浦城县—江西上饶县 —江西玉山县北—开化县北—建德县南—宁国县南—泾县南—黄山区太平湖—石台县南—北南文化线的内部。徽方言属于吴方言与赣方言的混合语言，分为五大片。一片包括歙县、绩溪县、宁国县南部洪门乡，二片包括黟县、休宁县，三片包括祁门县、东至县东南部木塔、江西省浮梁县—德兴县，四片包括浙江省淳安县、建德县，五片包括旌德县、石台县占大、祁门县赤岭安凌、黟县美溪柯村。

藏缅、苗瑶、扬越、华夏融合而成的楚人在战国时期半华夏化，自大量中原移民到达湖南，古楚语与中原汉语逐渐融合成湘语。

句吴国贵族说的语言可能是周族语言，于越国贵族语言可能是夏族语言，于越句吴交往密切，后来合为一国，周族、夏族语言融为一体，形成原始吴语。原始吴语后来与楚语交往密切，特别是被楚国灭亡后原始吴语、楚语逐渐融合为远古吴语，远古吴语经过六百年对土著吴越的统治，二者在汉朝时期融合成中古吴语。永嘉乱后，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到达洞庭湖流域；青徐流人（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到达太湖流域。这次移民使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分野超过秦岭淮河一线并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九十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土著居民还要多。由于迁徙时间集中，侨寓地区集中，侨居方式又多是聚族而居，因此北方方言必然要对土著方言发生冲击。一方面使宁镇以西北地区奠定了江淮官话的最初基础，另一方面，又使镇江以东原有的中古吴语受到影响，失去一些原有的百越特征，形成当代吴语的最基本源头。

（6） 赣客方言

赣方言分布在江西省大部（东北沿长江地带和南部除外），湖北省的咸宁市、通城、崇阳、通山、嘉鱼、蒲沂、大冶、阳新，湖南省东部。安徽省岳西、潜山、太湖、宿松、望江、怀宁、东至、贵池（西部及东南角）是受江淮官话包围的赣方言孤岛。以南昌话为代表，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口2.4%。

客家话，主要分布于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广东梅州、江西赣州、福建龙岩、台湾的苗栗新竹桃园，湖南、四川还有一些客家方言岛。以梅州话为代表。

在江西、湖南最初分布的是苗瑶语和扬越语。战国晚期，楚威王灭扬越，江西受到了楚文化的强烈冲击，江西语言变成半华夏化的楚语与当地苗瑶语—扬越语的融合。永嘉乱后，司豫流人（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到达鄱阳湖流域；安史乱后，移民江西的数量很大，赣东北的饶州户数净增四倍之多、洪州增三分之二、吉州增五分之一。中原汉族人移民到江西中北部，切断了吴湘二语的紧密联系，形成赣客方言的共同源头。

摘自《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