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媒：中国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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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媒：中国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引领者


综合法媒《解放报》、Franceinfo报道，在本周末举行的全球抗癌领域最重要的学术盛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中国再次成为国际医学界关注的焦点。

今年ASCO大会于当地时间5月29日至6月2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4万名肿瘤学专家参会。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分之一入选大会的重要研究成果涉及中国企业研发或生产的药物。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首次进入大会最高规格的“全体会议（Plenary Session）”，跻身全球最受关注的五项研究之列。

在不少国际专家看来，中国正从过去的“世界药厂”，逐步成长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重要引领者。

中国研究首次进入ASCO最高级别舞台

入选今年ASCO全体会议的是一种名为依沃西单抗（Ivonescimab）的新型免疫治疗药物研究。

该研究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将依沃西单抗与化疗联合使用，进一步激活人体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由于肺癌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这项研究结果受到国际肿瘤学界高度关注。

法国居里研究所（Institut Curie）医院集团负责人、血液学专家勒古伊（Steven Le Gouill）表示，能够进入ASCO全体会议，意味着相关研究被认为可能对患者治疗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中国首次有研究进入这一最高级别环节，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医学创新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中国创新药数量首次超过美国

报道称，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崛起并非偶然。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持续加大对科研创新和医药产业的投入。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数据显示，中国在医药研发领域的投资规模已从20年前的17亿欧元增长至148亿欧元。

2024年，中国企业首次在全球创新药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根据统计，当年全球首次上市的81种新活性药物中，有28种来自中国企业，超过美国的25种和欧洲的18种。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卫组织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登记的临床试验数量达到7100项，也首次超过美国的约6000项。

法媒指出，2024年全球启动的癌症临床试验中，接近40%来自中国。

接近世界领先水平

勒古伊指出，中国如今能够生产全球大量药物所需的活性成分，并开始在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癌症治疗性疫苗等高端领域实现突破。“中国现在不仅能够改进现有药物，还开始创造全新的治疗方式。”

法国古斯塔夫·鲁西癌症医院（Gustave Roussy）头颈部肿瘤放疗首席放射肿瘤学家陶运淦也表示，中国在肺癌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尤其惊人，“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抗体偶联药物（ADC）就是典型例子。这类药物被称为“智能化疗”，能够将药物精准输送至肿瘤细胞，在提高疗效的同时减少副作用。中国企业近年来在ADC领域布局迅速，不少产品已获得国际认可。

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随着创新能力提升，中国药企正在加快国际化布局。

法国古斯塔夫·鲁西癌症中心院长巴尔莱西（Fabrice Barlesi）表示，越来越多中国药物展现出“同类最佳（Best-in-Class）”甚至“全球首创（First-in-Class）”潜力。

目前，法国多家研究机构已经与中国药企建立合作关系。

在法国，部分癌症患者已开始参与中国创新药的临床试验。一种针对头颈部肿瘤的中国ADC药物正在法国开展研究。参与项目的医生表示，目前接受治疗的患者均表现出积极疗效，肿瘤明显缩小。

中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国际合作，他们认为，中国创新药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通过欧洲和美国临床试验验证疗效，因此与法国等国家开展合作十分重要。

产业优势

除了研发能力提升，中国药物另一大优势是成本控制能力。

法媒指出，由于生产体系完善、产业链完整以及规模效应明显，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显著低于欧美同类产品。

一些癌症治疗方案在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为医保体系节省数万欧元支出。

对于各国医疗系统而言，这意味着患者有机会获得更多治疗选择，同时减轻医保负担。

全球医药版图正在重塑

过去几十年，全球创新药市场长期由美国和欧洲主导。

如今，中国正在快速追赶，并逐渐成为影响全球医药创新格局的重要力量。

法国专家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科研人才储备、成熟的产业体系以及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这些都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原料药生产大国，到创新药研发强国，再到全球癌症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经历一次深刻转型。

而在癌症等重大疾病领域，更多创新药物的出现，也意味着全球患者将拥有更多希望与选择。

正如法国专家所评价的那样，中国已经不只是制造药物，而是在参与创造未来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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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的各方面复兴

这个是对岸蛙岛多一百年都成就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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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或许终于来到了“破局时刻”。

破局时刻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曾提出国家竞争的四大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与竞争。映射到中国，我们齐全的供应链、产业集群度、技术人才、广阔市场、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了强大的国家竞争力。

然而，当中国真正进入产业创新的“破局时刻”，出现明显区别于这四大要素的特征。

◎ 首先，中国产业已进入“互锁式创新飞轮”的正循环。

2025年，美国知名智库“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提出“互锁式创新飞轮（Interlocking Innovation Flywheels）”的概念，认为中国制造真正的“撒手锏”是系统级的生态重叠。

张雪机车输了 但“中国速度”已经刹不住车了

如果将一个国家的工业与科技发展比作拼一幅巨大的拼图，每掌握一项技术、建起一座工厂、打通一个供应链，就等于手里多了一块拼图，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这些拼图是散落的、孤立的。

然而，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技术、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激光雷达、工业机器人和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整合了相邻领域的技术能力，从而推动不同领域进一步实现创新。

张雪机车输了 但“中国速度”已经刹不住车了

工人正在赶制半导体微纳器件订单

这个现象在供应链端表现为“同源供给”，即下游可以跨界调用上游技术，甚至能要求上游进行定制化开发，兼具标准化和定制化。如宁德时代的电池，可以同时为电动车、消费电子和储能供货。这意味着供应链密度和定制化，将创新的试错成本压缩到极致。

◎ 其次是开始掌握“生产定义权”。

制造业追求的是极致的效率和极致的成本，供应链高效协同的本质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跃迁。而最让美国智库感到恐慌的是中国在生产效率上的怪兽级成长速度。USCC在报告中写道：

2016年大多数中国工厂的自动化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化几乎为零。但在2023年，中国工厂的机器人数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最新研究表明：工厂机器人自动化后，TFP将直接提高10%，这个数字意味着一场技术革命。

在吴晓波老师看来，中国正尝试定义“工业5.0”——AI大脑、机器人、工业互联网三者融合，创造出新的工业语言。当美国智库们还在报告中认真分析中国的“黑灯工厂”“灯塔工厂”时，头部企业已经落地“智能体工厂”了，AI大脑成了核心，融入底层生产架构中，而非简单提效和将AI作为附属功能。

这很像当年日德制造业的破局，背后都伴随着一整套载入教科书的生产制度——美国的“福特制”定义了20世纪初的流水线和规模化生产；丰田“精益制造”定义了质量效率；德国先是定义了精密制造，后定义了“柔性制造”。

而“破局时刻”的底层，是中国迎来“深度技能人才红利”的释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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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车间里的生产线

中国真正在全球断档式领先的能力，实际上是30年来所建立的系统化、规模化、产业化的深度技能人才库（如工程师、AI研究员）。前段时间苹果的库克说了句心里话：“在美国召集工程师开会可能连一个会议室都坐不满，但在中国前来的工程师数量足以填满好几个足球场。”

“深度技能人才”还包括一类特殊群体：技术型创始人。2000年前，叱咤中国商界的企业创始人大多业务出身，一身是胆。但2000年后，随着高等教育普及，技术型创始人占据了创业生态位。他们在创新上更激进，在产品上更精益求精，便慢慢形成了“技术型创始人红利”。而欧美成熟大公司，由于追求股价和市场份额稳定，最后往往由财务或供应链出身的人接班，对技术创新反而愈发保守。

“德国制造”崛起，就是享受到了创始人和工程师双重红利，如西门子、R·博士、蔡司、阿贝、肖特都是身兼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多重角色人才。而德国在19世纪末实行教育双元体制，用近30年的时间孕育出工程师文化，并享受了很长的红利期：二战摧毁了德国的纳粹、战争机器和城市，但没有打断制造业的“文脉”，这促使战后德国工业迅速恢复。

破局产品

产业创新端的“破局时刻”奠定了基础，但想让一国制造获得全球消费者的认可，并非靠“解释”，而是需要创造出几款看得见、摸得着，能让消费者尖叫的产品。我们将其称为“破局产品”，并总结了特点：

第一，技术的颠覆性。第二，体验的流行性。第三，生活方式的定义权。

19世纪的德国，依靠莱卡为代表光学精密和奔驰为代表的内燃机，占据了汽车生态位的顶端，成为高端制造的代名词；

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的扭转或许归功于通用电气和苹果公司——前者是美式生活的塑造者，通过冰箱、洗碗机、洗衣机等家庭产品，定义了现代生活标准，后者则制定了全球数字规则；

日本制造是在20世纪中叶崛起的，遵循产品微型化和轻量化的思路，创造了随身听、任天堂游戏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向全世界输出了流行文化。

张雪机车输了 但“中国速度”已经刹不住车了

2014年，日本大阪，一家商店的游戏专区

这三个标准对应了中国产品的扭转口碑的关键：用硬科技打破垄断，用场景创新打爆市场，用技术平权打造生活方式。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破局产品是什么？

新能源车便是一个典型的“破局时刻”下的“破局产品”。首先，它是连接无数前沿技术和产业的超级中枢：互联网、激光雷达、“三电”、大模型都是产业重叠、智能工厂生产下的产物。而这门产业的掌门人，基本都是真正进入生产一线的“创一代”。

在体验层面，领先智驾系统提供了丰富的驾驶乐趣和休闲娱乐，汽车被重新定义为“移动的家”，不禁让海外消费者惊呼燃油车已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尽管如此，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破局产品目前仍是“模糊”的，主要还是缺乏概念的原创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智能化技术是最大变量和优势，它能把消费硬件变成智能硬件（无人机、AI眼镜、机器人），也让笨重的家用电器装上了“中央大脑”。

TOP创新区研究院把不少中国企业比喻成“科技瑞士军刀”，认为当“智能手机+四个轮子=智能汽车”“大模型+机械结构=具身智能机器人”时，掌握了电池、电机、传感器、AI芯片和操作系统这套“通用硬件+软件体系”的中国企业，像乐高一样，可以随意切换赛道。中国最终孵化出真正的“破局产品”，亦是指日可待。

张雪机车输了 但“中国速度”已经刹不住车了

智能机器人为游客提供导览服务

品牌扭转，只需一代人

当核心产业来迎来“破局时刻”，市场上孵化出“破局产品”，也意味着中国形成自己的“Know—how”（专有知识和能力）。

在跨国成本极高的旧全球化时期，西方国家构建了“知识管道”——把研发、设计、生产管理这套核心的“Know—how”死死锁在国内工厂，垄断了全球最先进的知识，这为他们创造了超额利润。

信息技术出现后，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SOP中的一环，但跨国公司追求极致的成本，也意味着在这条知识管道中“Know—how”被不断外包和极致切割。最终，西方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甚至发现，在工程师红利和供应链微创新下，中国居然成为了“Know—how”的新源头。

所以近年来，西方国家试图用联盟和关税切断原有的“知识管道”，而中国被迫应对方式是，重新铺设自己的“知识管道”。中国制造的目标和竞争力不再是“出口商品”，而是产能和知识双出海背景下的“全球治理”：一方面思考如何把研发、品牌、算法底座留在国内，另一方面思考如何分享知识，打造新的利益共享机制。

所以，出海成为如今中国企业的主流叙事。而在出海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不可避免地受到固有观念的挑战——“烂口碑”的历史遗留问题。

张雪机车输了 但“中国速度”已经刹不住车了

一艘装载外贸集装箱的货轮驶离港口

但巧合的是，纵观制造强国的历史， 只需要一代人（即25年至30年），就能完成口碑扭转。

德国制造曾是仿制品的代名词，刀具品牌“双立人”的诞生地索林根，曾疯狂仿制英国品牌。为此，在1887年，英国通过了带有歧视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凡从德国进口的产品标注必须标注“德国制造”，以抵御以刀具等德国仿制品冲击市场。但“德国制造”仅用了20多年，就在欧洲新一代消费者眼里成为高品质的象征。

“日本制造”口碑的逆转，同样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二战前后，“日本制造”一直是地摊货的代表，皮薄易坏。但从1970年代起，日本制造迎来关键十年，产业结构、出口扩张、管理创新、技术突破、全球竞争力全面跃升。当美国老一辈还开着大排量的“油老虎”喷两句日本货，新一代的消费者却开着小排量、低油耗的丰田车，用索尼、松下的随身听听歌。

上一代人认为“某国制造”是垃圾，但他们的子女或许正好处在“某国制造”的产业变革节点，通过接触到“破局产品”，观念得以扭转。

自中国加入WTO开启商品全球化以来，中国制造被当时主力消费者视为“廉价”的代名词，尚能理解，因为我们仍在旧的全球产业分工秩序中。

但这群消费者的子女，是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Z世代”和2010年后出生的“α世代”。当全球化的“中国制造”经历一代人的洗礼，来到2025年至2030年时，“α世代”进入消费世界，而“Z世代”普遍在20岁到35岁，这个时间跨度，恰好覆盖为新技术、新概念、流行文化买单的黄金年龄，和家庭性消费最旺盛的年龄。对于他们来说，那时的“中国制造”就是创新、智能和高性价比的代名词。

上一代人的偏见是旧产业秩序的护城河，而下一代人的尝鲜是新秩序破局的利刃。中国制造已不再是跟随者，而是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用惊艳的产品和理念去定义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