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數十年間所出版的原始資料,已經改變了佛教研究的面貌。現存最早的佛教文稿——犍陀羅文稿——揭示了印度西北地區,或是所謂的法藏部文本傳統。最近確認的文本,讓人得以了解正量部或Pudgalavadin(正量部的一支)傳統。從吉爾吉特出土的《長阿含經》,也使得說一切有部的經典更加豐富....我所提及的研究進展,大都屬於專家領域。宗教系學生或一般大眾所用的教科書和所學的歷史,卻是遠遠落於其後...許多過去被認定為事實或是基礎的項目,都已不再如此。重新修訂佛教史乃是當務之急。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繼續研究原始資料,同時也要將我們研究結果,以容易趨近的方式呈現出來,並且不斷地讓別人審評我們的推測和研究範疇,而我們也必需覺知到自己所知是多麼的有限——以及還有多少正待學習。”--摘自彼德.史基伶(Peter Skilling)的 讲座内容,他是尼泊爾倫毗尼國際研究中心的委員,泰國曼谷國立朱拉隆功大學的特殊講師,也是曼谷貝葉經基金會(Fragile Palm Leaves Foundation)的創始人,其基金會的宗旨在保存、研究和出版東南亞地區的佛教文獻
现存最古老的佛经手搞一览
以下资料皆由网路搜寻而得,在这里汇集成帖方便我们学习和还原部分的佛教历史原貌。若有发现其他值得学习的资讯,LZ欢迎诸位同修补充上来。谢谢抽空阅读,南无阿弥陀佛!
1.《树皮手稿:世界上遗存的最古老的佛经》
慕尼黑大学印度研究院的学者们在慕尼黑着手研究拥有2000年历史的印度佛教徒资料,最近才初见端倪。这些珍贵的手稿产出了大量举世瞩目的发现。 世界上遗存的最古老的佛经,被保存在长卷桦树皮里,它用犍陀罗语写成,这是一种现已失传已久的早期印度地方语系。这些树皮卷轴发源于如古印度王国犍陀罗等地,就是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
由于研究者们对早期佛教历史感兴趣,这些手稿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轰动的发现。原因如下:第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年龄,有很多文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世纪,它们的内容是至今为止印度佛教文学最古老的列证。但是对专家而言,它们的内容同样具有吸引力。这些文本文本为我们研究一种失传已久的文字传统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们帮助研究者重建印度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此外,树皮卷证实了佛教从犍陀罗地区向中亚和中国传播发展的重要位置。
在慕尼黑大学一支由印度学者哈特曼教授(Jens-Uwe Hartmann)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哈利.福克教授(Harry Falk)领导的研究小组刚刚开始进行手稿编辑的艰巨任务。 大部分遗存的文本只是一些碎片,必须首先收集和重新组装。此艰巨的任务计划在21年内完成。巴伐利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院接受了学院项目的860万欧元资助,该项目由德国科学和人文科学学院联合会主办,这也是联邦共和国在人文学科领域进行的最大研究项目之一。
2.世界现存最早佛教文献:大英图书馆所藏犍陀罗语《法句经》
(图片转自另一网站: Dharmapada Sutra)
1994年所发现的公元30年时期的犍陀罗语《法句经》堪称世界现存最早的佛教原文献,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故名:伦敦版《法句经》)与1892年于中国和田发现的和田版《法句经》交相辉映,打破了巴利文《法句经》独霸一方的局面。德国美茵茨大学朱奕博士于5月21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作了题为《世界现存最早佛教手稿——大英图书馆犍陀罗语<法句经>》的演讲,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所长陈卫平教授主持。朱奕博士首先介绍了《法句经》的内容,即是唯一一部由佛陀亲口传述的经书。在世界上已存的中、梵、巴利、藏、犍陀罗这五种语言古籍版本中,1994年在阿富汗东部发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犍陀罗语《法句经》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同时也是最残缺的版本。
3.世界现存最早佛教文献——大英图书馆所藏犍陀罗语《法句经》
伦敦版《法句经》成书年代为公元一世纪早期,大约公元 10至30年间,由大英图书馆于1994年在阿富汗东部Hadda附近的沙漠中发现。正是由于大漠之地的特殊地理与气候环境提供了犍陀罗语《法句经》完好封存近二千年、如今得以重见天日的机会。在发现藏有伦敦版《法句经》的陶罐中共有 29件桦树皮残片写本,包含大约23篇犍陀罗语文献。通过该《法句经》残卷与梵文、汉文和巴利文的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文本之间的影响与传承,而差异处又反映了时间、地域、部派对此的作用。这批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已由大英图书馆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于 1998年合作组建的早期佛教写本研究小组(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Project)陆续整理出版。它与1892年于中国和田发现的和田版《法句经》交相辉映,打破了巴利文《法句经》独霸一方的局面。
4.存于峨眉山《万年寺》的古老梵文贝叶经
用梵文将佛经刻记于生长在印度热带雨林中的贝多罗树叶之上的一抨经书,书长50厘米、宽12.5厘米,共246页,上书《佛经》69777字, 为《尊益阿含经》全部经文。具有“不柱虫,不霉变,不千碎”等特点。 此文物为缅甸国王所赠,据《峨山志》等古史料记载:大明嘉靖年间,高僧别传大师去缅甸参学。精勤研究佛学十载。受到缅甸国王的尊重。并拜别传为国师,别传慧德圆满返回时。国王将此“贝叶经”御赠别传,保存于峨眉山。视为佛门珍品。
5.《日本学者在阿富汗巴米扬遗迹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佛经抄本》
日本佛教大学教授日前在阿富汗巴米扬遗迹中发现了世界最古老的佛经抄本,这比约百年前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佛经抄本要早三百年。
日本佛教大学佛教学教授松田和信日前的调查发现,在阿富汗中部的世界遗产巴米扬遗迹发现的佛教经典抄本中,包括了据认为是2至3世纪期间抄写的大乘佛教经典之一的《贤劫经》。20世纪初曾在中国新疆发现5至6世纪时的大乘佛教经典的抄本,这次的发现将记录提早了约300年,可谓世界上最古老的抄本。
据松田教授称,《贤劫经》的抄本是90年代从巴米扬的石窟寺遗迹发现的,被挪威一位收藏家保存。抄写在椰树叶上的经典断片共20多片,最长约10厘米。经书使用的是从北印度至中亚广泛使用的犍陀罗俗语,用古印度文字记载。此次是通过这一文字和经典的内容判明年代的。
抄本据说是对大乘佛教修行者开悟所需的六种修行“六波罗蜜”的说明,抄本还记载了从过去至现世出现的千佛名号及家谱。
6.《辽宁旅顺发现1709年前的世界最早汉文佛经》
今天,由旅顺博物馆和日本龙谷大学联合主办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大连瑞士酒店召开。这个会议之所以吸引来自新疆、北京等地以及日本、德国等海内外40余名专家、学者的参与和关注,是因为迄今世界上最早明确纪年的汉文佛经——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诸佛要集经”残片的新发现,为研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 少量流传至今署有确切年代的古代佛经写本中,迄今尚未发现早于公元296年的佛经写本。因此这件抄于“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即为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汉文佛经写本。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年这件写经残卷问世以来只有极少的人见过实物。I
...这些佛经残片出土时是一堆粘连着泥土和杂物的纸屑。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后期,旅顺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理工作。在这次中日双方合作的近3年时间里,馆内参与人员克服了各种困难,在以往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在使用传统的针锥、镊子、竹签等工具之外,运用上了计算机、数码相机等现代技术。研究人员将佛经残片上的文字逐一输入计算机,通过专用软件进行检索,才能初步判断部分佛经残片内容。在已整理过的23832片汉文佛经残写本中,已经初步确认13000片佛经写本的内容分别出自502部佛教经典。
...除了上述主要成果外, 还发现了署有“承阳三年”款的《菩萨忏悔文》等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佛经写本。通过此次合作整理和研究,不仅基本掌握了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的基本内容,而且在佛经残片数量上,旅顺博物馆已是世界上收藏同类藏品数量最多的博物馆。 这一新发现具有多重意义:首先是使人们对这件世界最早纪年佛经卷的实物有了真实的了解。其次是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在佛教传播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此外,还在汉字经文书写风格演变和造纸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7.《世界最早汉文佛经》
一部已失踪近一个世纪的汉文佛经实物残片在旅顺被发现,中日两国文博专家认为,这件被发现的实物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汉文佛经。 昨日,旅顺博物馆首次向媒体公开了这一阶段性研究成果。
...据旅顺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一成果得益于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的一项合作。经过双方人员的共同努力,目前已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特别是迄今世界上最早明确纪年的汉文佛经———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诸佛要集经”残片的新发现,为研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两国的文博专家认为,流传至今的古代佛经卷,虽然有少数署有确切的年代,但至今尚未发现早于公元296年的佛经卷。因此这件“诸佛要集经”残卷,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明确纪年的汉文佛经,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汉文佛经。
本帖最后由 谷成 于 20-7-2013 12:31 PM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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